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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途深深（7）
1925年冬，鉴于国民党“二大”即将召开，兼任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建议*中央采取联合左派的策略，把右派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毛泽东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对陈独秀的长子、*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算了一笔账：“出席二大的代表278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有168人，中派有65人，右派仅45人。如果我们现在不利用这个好形势，将来只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损失。”
陈延年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联名上书中央。
他的表态非同小可。*广东区委，又称两广区委，当时管辖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党员人数占全党人数的35％左右，又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在党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泽东、陈延年的提议被陈独秀否决。他在会见孙科、叶楚伧、邵元冲时说：“国民党二大新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要把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去，这样才能团结国民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要超过三分之一。”陈独秀还亲自写信给*广东区委，命令在选举时要推选戴季陶、孙科、蒋介石等右派分子参加“二大”。
陈独秀的指示遭到广州方面的抵制。
一时间，沪粤两地中央委员处于顶牛状态，必须派人到广东说服这些反对派。陈独秀想亲自出马，但他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不便出席国民党“二大”；瞿秋白是合适的人选，但他刚刚与戴季陶进行了激烈的笔战，而且不同意采取妥协政策。考虑来考虑去，只有张国焘比较合适，他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在*党内资格老、组织能力强。陈独秀一方面任命张国焘为*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党团书记，催促动身赴粤，另一方面致信广东区委，要求尽量延后“二大”会期。
临行前，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交给张国焘，反复叮嘱：“现在是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因此在统一战线上应采取让步政策。”
12月下旬，张国焘抵达广州，首先找到鲍罗廷，通报陈独秀的决定。鲍罗廷对*中央的退让政策表示反感，质问张国焘：“广东方面已经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为什么又要将他们请回来？”
随后，鲍罗廷约张国焘、陈延年等开会。鲍罗廷在会上再次指出：“国民党左派与*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
陈延年赞成鲍罗廷的意见：“*中央与孙、叶、邵等人所取得的协议，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
张国焘举出拒绝的理由：“*还处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你们奉行的苦力主义要不得。我们不要埋头为国民党抬‘轿子’，更不要做国民党的‘姨太太’。”陈延年尖刻地说。
“不要将*中央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针对陈延年的指责，张国焘强调说：“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谋求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你们不应该要求修改政策，而应切实执行政策。”
歧途深深（8）
接着，张国焘主持召开临时党的会议，把陈独秀的信传给大家看，说：“仲甫的意见，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选举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这样才能团结国民党。”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陈延年、聂荣臻、萧楚女、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十余人，都是中央委员或各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信件，引起会场哗然。
陈延年把父亲的政策称为安抚主义，说：“蒋介石是乱世之奸雄，不是喜欢哭闹的孩子，安抚就是示弱！”
不怕鬼，不信邪，是毛泽东的特点。尽管有陈独秀的信件和张国焘的开场白，他还是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反对意见：“出席二大的代表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人数接近三分之二，如果我们联合中派，完全可以彻底地孤立右派。”
张国焘看风向呈一边倒的架势，板着四方脸，宣布：*在国民党二大的基本立场，已经确定，这就是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实行让步，恢复已经被孙中山开除党籍的谢持、邹鲁等老右派的中央委员资格。
会场上群情激动，很多人举手要求发言。
张国焘确有处理棘手问题的魄力。他不容许发言，径自作出会议结论：“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要团结国民党内各种人，包括容许右派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这不只是仲甫的个人意见，也是我们中央局的意见，执行这个意见事关党的纪律。”
剩下的话，他没有继续说。与会者都明白，同意退让政策就是执行纪律，否则就是违抗纪律，将受到制裁。
要求与*联手驱逐右派的还有当时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自居的汪精卫。
国民党“二大”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前，汪精卫约张国焘在鲍罗廷处会谈。汪精卫拿出了一张预拟的二届中央执委名单，征求他们意见，希望得到*的支持。
张国焘细看了这张名单，名单中左派和与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右派除孙科外，叶楚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在中委之中，*党员除第一届已有的全部列入外，新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这本来是一个扩大左派和共产党中委名额、打击右派势力的方案，但张国焘认为这份名单未尊重*中央争取中派（实质上是右派）的意见。他说：“国民党内部的事，我不便多说，但*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合*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执委名额的原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瞿秋白和张先生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
张国焘仍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执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么*党员也退出几个，是公平合理的。”
正是由于这种退让政策，1926年1月1日至19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新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7名，仅为五分之一；在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党员只有1人，占总数的十二分之一。
对于*的退让政策，国民党左派人士非常不理解，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含着眼泪一再追问周恩来：“太可惜了！为什么？为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只是一名军长的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委，还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军的总监。这就为他篡夺领导权埋下了隐患。
歧途深深（9）
毛泽东后来谈到国民党“二大”时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右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3个月后，张国焘再次驾临羊城，任务还是平息争端。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无中生有地诬蔑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意欲劫持他离开广州，以此为借口，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在广州实行*，软禁了大批共产党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将策动叛乱的脏水泼在中国共产党头上。他还想借此打击与*保持亲密关系的汪精卫。
一石二鸟之计，其实用得既不高明，也没选对时间。
事件发生的当晚，在粤的*领导人纷纷赶到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住所，商量对策。
毛泽东向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建议：“应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其党籍。”
季山嘉问陈延年、周恩来：“你们是什么意见？”
陈延年、周恩来赞成毛泽东反击的主张，并列举了三个有利条件：
一、广州的国民党部队有6个军，其中有5个军的军长与蒋介石有矛盾。
二、蒋介石只能掌握其第一军，在第一军，政工骨干都是共产党员，可以影响和控制大部分师团。
三、*直接指挥的武装力量也比较雄厚，在黄埔军校有500余学兵，同时还直接掌握了叶挺独立团。
季山嘉与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后不敢贸然行事：“反击蒋介石是件大事，弄不好会使国共统一战线破裂，需要由上海中央局做出决定。而且此事重大，要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
反击建议紧急呈报给陈独秀，又遭到拒绝。他回电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不能用简单惩罚蒋介石的办法来解决事端”，“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他对张国焘上次广州之行十分满意，决定再次派他入粤：“你去一下广州。现在还不清楚国际的态度，广州区委不能冒冒失失与蒋介石搞僵，要设法阻止群众上街抗议示威，那样只会把蒋介石推到军阀一边。”
“你的意见是不是说，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对蒋介石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矫正广州同志们一直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张国焘想摸清陈独秀的底线。
根本不需要摸，陈独秀自己说得明明白白：“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除了妥协之外，实无他途可循！”
4月2日，广州文明路，张国焘主持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局的决定：撤回第一军所有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