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当初为自己去打架的二哥，黄秀虹表现出了特别深厚的亲情。多年以后，当自己的丈夫与家族成员之间发生矛盾时，她选择了站在家族利益的一边。黄秀虹的个性不像妹妹黄燕虹那么争强好胜，觉得即使不公平，也应该学会自己去调整心态，尽量不让二哥为难。所以黄秀虹常常劝告自己的丈夫，希望他别太狭隘，但这让他更为伤心。有一次他对黄秀虹说：“你要是对我有对你们家的人十分之一好我就满足了！”
当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刚到北京来做生意时，他们仍挂念着还在农村生活的父母亲和两个妹妹，想接父母亲来北京定居，也让两个妹妹到北京来读书。但母亲却不赞成如此做。她觉得两个孩子在北京还没有站稳脚跟，一家人不能去拖累他们。另外，等他们有时间回来时，这里还有一个家在等着他们。
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爱与体谅，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下一代。离异后的黄秀虹，后来被黄光裕委以重任，担当了国美电器上海大区总经理。压力和艰苦可想而知。一次，黄秀虹忍不住问九岁的女儿说：“你知道吗？其实你妈妈的压力特别大！”女儿很懂事地点点头说：“我知道！”听完孩子的这句话后，黄秀虹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每天在放学后帮着把家里的活都干完，然后煮好饭等劳累一天的母亲回来吃饭。虽然现在的条件有了天壤之别，但那种母女之间亲情的感觉还是一样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黄家兄妹感情很好，但对家乡人则爱憎分明（2）
与对家庭成员无私的爱不一样，对待家乡人，黄光裕则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发达后，黄光裕在凤壶村做了不少善事。村里人介绍，他原来的一些同学，常常会找个理由，比如结婚、盖楼、做生意、旅游什么的，便去北京找黄光裕，黄一般都会资助他们一些钱，几万、几十万的都有。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紧邻凤壶村的贵屿镇，有一个专门医治手脚类疾病的庄姓中医，黄光裕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曾婵贞生病，黄光裕就借了自行车，亲自带着母亲到贵屿镇找庄医生看病。庄医生知道黄光裕家境贫苦看不起病，每次都没有向黄光裕收取诊金，还经常给他几块钱，让他带着药方去药店买药，直到曾婵贞痊愈。黄光裕北上创业后，还常常跟庄医生联系，并把他奉为家里的上宾，每年国庆节都会邀请他去北京玩，并且专门找一个人陪他到处逛。庄医生的小女儿大学毕业后，也直接进入了深圳国美电器工作，结婚后自立门户，成了国美的供销商之一。
另外，据《汕头都市报》等当地媒体报道：2004年黄光裕家族捐赠400万元在家乡修建了一条“国美大道”；因为邻近污染严重的贵屿镇，凤壶村地下水严重受到污染不能饮用，黄家在2004年还出资13多万元，资助凤壶村曾厝的水改工程；兄弟两人先后捐资254多万元，建设铜盂镇凤壶村敬老院、幼稚园等；2002年初，在原潮阳市举办的“情系民心”水改义捐活动中，他们还现场捐资100万元支持水改建设；与此同时，他们还先后捐资500多万元支持汕头市各县区的社会福利事业；向一个叫“潮汕星河奖基金会”捐助了500万，用于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而黄光裕最近对家乡的投资计划，则是修建练江大桥。出生、成长在练江边的黄光裕，小时候经常游泳到对岸的司马浦镇去。为了让村里的小孩不再像他当年那样冒着生命危险过江，他决定投资1800万修一座大桥。大桥从凤壶村通往对岸的潮南区司马浦镇，并连接广汕公路。这成为他为家乡所做的最大的一次公益事业投资。
但在波美村人眼里，黄光裕则是一个“忘本”的人。因为黄光裕兄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波美村人，也没有回乡认过祖。据有关新闻报道，西胪镇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方，因为水的问题，在2006年的时候还爆发过村民与当地政府对抗的群体性事件。波美村的人为了村里水库改造的事情，曾组织过几个人到北京找黄光裕帮忙，但却吃了他的“闭门羹”。
而根据《亚洲周刊》的报道，黄光裕2008年春节回了一次老家。由于他拒绝资助老家凤壶村修一条排污沟，以至于当地村民们对这位“中国首富” 颇有微词，认为他“贵为首富，贡献太小”。
冰硬的头脑开始暖化，贫穷变成无法忍受的刺痛
等黄光裕在南方边陲的小乡村长到10岁、正在走街串巷为如何捡到更多的废品而绞尽脑汁时，中国却在经历着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共和国这一系列的心跳和脉动，都将最终影响到这两个叫黄俊钦和黄俊烈的男孩，虽然当时他们还浑然不觉晓。
1976年，历经10年之久的*浩劫宣告结束。但直到2年后，僵硬的思想才开始松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确立领导地位。此后长达20年，虽然中间历经波折，但这位“东方小巨人”却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十分严峻，其中劳动力过剩和就业压力便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突出问题。在农村里，因为长期的城乡割裂和人口的过量繁殖，已经造成大量沉淀的过剩劳动力，而有限的耕地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多人；另外，在*中，大量城市的过剩劳动力都被“诱导”抛向了农村，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部分所谓的知识青年开始觉醒，一批又一批向城市回流。根据*中央文献室编着的《中国1978…2008》一书记载：“*”以来至1979年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1000多万人。到1979年2月，高达760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如洪水般涌入城市，加上原有待业青年，使整个社会的待业人员达到了2000万，这给紧绷的中国经济又压上了一块巨石。
