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的监控权很小。这显示了统治集团中某些个人的出色才华，也反衬出朝廷及整个官僚机器的无能无力。客观地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正想办一点事，依靠旧有的国家机器和行政关系几乎寸步难行，只能凭借某些个人的胆识、毅力和关系。遵制守法的结果，我在第四章中已作了说明，那必将一败涂地。要做非常之事，须靠非常之人，行非常之法。非常一旦行久，又变成了正常。从此，各省督抚在办理军需的名义下，不仅把持了捐银，而且控制了更为重要的厘金，就是原来由中央财政管理的地丁钱粮，战区各省也时常以各种理由进行截留。这一变动，完全颠倒了原来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
中央断了来路，各省督抚自行执掌银钱流向的开关：可以上交中央，可以自行留用，甚至可以付给其他省份或地区与己关系密切的军营。湖南、湖北两省政权由湘系控制，搜敛到的银钱便大力支援湘军。而上海等处的收益，又解往赖以为屏障的江南大营。中央关于调度银钱的命令，他们可听也可不听，往往找一个理由拒付。天底下动听的理由又有多少，更何况中央也并不掌握他们手中银钱的实际数额，退一步说，那些好不容易弄到银钱的督抚也不愿将之上交，腐败的中央政府无识无能，与其让他们挥霍，不如留下来办点实事！也就是由于这种情势，曾国藩才处心积虑地上演了我在第五章中介绍的向咸丰帝要江西巡抚的一幕。掌握厘金等款项的督抚职缺太重要了，无此即无饷，又如何能练兵打仗。待到后来，曾国藩柄政两江，湘军征战八省，其总兵额最高时达到五十万！与清朝八十万经制兵已相距不远，而战斗力远远胜之。厘金与湘军，是咸丰一朝的两大变局。
银与兵，是咸丰帝当政之初日夜焦虑耗尽心力的两件事。厘金和湘军正是应朝廷之急而生，可以说它们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可是，财权和兵权，这两项在任何国度中都极为重要的权力，渐渐地落到了地方督抚手中，朝廷的权力也慢慢地只剩下任官命将一项（这一项权力后来也受到了侵蚀）。厘金和湘军开始了晚清中央权轻、地方权重的新格局，原来的统治秩序从内部开始了变异。只是仅仅看到其最初几幕的咸丰帝，还没有明白剧情会向何处演变。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湘军的创建过程中，咸丰帝多次与曾国藩斗法，而在解决财政危机上，咸丰帝却身影不显。我在这里用了这么多的篇幅，介绍咸丰帝根本没有插手或形同傀儡的诸如减俸、开捐、大钱、厘金……等项事务，似乎游离了传纪的本体。但是，要知道，无所作为也是一种作为。在像厘金这般重要的大政上，咸丰帝居然毫无己见，一切放手，这本身也就说明了许多、许多……
第七章 “造反”、“造反”（1）
今人称湘军和厘金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咸丰帝死后许多年的历史结局，然而身在庐山之中的咸丰帝，一时间还感受不到春江水暖，依旧处于浑身寒冷之中。他的那双惊恐的眼睛，紧紧盯着扑面而来的太平天国北伐军。
1853年5月，由太平天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人，率军两万“扫北”，目标是攻取北京，将咸丰帝推下皇位。
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多，却是从广西到南京一路打先锋的精锐，其中两广来的老兄弟就有三千人之多。他们从浦口登岸后，进军安徽，连克滁州、临淮关，于6月攻克河南归德（今属商丘）。军事的胜利，使之信心大增。此时太平军镇江守将罗大纲致书英国驻上海领事称：“依揆情势，须俟三两月之间，灭尽妖清。”虽说咸丰帝在太平军尚未北伐之前，为防其北上，于4月29日批准了山东巡抚所奏防堵计划，5月2日又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择要加强防御，但观其主旨，是以黄河下游为天然屏障，在徐、淮一带阻截太平军。太平军攻占归德后在刘家口渡黄河不成，似可视作此一计划的成功之处。
哪知擅长乘虚蹈隙的北伐军又向西进击，在黄河中游的巩县，用了8天时间渡过黄河，于7月8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怀庆府的围攻战进行了56天，动作缓慢的清军终于在外围的南、东、北三个方向完成了反包围，可是，只见北伐军向西一跃，径入山西，二十余日连克十余城。9月29日，太平军攻入直隶，至10月7日，连下任县、柏乡、赵州、栾城、藁城。这一胜利的消息传到天京，洪秀全从杨秀清之请，封林凤祥为靖胡侯、李开芳为定胡侯。“靖胡”、“定胡”，不仅表明了他们的决心，似也说明了他们的信心。前后五个月，征战五个省。如此迅速的攻势，又如何不使咸丰帝坐卧不宁。在这五个月里，他调动了盛京、吉林、黑龙江、密云、察哈尔、绥远城、陕西、甘肃、河南、山东、直隶……
