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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开铜版纸杂志，猛地站起身来。土地毕竟是平的。
我查出中国书籍集中区域，仅仅出于好奇，走了过去。书籍夹峙的过道里空无一人。我歪着脑袋阅读书籍名目，《剑桥中国史》，《寻找现代中国》，《国家地理之中国旅游》，《野天鹅：中国的三个女儿》，《毛：一生》，《生就红色：文革纪年史》，等等，摆了几栏，在此小小社区图书馆也属不易。内容丰繁却挤在一起，加上我很不舒服地歪过脑袋读横写的标题，很快就感头晕。抬起头来，眼前一黑，形体再度显像时，她站在昏暗处，还是那一袭流畅的白衣。
她并不招呼我，只是静静地笑。我莫名地不快，后来想想可能觉得隐私被侵犯吧？虽然也真谈不上隐私。这一次，这是我的地盘，她是个旅游的人。我有权质问她：“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整理图书。”她还真的回身抚摸了书。
我并不买账，我不满地指出：“这里都是英文书。”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似乎很了解她。我确定她不懂英文，但我没想想她为何身在美国。
她并不恼，轻轻回答：“我知道。”
她知道什么？知道英文，还是她不必懂英文，也懂得这些有关中国的书？但我没有追问，愣手愣脚地对立着。终于想到了问题的关键，我问：“你不是要留在草原，一无所有吗？”
她微笑着说：“这里也一无所有啊。”
不远的身后，一二个儿童正要哭闹，才起头，便听到成人连哄带骗，夹着儿童走远，许是走出图书馆吧？一出门，那哭声便会一泻千里，再远，我们都能隐隐听到。虽可旁观，这是花花世界，并非一无所有。我反击道：“这里很拥挤很热闹。”
“这里一无所有。”
她竟坚持，我倒很吃惊，不禁很美国式地脱口而出：“What？！”
“在我看来，这里跟草原差不多。”
当初的我，还有更多学子，都是冲这花花世界来的——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尽管很多人海归，那是发现国内也有花花的地方，可以更花哨地嬉游。她的否定便是对我过去一切努力的否定，还如此轻描淡写！我情绪激动，无法理解，只能重复：“What？！”
“除了你和我，其他都是虚的。”
我已经开始怀疑白衣女人是幻象，而她在指称其余皆虚假，我一气更失去了逻辑，只能大声质问：“What？！”
“Are you Okay？”一名图书馆管理人员在书道一端探头探脑，审视着我。
我的头很痛，但我说：“没事，我很好，没事。”这是很美国的回答。乔治与我四处找心理医生，参加灵修班时，总是手挽手，甜心蜜糖地叫着，时不时还得亲一下。
他不相信。但他等了一会儿，缩了脑袋，消失了。这是个充满隐私的国度，他也不能多问。沉默像地下渗水，浸渍了我的脚趾。白衣女人也消失了。
我的头很痛。
我的头一直很痛。
难以形容的痛。
第二天就上班，因为两个星期积压的工作真够应付，忙忙碌碌，倒忘了些疼痛，但工作恢复正常之后，头痛咬得我全身发痒。
我情绪不稳，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海伦娜起初坚持不懈地跟我通信，只要我一上网，她立刻捕捉到我，发来有力的短信：“好吗？”“好吗？”“好吗？”我起初总回说：“不错。”“不错。”“不错。”她并不相信我，继续问工作问饮食问娱乐问流行服装的颜色问美国政坛的动荡最后归到男人，归到乔治。我终于无法忍受，要求她只说她自己的事情，生意家庭玩乐，我说我觉得她有些陌生了，如果她多说点她自己的事更好。她那头沉默了很久，终于回信：“我也觉得你陌生了。你很遥远。地理上，心理上。”正好头痛猛然紧箍我的大脑，我回信道：“让我静一下吧！”我为什么要打个惊叹号，而不是省略号，我至今也不清楚。可能痛得差点喊出来吧，但海伦娜并不知道。她再也没跟我通信。她已仁至义尽，而我不可救药。
我既不可救药，这世界的崩溃于我何干？我终于在公司里跟小陆大吵一架。公司只有少数几个华人，却都聚在远东业务部。华人关系比华人与白人同事的关系更复杂，因为直接利益针锋相对，再别说华人原本就多心眼。我平时就不满小陆的懒惰与无能，这一次她跟同事嘀咕，先谈了很多亚洲时尚潮流——那一向是她们谈话的中心，然后就把她做不了又应该做的业务推诿干净，一般而言，她的推诿总由我来承担。她们果真提到我的名字，在开放式的办公室里，我在办公桌前愤然起身，大声质问：“小陆你能不能像个成人负点责任？”
