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缺乏管理经验和小集团的狂热。他起先曾决心要把这些狂妄自大的年轻人培养成忠心耿耿的助手，所以他在1932年的前六个月，对于各种国家事务不论巨细都向力行社问津。但在6月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与力行社的每次会议都超过了3小时，这些人的幼稚让我焦心。我怎么才能培养干部的才能而获得真正的助手呢？”
问题的部分原由是因为力行社的成员们用去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给蒋介石写信，通常必须尽量简明扼要。很长的文章总是要摘要，备忘录要概括，以便蒋能一目了然。但力行社的人无视蒋介石的宝贵时间，经常向蒋呈送洋洋万言的文件。蒋多次向他的新干部们建议要简明扼要，但他们不予理睬，照样啰唆，甚至还向朋友们夸耀他们交给领袖的备忘录的长度。
这帮弟子门另一个让蒋介石恼火的特点是，他们对自己的朋友无论能力如何，经常把他们安排到要职上。1921年9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说他向滕杰和康泽发了如下电报：
社员所荐人员多不称职，也有腐化与欺招摇求借等恶习，以后如有社员保荐之人，应切实负责考核。倘任员后如果有辱职之事，则社员干事应坐同科之罪辱。希转告各科干事员。
那时，洪公祠情报训练班刚刚开始不到4个月，比起力行社里其他那些谋求私利的追随者来说，蒋介石更器重戴笠了。
与此同时，戴笠竭力确保他特务处的人员中没人会把效忠力行社与对他和领袖的忠诚混为一谈。力行社创建人之一邱开基受命主管特务处的执行科。显然邱得到这个位置是由于干事会的关系，所以他必须向他们汇报。戴笠不能容忍这种独立，于是这两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1932年5月的一天，戴笠和邱开基在特务处的办公室会面，谈话当中，一颗子弹从门穿过，击中了邱的耳后。戴笠立刻把这一“事故”报告蒋介石，说一个警卫在隔壁房间里擦枪走了火。邱开基最终从枪伤中恢复，但他痊愈之后，被从鸡鹅巷53号调离出来，转到远离首都的汉口去了。
干事会是知道戴笠与邱开基的紧张关系的。这个事件发生后，贺衷寒来见力行社的书记滕杰，说特务处变得日益独立，这样十分危险，要求对这种情况做调整。滕杰便安排贺衷寒与戴笠会面。贺对这位特务处的头子直言不讳，但戴笠毫无退让之意。争论到激烈时，戴笠暴跳如雷，他手拍桌子，还大有拂袖而去的架式，弄得滕杰连忙劝架，要求双方妥协。戴笠最后答应，对于领袖交下来的事务，特务处将直接向领袖负责，但对由“团体”决定的事务，特务处得向力行社交待。
不管怎样，力行社在明瓦廊总部的干事和书记们不得过问有关特务处的活动，这些活动一直在蒋介石本人的监督下。在建有“特务站”、其站长本身也是省干事会和干事的省级层次上，也是如此：省事务委员会和它的书记们也是不允许探究特务站的行动的。于是，复兴社内部的特务组织就非常隐秘，自成系统。
但必须承认，没有复兴社和构成其成员的所谓“蓝衣社”，戴笠就成不了事。特务处与复兴社在名义上的关系，以及复兴社于今后几个月和几年里在各省建立起来的地方支部，不仅向戴笠提供了掩护，而且还给了他与直属特务部的“卫星”组织“忠义救国会”公开挂钩的机会。与其他外围组织不同的是，这个在1935年春成立的“忠义救国会”由商人和工人组成，按照儒家思想，其社会地位要低于士兵和农民，因而被视为“第四层”组织。但它在各省市的支部是由复兴社或革命青年同志会在地方上负责特务的干事领导的，该干事直接向鸡鹅巷总部的戴笠汇报。“忠义救国会”的目的是：
以组训工、商界，并改革帮会，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协助社会基层改造及情报工作。
“忠义救国会”成员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的基础，在二战中作为抗日游击队受到中美合作所的培训，以支援美国在中国东南方作战。
但这是后来的事。此刻，在力行社…复兴社组织结构中建立一个半独立的团体给戴笠带来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他的秘密机构的活动从此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固定的资金来源。
从此，戴笠能够直接向蒋介石申请年度预算，蒋把这笔预算与通过革命青年同志会调拨的复兴社的正常预算分开对待。向特务处提供的款项被正式确定下来，于是蒋不用像过去那样为此而动用国民党非正式资金来源中的特别行动基金。据当时传说，特务处的总预算是革命青年同志会正常总务预算的十倍，由于数目可观，有人曾批评蒋调拨资金的做法，说应当把它们用于更有意义的方面。蒋把他的秘密特务活动限于复兴社内，并用军委及其分支机构和军校的捐助来提供资金，从而平息了这些批评。
