0年10月搬到四川南溪李庄。这期间，傅斯年仍组织团队在云南、四川、河西走廊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他们的工作引进了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在史学专业化的基础上，促进跨学科的合作，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25
第6节：
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与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之间有着各种紧密关系。比如，1930年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留美回国后，便成为史语所考古组的重要一员；1932年梁思成被聘为史语所通讯研究员；1935年梁思成专门随梁思永一起去安阳参观史语所的考古发掘（图4）；1939年刘敦桢与史语所研究员董作宾、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研究员高平子合作，在《中国研究院专刊》上发表了《周公测景台调查报告》；1940年，因抗战爆发而转移到昆明的营造学社被合并入同样迁到昆明的史语所，并跟随它再次迁到四川李庄；1941—1943年，营造学社成员与史语所合作进行过一系列田野调查及考古发掘；梁思成在1944年写出的《中国建筑史》初稿和1946年写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关于“上古”建筑，唯一的实物证据就是史语所在殷墟发掘出的宫殿和墓葬遗址，等等。总之，我们可以肯定，自1931年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带领同仁们展开随后十几年的中国古建筑遗物田野调查，其对实物史料的重视态度、工作方法和一些史料的获得，有来自史语所的影响。┳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当然，在谈到梁思成及其同仁注重田野调查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西方史学发展，以及一批外国汉学家、考古学家在中国的工作对他们的影响。西方的建筑史、艺术史研究自18世纪引入考古学后取得迅猛发展，其影响在19世纪末扩及日本。这些对于曾留学美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及留学日本的刘敦桢来说本不陌生。自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如瑞典的喜仁龙（OsvaldSiren）、德国的伯尔西曼（ErnstBoerschmann）、法国的伯希和等，已经在中国积极考察各种实物史料（图5）。而日本学者们（如伊东忠太、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等）则更是在文献研究和实物调查两方面取得了扎实成就。其中伊东忠太1925年出版的《支那建筑史》，集他二十余年对中国建筑的调查研究，对南北朝以前的多种类型建筑有系统的叙述，有力驳斥了西方建筑史家对中国建筑的偏见。该书中译本名为《中国建筑史》，于1937年出版，由陈清泉译，梁思成校订。1929年伊东忠太还和关野贞、冢本靖出版了《支那建筑》图集，汇集了三人在中国各地拍摄的三百多幅中国建筑照片，等等。26这些成果都对梁思成及其同仁产生影响，既为他们开展研究提供了一些知识基础和调查线索，也促成他们“急起直追”（林徽因语）的紧迫感。
总之，梁思成1931年加入营造学社后，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进行实地调查古建筑遗物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确实有开创性。但从广义上讲，这种方法在1920—1930年代中国的史学领域中，以及外国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已经蔚然成风。中国史学自20世纪初开始，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呈现出一个不断科学化的趋势。我们可以说梁思成及其同仁于1931年展开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梁思成在1932年第一篇建筑遗物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绪言”中的开篇文字，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史学引进科学方法论的“时代精神”的积极响应，也是对营造学社接下来十几年开展中国古建筑调查工作的宣言：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形美术（Plasticart）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
造形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27
第7节：二、从结论到证据
二、从结论到证据
既已确定要展开田野调查，紧接着的问题就是：中国古建筑遗物种类、数量繁多，散落在大江南北，去找什么，如何去找？据梁思成1958年的回忆，他在1930年代展开的古建筑调查计划中，有对现实因素的考虑：
中国建筑需要调查的很多。我们当时是有意识地搞古。木建筑很难保存，因此尽先把古代记录下来，先古后今，先木后砧。而且因为正是“九一八”以后，日本人可能很快打进来，所以先北方，后南方。物以稀为贵，当时怕火、怕水、怕拆、怕打仗，先搞古是对的28
当然，在现实因素考虑外，他们还有理论上的准备。1932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以下简称《特征》）和梁思成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是二位最早的两篇建筑论文，非常全面地展现出他们的思想。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知识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书本资料，这包括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建筑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古典文献，其中有梁思成在1931年集中研读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一些民间“算例”，还有尚未完全破解的宋《营造法式》；二是有限的古建筑实地考察，恐怕仅集中在沈阳和北平两地的明清建筑，尤其是研读《工程做法则例》时，频频求教于老木匠，并参照北平紫禁城所学到的知识。梁思成首次对明清以前建筑的实地考察—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测绘，是在梁思成、林徽因这两篇论文发表一个月后，即1932年4月。简言之，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中国古建筑历史演化的知识大多来自书本。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令人吃惊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两篇论文已经描绘出一个非常完整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观念框架了。他们才刚刚开始上路，就已经很清楚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如何评判，甚至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了。
林徽因《特征》的开头，经常被国内学者援引，被认为是针对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的偏见，提出了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情结的价值判断：
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他两系—印度及亚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大凡一系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参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29
林徽因认为更独特的是，产生这种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在宗教、思想、政治组织上并不缺乏变化，其间更有多次与外族的和平接触和武力争斗。那么，“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初形，会如此的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在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紧接着，林徽因批驳那种认为中国建筑“低劣幼稚”的观点，实际上“起于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常作浮躁轻率的结论，以致影响到中国人自己对本国艺术发生极过当的怀疑乃至于鄙薄”。林提到的西人“浮躁轻率的结论”，主要是指当时在西方流行的英国建筑史家福格森（JamesFergusson）和弗莱彻尔（BanisterFletcher）的观点。两人都只能欣赏中国建筑的色彩和装饰，而无视其他价值。而且两人都仅把中国建筑看作一种固定风格，不认为它有历史演变的过程，即中国建筑为“非历史的建筑”。30
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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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的这部分文字，读起来确实清晰有力，但观点并非她首创。七年前伊东忠太在《支那建筑史》第一章“总论”的第一节“中国建筑之位置”中，就将世界建筑分为“东西二派”，又将东方建筑分为中国、印度、回教三大体系。他很清楚地指出，在这三大体系中，印度系自回教传入以来有巨大改变，古代形式已不复存在，回教系本身今天“极其不振”，“仅存其残迹而已”，而相形之下：
中国系之建筑，为汉民族所创建。以中国本部为中心，南及安南交趾支那，北含蒙古，西含新疆，东含日本其艺术究历几万年虽不可知，而其历史，实异常之古。绵延至于今日，仍保存中国古代之特色，而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殊堪惊叹。
东洋三大艺术中，仍能保持生命，雄视世界之一隅者，中国艺术也。31
紧接着，伊东忠太在第二节“外人眼中之中国建筑”中，专门分析了西方人因观念、知识、语言、阅历所限，“关于中国建筑之记述，悉属孟浪杜撰者”。他还特别列举了福格森的“妄论”和弗莱彻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