樯苄轮目铩�
这件事，后来却变成我的罪状。宋时选是蒋经国的亲表弟，那时是青年救国团的主任秘书，青年救国团是蒋经国的组织。1960年代晚期，特务找我的罪名，蒋经国不相信我有问题，就让宋时选查明。宋时选两次要求跟我谈话，我不能不让他来。宋先生告诉我：他们认为李敖不可怕，文章骂人；许倬云可怕，文章不骂人，组织能力特别强，一声号召，几十个人跟着走，这个人太可怕了。这是他们打报告的人说上去的话。所以，他们要挡住许倬云。
宋时选问我究竟想干什么，我回答：思言社是搞费边社，想通过学术讨论，理性地为国家找条出路。费边社是英国工党的祖先，费边社和工会运动有关系，和所谓空想社会主义也有渊源，宗旨是以*的过程，和缓地推行社会福利。*在英国待过，可是*主义在英国没有什么市场，原因是英国很快就有一批工会主义者，后来衍生出费边主义，主张经过议会政治，建设社会福利国家。今天西欧各国都是经过议会的社会福利国家。费边社的理想今天慢慢在实现。我今天还是如此想：社会应有公平，但不能以暴易暴，用破坏性特强的革命，来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
蒋经国
“中央研究院”是“总统府”直属单位，凡是学术涉外事项，王世杰院长自己不愿办，就让我去办。1960年代时，蒋介石已经把权力交给儿子了，王世杰不愿意跟蒋介石谈话，也不愿意跟蒋经国谈话，他跟蒋介石闹翻了，又觉得蒋经国是小辈，不愿意屈尊见蒋经国。据道理就派我们总干事去办，当时总干事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园，王世杰说涉外事项不用李亦园管，由我来代表他。所以，我这个光头副研究员，去和“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打交道，怪不怪？后来蒋经国的位置逐步升高，从“总政治部主任”逐步升“副部长”，“部长”，“行政院院长”，我还是跟他打交道，反正王世杰派我去了。这也有好处，后来特务单位攻讦我很厉害，特务报告都到蒋经国桌子上了，蒋经国说：“这个人我常常接触，他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老实讲，我佩服蒋经国。这个人在苏俄的管辖之下，读了苏俄的许多书，对苏俄共产党里的虚虚实实很清楚。但是，他是托派，被斯大林打击的对象，托派主张世界革命，也还保存了几分真正左派为人民服务以及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以，他被贬到西伯利亚的工厂里，从小工做起，做到副厂长。他太太是女工。他一个中国青年，在西伯利亚工厂里可以组织报纸，组织小集团。斯大林很气他，又不敢杀他，因为杀了他，会得罪蒋介石。后来，他回到中国，其实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自由*思想是没有的，可是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五章 思言时代（4）
蒋经国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聪明，他跟你讲话，两手交握，眼睛看着你，不插嘴，听了一段，问：“还有呢？”他有时候会反驳：“我不是这么想，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跟你讲吧……”他讲不同的意见反驳我，可反驳中他也听我的意见。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讨论的问题相当杂，他问我：美国的社会，工会的力量，*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 *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关于*、党外运动，我们也谈过话，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
至于海峡两岸的事情，开放老兵探亲，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一招相当高明，一方面开放台湾内部的党禁，一方面跟大陆重新建立联系。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可是顽固分子跟特务一次一次上呈，请他同意抓人和阻挡，他却不签。党外人士在圆山饭店开会，成立了民进党，特务非常紧张，要求抓人。他一言不发，一字不批。关于党禁的问题，有些学者还说要制定政党法，蒋经国也不理，他说：“政党存在就存在，不要去管他政党法不政党法。”这话是对的。
蒋经国跟我的几次谈话，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增进了解。蒋经国不大相信书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见，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见，能谈谈话已是很不错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后，愿意在蒋经国基金会服务，纪念这一位有弹性的人物。
殷海光