几十处数万兵马，任命出征的将领不下数十人。如此频频下旨，今天来看他出招的套路可谓零乱无序。比如顶顶显赫的钦差大臣一职，他先是授于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两个月后因战争失败，改授因过失而降调的前内阁学士胜保，命其节制直、晋两省各路兵马。他又恐胜保不副名望，授其康熙年间安亲王所献的神雀刀，许以副将以下先斩后奏之权。至于讷尔经额，先是解任戴罪，再是革职逮问，最后又定为斩监候。此一场景，如同先前之向荣、赛尚阿一幕之重演，不过节奏更快而已。在危急的日子里，咸丰帝可能已经想到了亡国。稗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称他曾对恩师杜受田的儿子杜翰说道： 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天启”是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咸丰帝将此局势比拟亡明，虽自认为“不当亡”，但又自比“崇祯”，可见对局势悲观至极。上引这一条材料属前人的道听途说，今日历史学家认为不可尽信，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几乎全认为清朝行将灭亡。这种风声之大，以至远在伦敦正致力于理论建设的马克思都听到了。马克思写道： 最近东方邮电告诉我们：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的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之遥。
外电的说法仍然是一种道听途说，我在档案中找不到相应的记载。至少可以肯定，《起居注》中没有这一道谕旨。而中国的一则笔记，也谈及出逃北京一事，但角色完全颠倒了，咸丰帝成了镇定自若的统帅。该笔记称，咸丰帝在局势的危急关头，召集王公四辅六部九卿会议，各位大臣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咸丰帝喝道：“哭不足济事，要准备长策。”于是，有人建议北逃盛京，有人建议迁都西安，有人建议下诏各省兴师勤王，有人建议派王大臣督兵出战，有人建议闭城与民死守。咸丰帝闻此，下了最后的决心，谓： 弃大业而出奔，古所耻；谕各省勤王兵，势无及。国君死社稷，礼也。然与其坐而待亡，不若出而剿贼。惟遣师督兵，战而捷，则长驱直捣，灭此小丑而还；不捷，则深沟高垒，待勤王之师不迟。 说罢，命查前朝拜大将军仪制，准备遣师出征了。
尽管这一则笔记描写得有鼻子有眼，但越是完整的材料，越有可能添油加醋地掺入记录者的想象。这段笔记写了咸丰帝的英武明断，也透露其心虚如草。“国君死社稷”一语，似乎在宣布将效法崇祯帝朱由检。“战而捷”、“不捷”的选择性判断，似与赌徒孤注一掷的心理并无二致。除去上述难以验证的记载外，在宫廷的皇家档案中留下正式记录的是咸丰帝拜将出征的悲壮场面。1853年10月10日，前方误传太平军已攻占距北京仅180公里的定州（今定县），咸丰帝意识到，仅靠一个胜保，无法指挥如此庞大的军事。11日，他在紫禁城乾清门外举行仪式，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颁给锐建刀，授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颁给讷库尼素光刀。12日，又命其六弟恭亲王奕訢参加办理京城巡防事宜。
第七章 “造反”、“造反”（2）
在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文渊阁大学士讷尔经额先后革拿后，咸丰帝此时选用的是清一色皇亲。惠亲王绵愉是道光帝的五弟。由于道光帝诸兄弟除绵愉外皆先于道光帝去世，绵愉作为唯一健在的叔叔，咸丰帝登基后十分尊重他，免其行叩拜礼。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原为蒙古贵族，因过继给下嫁蒙古王公的道光帝姐姐庄敬和硕公主，而袭封郡王。他长年在北京担任御前之职，道光帝去世时为顾命大臣之一。
恭亲王奕訢因皇位之争与咸丰帝有隙，在此危急关头不能再计前嫌。一位是亲叔叔、一位是过继的表兄，一位是亲弟弟，自家人总比外人可靠，总比那些缺少天良的臣子们更多一份忠诚，他们的生死荣辱早已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一体。咸丰帝此时更看重血浓于水的亲情。强自打气的命将仪式，丝毫无补于京城内的慌乱气氛的改变。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北京城内就有不少官员请假出都，以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就连后来在洋务运动中名声大噪的文祥，也有人约其同作走避之计。待到此时，京内官员甚至有不待请假便仓皇出城者。
由于命将仪式，咸丰帝下旨，令吏部排定的新任官员带领觐见的仪式向后推迟，不料这些官员也有不少抽身出都。
又有谁愿陪亡国之君做亡国之臣？久为传颂的“家贫出孝子，国乱出忠臣”，此时被翻新为“家贫出忠臣，国乱出孝子”。意即讥讽那些家贫而无资逃亡的官员，只能留在京城，故云“出忠臣”，而此时请假出都者，不是托辞归养，就是借名迎亲，作出万般“孝子”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