水满为患。为形势所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了正式认可。第二年2月，中央又迅速批准了一个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批准城市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春风又让百草生！就在1979年的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迅速达到10万户左右。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才有了类似于黄光裕父母亲一样的农村贫困户从事手工业和小生意的机会，也才有了北京等大城市的知青摆大碗茶的热闹场景。
当冰硬的头脑开始暖化，贫穷便马上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刺痛！1979年，在离黄光裕家乡不到200公里的福建厦门，有一个叫舒婷的女诗人，在一首《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的诗歌里，表达了当时人们此种沉重尖锐的痛感：“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生存的欲望企图冲破一切束缚。于是，在安徽凤阳，18个面色饥黄的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偷偷按上了自己血红的指印；在江苏华西村，吴仁宝带领农民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在天津大邱庄，禹作敏偷偷办起了冷轧带钢厂；在浙江萧山，鲁冠球创办了万向节厂……
一位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在他的报道中写道，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正是民间经济的推动，让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感受到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巨大生机。于是在1979年7月15日，国务院以当年50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兴办特区的报道，文件明确表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3市设置经济特区。此举，无疑对燥热的民间经济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推动作用。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歌：《回答》。诗人北岛深情而热切的笔触，凝聚了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亿普通中国人肩负历史使命、企图改变现状的巨大热情与冲动。
而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世界都瞩目的一个奇迹，就是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被无数难题困扰的*，曾怀着无比谦逊的心态，于1978年10月22日东渡日本，前去学习那些先进的经验。1979年6月底，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着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应*之邀来华访问。此后，接踵而至的日本商品如潮水般涌向中国。
另外，在1978年的国庆典礼上，一位身穿蓝色中山装的香港商人，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上。他叫李嘉诚，是黄光裕的潮汕老乡。自从11岁离开大陆前去香港后，隔了整整40年，他才再一次回到大陆。
而这两位被*所重视、蜚声全球的大企业家，也成为日后黄光裕顶礼膜拜的商业偶像。
在1978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对比：当时美国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是70％，而近10亿人口的中国，电视机拥有量只有100多万台。另据《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披露，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电视入户率从不足10％增长到，观众规模更是达到了亿人。9岁的黄光裕当时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一辈子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让电视机之类的“奢侈品”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普通的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