要我评论殷海光，我必须从《自由中国》说起。老实说，这一个刊物，威胁不了老蒋政权，台湾风雨飘摇，老蒋要集中所有力量，在他心目中，一心一意不能有分歧。所以，他叫自由分子包括北大、清华、台大这一系统的人作“异议分子”、“分歧分子”，理由是异议和分歧会使得人心混乱。他最怕的是自由分子，以及本土的力量——后来演变成“*”力量。李万居是当地的力量，雷震和《自由中国》是自由分子力量。实际上，雷震本身不是北大、清华系统下来的人，他原是国民党的人，也很不单纯，这个人不是纯从自由的理念出发。当年在重庆，他和先父及舅舅，都有来往。他可能有另树一帜的企图。他为人深沉，也很有计谋。当年在南京行宪的时候，立法委员跟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多由他挑选候选人。所以，在“立法院”和“国民大会”，他也有一股力量。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比胡适先生复杂多了。殷海光是笔杆子，是雷震用来冲锋陷阵的。
国民党是一党专权，要加紧掌握权力，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殷海光就在这时候倒霉。我教书的时候，跟殷海光来往颇多。他的自由主义，非蒋氏政权所喜，学校训导处不让他上台演讲。有一回，我气不过，自己办演讲会，请他坐在台上替我讲，他的演讲很有煽动力，其实现在讲起来很肤浅。我是尊重他的人品，并不在意他的学问。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但当时只有他硬撑着一股气，所以大家把他当作自由主义的标杆。我也佩服他的骨气。
殷海光一辈子标榜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负是大师，这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他相信一个学说，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这也不是学术应该有的态度。可是他与专政做抗争，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第五章 思言时代（5）
殷海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不足之处，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些东西是相当有问题的。他对史料不熟，对发展过程也不清楚。他以为搞数理逻辑的王浩是世界上重要的数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殷海光自己教逻辑学，以为数理逻辑是逻辑学的登峰造极，可是他的数学造诣，并不够用，这就是他的盲点。我们不能去责备他，他有他的局限。五四时代，蔡元培先生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也可用在殷海光的遭遇上。在《自由中国》时代，没有人像殷海光写得这么坦白，他跟李敖不一样，李敖是骂人，殷海光是骂政权。这当然激起很多人的同情和共鸣：“自己不敢说，他替我说了。不是因为他而晓得政府如何如何，而是我自己怎么想，他替我说了。”
当时，殷海光身边汇聚了一批学生，像张灏、林毓生、陈鼓应、陈平景等，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他对学生很好，学生离开了学校，他也一直跟他们通信，问他们新的知识。他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我写了书评，他很不高兴，我是觉得做朋友应该尽直言的责任。张灏是完全理解我这种心情，张灏对殷海光还是很敬重。
殷海光自己的资源根本不够用。但是后来台湾有一批人，打着殷海光的旗号，对他们来说，殷海光就是圣人。他们跟张灏、林毓生又不一样，张、林二位是好朋友，现在走的路又很不同。张灏的文章非常扎实，学养非常好，是非常严谨的人，人也正直。林毓生也是很深思积学的学者。我和陈鼓应不熟，我对道家也所知有限，他后来到北京大学待了一阵子，我记得他是从做尼采开始，再做道家。
在1960年代，殷海光等于是软禁，可以进出，但是总有人监视他。他的太太夏君璐对他很好。去看他的人，除了学生以外，朋友很少，我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门口有个馄饨摊，是特务摆在那儿看殷海光的。我晓得这个特务是干什么事情的，他也不拦我，看见我这么一个常客，还会笑笑。
我到他家看望，他就抱怨，发牢骚。他说：“有什么好书？”我便告诉他。他常用的口头语：“棒不棒？”我回答说：“书没有棒不棒这个事情，每本书都有它的特殊处，也有它的缺陷。”他就是一竿子打到底的态度：一本好书，或者一本坏书。介绍过来的外国思想，他一定佩服。他不喝茶，喝咖啡。他相信“科学”，可是也有矛盾的地方。他得癌症，以为可以靠打坐的功夫来治，他找南怀瑾学打坐、运气。他坐的蒲团都坐破了。这件事，他跟学生不讲的。他好意说：“许倬云，打坐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说：“对我的手脚没有用处，对一般的身体可能有用处。”他还特别陪我去看南怀瑾，当然南怀瑾也知道，气功治不好我的残疾。不过，我感激他对朋友的热心和善意。
南怀瑾是奇人，有一股吸引力，交游广阔，佩服他的人也很多。大概是传统严谨的学问，大家觉得太枯燥，他讲的有许多很方便的途径。他叫弟子在浙江修铁路。*属下的苏志诚是南怀瑾的徒弟，经过南怀瑾跟大陆的高层来往。南怀瑾写的东西，常常留下余地给人讨论：用外传、外说、他说，不一定正说。殷海光陪我去看他，他就说：“许先生，我们的路子不一样的，我是另外一条路。”他跟我说这句话，意思是关门不谈，至此为止。他清楚得很，聪明人。他身体的确真好，那时候我见他的时候，我三十多岁，他五十来岁，身体健康的情形如同二十来岁。
第五章 思言时代（6）
打坐本身是有用。我也静坐，我的静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