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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何等聪明的人，他对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人说：“他有一句话没有说，就是希望我们组织布尔什维克党。”
维经斯基的京沪之行，加快了南陈北李建党的步伐。陈独秀说干就干，开始物色第一批成员，起草党章党纲。这时，他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该取什么名字？是叫中国社会党好，还是叫中国共产党好呢？陈独秀拿不定主意。每到陈独秀犯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李大钊。他一向佩服李大钊思想上的谨严、缜密和深邃。
1920年8月，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受陈独秀之托来到红楼。
“李先生，仲甫要我专程向你请教一件事，还说这事在北大只能与李先生谈。”
李大钊问：“什么事这么神秘？”
“仲甫问即将成立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好？”
“他不是已经取名了吗？”李大钊有些疑惑，他拿出《新青年》第八卷，翻出第一期陈独秀文章中的一段话：“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究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国家出现的一日。”
张申府问：“你觉得叫社会党妥吗？”
李大钊态度坚定地说：“我认为叫共产党好，原因在于我们信奉的是*主义，*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陈独秀听从了李大钊建议，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陈独秀将上海发起组的党纲送给李大钊指正。李大钊与张国焘商量后，写信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同时加快了北京小组的筹建步伐。
北大图书馆有两间宽敞的房间，名叫“亢慕义斋”。这四个字读起来拗口且不说，还晦涩难懂，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这又是李大钊的一个创造，亢慕义斋即MUNI*——共产主义的音译。1920年9月，李大钊在亢慕义斋组建了中国第二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最早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三个人是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
南开才女刘清扬为避免张国焘的感情纠葛，婉拒李大钊的邀请，没有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留下终生的遗憾。（略）
没有仪式，没有歌声，没有标语，只有一束早已枯干的花朵作为装饰。13个年龄不一、口音迥异、装束不同的年轻人在上海秘密*，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篇章。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同时缺席，大会推举张国焘为“一大”主席。
建党元老（4）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建后，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又吸收邓中夏、张太雷、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加入，小组发展到15人。11月底，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正式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周刊。
李大钊宣布，从他每个月140元的工资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指导下，组织、教育、青年团、学生运动等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成绩最显著的要数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
长辛店距北京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这里，有工人三千余名。为了解工人的切身需求，张国焘找到这里的一个熟人，问：“你们这里最需要的是什么？”
熟人与工人们商量了一下，表示：“小孩没有地方念书，希望有一间工人子弟学校。”
张国焘得到启发：开办学校是接近工人群众、发动工人运动的最佳方式。北京小组接受他的建议，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弟接受教育。
开办学校需要经费。当时，北京支部每月只有李大钊资助的80元钱，用于《劳动音》的出版发行和维持各种必要的开支之后，所剩无几，而租房、购买教具、聘请老师、招收学生、广告宣传都需要用钱。张国焘不愿再向恩师开口，自己又没有积蓄，无奈之下，悄悄地把冬衣送往当铺，用典当费填补经费空缺。
有同学在当铺前看见了张国焘，嘁嘁称奇：“特立，你身体真好，寒冬腊月穿夹衣不觉得冷，还把冬衣典当了。”
支部成员知道其中原委后，非常感动，提出凡参加支部的各位同志都要量力捐献部分经费，共渡难关。11月21日，张国焘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第15期上发表《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一文，介绍了补习学校的《募捐启事》和《简章》。
12月19日，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等乘火车到长辛店，动员工人及其子弟踊跃报名参加补习学校。
“我们工人终日辛苦作工，为什么得不到饱暖？那些官僚、政客、资本家不出一分力，为什么能够住高楼大厦，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他们的衣食住所从哪里来的？”张国焘提出一大串问题。
“是啊，为什么？”工人们平时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也觉得疑惑。
“是剥削。他们身上穿的，是织布工人做的；他们嘴里吃的，是农民兄弟种的；他们乘坐的火车是我们开的。他们是靠剥削我们的血汗过着安逸的日子。没有我们，他们能活吗？”张国焘继续启发。
“没有我们，他们连屎都没有吃的。”一个工人的粗话引起哄笑。
“对呀，这位工友说得好！没有粮食吃，他们到哪里去找屎吃？但是，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因为我们没有上学，没有知识。”张国焘恰到好处地点到正题上：“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就不应当享受吗？亚当·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当享受同等的教育和幸福。”
工人们不知道亚当·斯密是何许人，但“人人平等”、“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听了入心，于是争先恐后地报名。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1月1日正式开学。开办初期，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到学校讲课。他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作斗争，讲怎样组织工会和政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建党元老（5）
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教师们一有闲暇，就到工人家里去谈心，并把自己编的歌谣念给工人听，如“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成泰山，谁也搬不动”。他们还把歌谣谱上曲教工友演唱。
劳动补习学校成效显著。1921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在北京支部的精心组织下，一千多名工人在长辛店*。会上，工人代表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会后，举行示威*，工人们第一次手举写满各种标语的小旗，高呼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大街上走过。
*见诸报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上海《共产党》月刊热烈地欢呼它“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张国焘的头上，又添加了“工运领袖”的桂冠。
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继上海、北京之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城市先后建立了本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旅日、旅法党的早期组织也相继成立。这表明，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臻成熟，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
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帮助下，上海共产党组织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分别致函各地早期组织，通知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博文女校集中，准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陆续到达上海的各地代表共有13人，他们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列席会议的还有两位留着浓密络腮胡子的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透视这个名单很有意思：
从年龄上看，“一大”代表多为热血青年，他们之中超过40岁的仅有何叔衡（45岁），不到20岁的只有刘仁静（19岁），其余均为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这个平均值正好等于毛泽东当时的年龄；
从籍贯上看，“一大”代表中两湖人士占绝大多数，其中湖北人最多，有5人，即董必武（湖北黄安）、李汉俊（湖北潜江）、包惠僧（湖北黄冈）、陈潭秋（湖北黄冈）、刘仁静（湖北应城）。湖南人次之，有4人，是毛泽东（湖南湘潭）、李达（湖南零陵）、何叔衡（湖南宁乡）、周佛海（湖南沅陵），两湖人士相加竟占到9人之多；
从学籍上看，“一大”代表中北京大学学生和留日学生居多，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是北大的毕业生，加上在北大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短期工作过的毛泽东，共是5位，而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4人则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从成分上看，“一大”代表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工人代表。在一大召开前全党50多名早期党员中，只有武汉的郑凯卿出身工人。
这个名单可以反映出很多的历史信息，例如，北大是*主义传播的策源地之一，新旧思潮斗争最激烈的两湖地区将成为中国革命人才的主要荟萃地，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一条先进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相结合的道路。
这个名单也留下一些历史的遗憾。李大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拓荒者，他们像辛苦的农夫，披荆斩棘，荜路蓝缕，播下种子，等到嫩苗出土时，他们却不在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