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原名李绅泰，四川宜宾人。她性格刚强，富有正义感。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了极强的斗争精神。曾经多次带领同学们举行爱国学生运动和反封建礼教的斗争。1926年入党，10月份被党组织保送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赵一曼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为了革命、为了祖国她可以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赵一曼离开武汉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一年的９月，她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去苏联途中，她与同去东方大学学习的黄埔军校学生陈达邦相识，在学习期间经组织批准，两人在苏结婚。但一年后，由于国内急需搞地下工作的优秀干部，赵一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告别陈达邦回国，此时，她已有５个月身孕了。
回国后，赵一曼被党中央派到宜昌从事地下工作。在那里，她生下了儿子宁儿。做了母亲后的赵一曼并没有耽误为党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带着儿子从宜昌到南昌，再从南昌到九江，又从九江到上海，其间的经历绝不是一句“艰难困苦”所能说完的（她带着儿子要过饭，被敌人追捕过，还曾在儿子的脖子上套一个草圈假装沿街叫卖孩子）。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得到党组织的批准。临行，她将儿子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哥哥家里，然后硬着心肠流着泪离开了向她扑过来的儿子，到东北去了。 到东北后，赵一曼先后在沈阳和哈尔滨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工作。1934年春，经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和她谈话后，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我游击区展开工作。
在游击区工作期间，赵一曼以坚毅果敢、平易近人而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抗联老战士梁铭岫回忆说：“那是1935年２月，当时我刚满13岁。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中午，一支抗联队伍开进了我的家乡——珠河县刘家村，只见一位２０多岁身背长筒猎枪，步态轻盈的女同志走在前面。她身穿一件没吊面的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系着腰带，头戴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短发露在外面，黑里透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女长官’，还说她和赵尚志司令是亲兄妹。她知道以后便在大会上解释说：“乡亲们，请大家不要叫我‘女长官’，我们抗联同志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到一起的，没有什么长官，全是同志，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东北抗日烈士传》一书中讲的有关赵一曼夺枪和运枪的两个小故事就很能反映出赵一曼点子多、考虑问题周到的特点：
“在帽儿山车站的公路线上，设有伪军的一些哨所，是我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搞掉这些哨所是抗日斗争的当务之急，又能给我部队补给武器。一曼同志为此精心策划出了一套完整的办法：由雷炎同志带一把砍刀和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打先锋，一曼同志和另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在夜间逐个端敌人的哨所，每到一个哨所，敌哨兵未发现就先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共乘敌军熟睡时进入哨所抓俘虏、缴枪械、割断电话线；敌哨兵发现时，雷炎同志就地蹲着装解手，一按皮球就会发出噼噼啦啦似的拉肚子的声音，待敌哨兵放松警备或转身时，再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再抓俘虏、缴枪支、割电话线……”
“一次中心县委设法从伪军处买了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因为敌人盘查严而无法运出。一曼同志和另一女战士小沙主动接受了转运这批武器的任务。他们到交接地点领到武器，用油布、油纸包起来，放进了马拉的大粪车中，直接向城门赶去。车到城门卡，日军捂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乱翻乱搜的伪军见是大粪车，也喊着“快走！快走！”车老板猛加几鞭，粪车也就出了城。武器很快转到部队了。”
赵一曼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在敌人那里也挂了号的。在当年的《大北新报》和《哈尔滨日报》上都登有《###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1935年秋，也就是在日伪对我珠河根据地“###”最残酷的时候，赵一曼挑起了中共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和第３军第２团政委的重担。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赵一曼和二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沟里，随后在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们都没有突围出去的机会。直到天黑下来以后，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说：现在机会到了，你带领部队和伤员突围吧，我带一班掩护。
王团长说：这怎么行？你是女的，你先走，我掩护！
赵一曼说：什么男的女的！快！你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
这样王团长带着部队在赵一曼等人的掩护下，突围出去了。赵一曼等在完成任务后撤出时，与敌人遭遇了。在这次遭遇中，赵一曼的大腿部被击中，而且是贯通伤！于是，她只好带着其他３名同志在珠河县第３区春秋岭的一个农民家里养伤。想等伤势轻一些后再去找部队。但是，就在她住下没几天以后，敌人便得到了这一消息，并由第３区###队队长张福兴亲自带着全副武装的伪军前来抓他们。在与伪军的搏斗中，赵一曼左腕又中一枪，昏迷后被俘。
白山黑水间的巾帼英雄（2）
在伪警务厅，赵一曼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审问，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直到她大腿的枪伤化浓后，才把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禁闭起来。但即使是在医院里，他们每天也都要来审问赵一曼。
在对赵一曼用尽了酷刑仍未能获得任何东西之后，敌人彻底绝望了。８月１日，他们把赵一曼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想到了他幼小的儿子。她向敌人要来纸笔，留下了给儿子的遗言：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８月２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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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建奇功的敌后武工队（1）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敌后军民为扭转反“扫荡”的被动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创造出了全能的敌后武工队。即当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蚕食”时，根据地军民也以部分力量深入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锄掉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伪军、伪组织的成员反正，或引导他们在适当范围内为人民做些工作。这部分人民武装力最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活动的武装工作队。
1942年初，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的八路军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士气低落、伪军恐慌动摇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普遍组建敌后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打击并分化瓦解日伪军，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打破日伪军的“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每个武工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占区，以军事斗争同###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地向群众开展宣传，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展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形成“隐蔽根据地”，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在敌人的碉堡附近，常能听到武工队员开展政治攻势的声音。武工队员还访问伪军家属，要他们转告自己的亲属早日弃恶从善。日、伪军抢粮时，武工队员及时出现，帮助群众进行抵抗，夺回粮食。这样，日军在所谓的“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
1943年是敌后武工队最活跃的一年。年初，山东军区和115师就派出600余人，组建了43个敌后武装工作队。敌后武工队是在根据地、敌占区或边沿地区进行隐蔽斗争的有效形式。它立足于边沿游击区（即敌占区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地区），并逐步深入到敌占区，是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精悍的武装斗争组织。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罗荣桓提出，要尽量挑选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担任武工队的领导。武工队员要经过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既能打仗，又能与汉奸、特务作隐蔽斗争，既能宣传、组织群众，也能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插入敌后的方法是，首先建立关系户，取得立足点，造成小部队进行活动的便利条件；然后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工作上则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进而以合法形式与名义，组织秘密的群众抗日斗争。
“敌后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日伪军抢老百姓的粮食。当时敌占区的大多数人都要交双份粮税，一份交给“皇军”，一份当作“国税”交给伪军和汉奸。同时伪政权的工作人员又趁火打劫，从中盘剥，害得穷苦百姓腹空肠断。武工队深入这些地区后，迅速在群众中进行串联，搞“不资敌公约”，即借用群众习惯的传统形式搞起来的一个反“征粮”合同。由于当时群众受够了日伪军抢粮的苦头，一旦有八路军武工队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