这笔收入约为每月54000元，大约支付了特务处一个月20万元开销的四分之一。但到了1934年，据说戴笠秘密特务活动经费增加到每月120万元。于是蒋介石不得不使用其他资金来维持特务处的运作。日本调查人员关于“蓝衣社”的报告说，其中主要的资金来源于没收鸦片。根据上海市政警察的一份备忘录，蒋介石手下的人1933年在汉口收了大量的吗啡，蒋让以敲诈勒索闻名的杜月笙在浦东开一个工厂来加工这种药，然后向医药行业出售，用其收入来资助蓝衣社。但实际上这给杜月笙用吗啡提炼麻醉剂、再到黑市买卖提供了机会。杜用的吗啡是从天津公安局局长张学明（张作霖的儿子）那里弄来的。但当蒋介石得知杜的非法行业后，便从别处弄来资金，而这些资金有可能得以纳入鸡鹅巷53号特务处的财务中。
下面将要讲到，力行社和复兴社在上海和华北的一些省份中曾活跃一时。但到了1935年6月，复兴社的核心分子被日本军队从华北赶了出来。而在1937年9月与共产党达成统一战线后，复兴社按照协议应当解散。次年3月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了一次全国特别会议，会上蓝衣社被正式取消，它的地方干部和预算与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一起，于1938年被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取代了。虽然它的一些精神和许多干部将以三青团的形式保存下来，但老复兴社是彻底完了。与此同时，它的成员把复兴社作为他们自己权利的坚实基地的希望也一起冥灭了。例如，贺衷寒显然曾把自己在1933年初被提拔为力行社总书记视为自己作为蓝衣社的湖南圈领袖而走运的机会。滕杰曾与贺衷寒在南京的一个公共澡堂里秘密会面，把社里的事务转交给贺，同时希望能够阻止贺的自私自利的企图。但贺衷寒不为所动，他与中央党部“CC”圈的关系以及与力行社同志们的关系都恶化了。后来，蒋介石终于厌烦了“领导干部间不断的摩擦和矛盾”，其结果是力行社败退了下来。很久以后，贺衷寒在1941年对他的一个在狗肉宴上喝醉后骂蒋介石“混包”的朋友说：
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
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而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
贺衷寒5年前在“西安事变”期间失宠，此时这个曾任前力行社部门头目的酒醉朋友正在去重庆接受任命的途中，贺对他概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蒋惯用“最地道的政治欺骗”来实行他的计划和阴谋，而且说他昏是对他的辱骂。然后，贺又安慰他的同志说：“显然，你还太年轻，有些事情你还无法理解。”
第八章 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蓝衣“党”
上海警察局特别分局曾在一份供内部使用的备忘录里解释，为什么1932年的报纸报道，尤其在报道任何不快事件时，人们经常会用“蓝衣社”一词。1933年8月25日，特别分局认为，尽管无法指出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的名字，但有可靠的消息证明，“国民党内最接近蒋介石的部门组成了一个秘密组织，它以蓝衣社著称。”
这个团体的人没有使用正式的名字来称呼他们的组织，但以它在组织和行动方面与意大利“黑衫党”的相似之处来看，“蓝衣社”的名称便自然而然地被公众采用了，尽管国民党及其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完全不承认它的存在。
1933年夏天，《中国论坛》（China Forum）杂志刊登一篇文章，指出蓝衣社敢死队的存在。为此，国民党公关负责人方治亲自来到上海保证说，“所谓的蓝衣党”并不存在，并指责该杂志的出版人海若德·易萨克（Harold Isaacs）是一个故意把公众引入歧途的激进分子。三年以后，1936年5月，《亚洲杂志》发表了一篇维布·伯敦（Wilbur Burton）的题为《中国的秘密结义》的文章，说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红帮”和“青帮”的成员，并说这些帮会与蓝衣社都有密切关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于吉否认有蓝衣社这类组织的存在，并要求该刊收回这篇文章。
然而，根据上海警察大量来自于中国情报人员的报告（其中有些人至少是属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