小陆当场就哭了。她说我有歧视，说我对她人身攻击。她是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一心想支持台湾独立；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大陆人，从小到大一直背诵有关统一台湾的政治课题。她因此断定我对她从来都是深刻的敌意，要我道歉。她哭得那么伤心，顿时就理壮三分，我心里也发麻。但我情绪真的不好，寸步不让，把她骂得狗血喷头。其实也不是骂，句句实情，更像教育。我说你别太幼稚了，这是美国，你在台湾天天要暴动要独立关我屁事，有本事你就做好了，又何必跑到民主的美国一天到晚把应该自己做的推给别人做？还要推给你所谓的敌人做？这说是幼稚还算客气！小陆哭着跑出了办公室。
说是小陆直接找了公司副总哭诉，副总一个电话，要找我谈话。我的气焰已消，反而心平气和道：“算我不对吧，我有时实在不耐烦，今天还头痛。”
副总的性格挺像乔治，他听我说话的神情也像，给我空间，然后要耐心友善地修理我。“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吧。我们知道你个人生活有些不快，也希望不致让你太不快乐，还影响工作。如果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看心理医生的费用在公司的医疗保险范畴里。”
我只能去看心理医生，千挑百选，终于找了个ＡＢＣ。按道理，中国人做医生的很多，但做心理医生的不多，找个半通中文的ＡＢＣ算我幸运。我虽然英文几乎没有口音，要找医生，我的英文并不够用。或许这也是跟乔治看心理医生并未成功的原因？
ＡＢＣ说话有固有的口音，永远都是青少年的语速，很快，脆而硬。一种急切得到承认的心理需求。华人在美国，尤其是ＡＢＣ在美国，的确有种特殊的处境。ＡＢＣ医生说得很快，见我满面茫然，便改成生硬的中文：“是不是，说中文，更，convenient（方便）？”
“方便。”我说，带点同情，想教她一个词。一个她祖先的词。
“What？”她很不解。
“Convenient。是方便的意思。”
“噢。”她虽答应着，心里一定不解，她是来为我看病的，我何必教她中文？
她让我自述，把问题矛盾心里话说出来。我先说了与小陆吵架，说起了头痛，说起了海伦娜，说起了白衣女人。我像是倒走的人，倒走到了乔治，说到我与乔治的分手，以及分手前的分歧，最后说到了我。我，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一瞬间，我眼前的又是白衣女人，嘴一张一合地说着，只是听不清。终于听清了，她在说：“向前走，你会遗失过去；向后走，你要放弃前程。”
这次我恐惧了，指着医生说：“你，你变了，你怎么成了白衣女人了？”
“什么？”
“现在，眼前，不是你，一个心理医生，而是她。”
她很耐心地说：“利达，那是幻象。你必须告诉自己那只是幻象。”
“可她反复出现，我无法控制，我是不是疯了？”
“那也未必。她有没有要你做什么？”
“没有。她没要我做什么。但她让我更迷惘。她不用说话我就迷惘。”
“那就没事了。她不过是迷惘，存在于你的世界，你的心中。她的确存在。”
“What？”我无法相信这是心理医生说的话。
她倒不相信我会听不懂这么简单的话：“你难道不明白吗？你的心里有她。心是很真实的存在，甚至比物质世界更为真实。她存在。”
“对不起，你是心理医生，你应该帮我解脱这幻象！”
“我是在帮你啊。你接受她就解脱了。”
我记不清是如何离开心理医生的办公室的。我神志清醒时，眼前飘满了青色的影子，正站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我这才想起来，这医生在闹市中心行业。
我满面泪水地回过头，并不清楚自己要寻找什么，但我又看到了她，这白衣女人。她还是并不主动说话，只是默默地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我真想一头投入繁忙的车道里，在一瞬间里，我明白这样做，白衣女人会永远消失，而我所有痛苦也会消失。
白衣女人往后退了几步，背紧贴着一幢高不见顶的水灰大楼。她让步了吗？我忽然理解到她并无恶意，她只想陪伴我，在我孤独的最深处，在我最需要陪伴的时刻。这人生很多事都没有答案，当事人只需陪伴与等待，我寄望于乔治与海伦娜的不过这些，而他们不能给我。白衣女人陪伴了我，我却出于恐惧要躲避她，驱逐她。她还是没有离开我。
“女士，你还好吗？”警车停在我身旁，亮着灯。
“什么？”
“你还好吗？有人报告说你在这里站了好半天了……”
我满面泪水盯着车流当然很可疑，我破涕而笑：“有人报告？”
对角人群中，白衣女人的微笑一闪而过。她消失了。事实上，她再也没出现。
“你还好吗？”
“我不太好，所以会站在这里哭，但我会好起来的。”我冲警官又笑了一下，以此强调我没事。
“你会好起来的！大家都有伤心事，只要想着你能好起来，就能好的。早些回家吧。”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