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妈妈用眼睛瞪着外公。
外公有块带银链子的瑞士怀表，还是从南京带过来的；小时候我曾小心地拿着把玩，被外婆训斥。那是外公的心爱之物，就是妈妈不在边上瞪眼，我也不会用的。
爸爸妈妈都有手表，那是他们“干部身份”的标志。
但此时他们一言不发，不做任何表态。
在六十年代，手表﹑自行车﹑收音机是所谓的“三大件”，是值钱的家当。
我没有指望他们马上就给我买。
但我很快就体会到外公所说的“不方便”。
由于没有手表，又没有教学经验，我总是掌握不好时间。讲快了空堂的时间太多，讲慢了又拖堂，完不成教学任务。班与班的情况还不一样，课堂上提问﹑维持纪律﹑解答问题所需要的时间都不相同，讲课的节奏也要随之调整；没有表就心中无数，不是快就是慢，搞得我很苦恼。
一九六六年寒假，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我走进里屋，当着爸爸妈妈的面，语气坚定地说：
“我要买块表。”
他们看着我，又互相看了看，好像感觉意外。
过一会爸爸说：“我和你妈商量商量。”
我扭头出了屋。
不论他们怎么商量，我都拿定了主意。
从工作以来，我给家里的钱也够买块表了，买表也不是跟他们要。
如果他们不答应，我就先不给家里钱，自己攒钱买。
过一会他们出来了，爸爸面无表情地说：
“明天你妈带你去买表。”
我松了一口气：看来不需要我的“第二套方案”了。
第二天，在离家不远的前门“亨得利”表店，我挑了一只一百块钱的上海牌手表。
这是我的第一次据理力争。
工作之后，外婆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不再凶了；转而变成冷淡，很少和我说话。
她的心态实际没变。有一回家里就我和老三吃饭，正吃着，外婆过来，把另一盘菜放在老三的跟前，那意思是显然的。
我如同没看见。
老三看看我，有些过意不去，但也不敢让我；他三口两口吃完起身走了，那盘菜一点没动。
他本应当心安理得地自己吃。
看得出来，他们对弟弟妹妹的言传身教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成功。
妈妈却像是到了更年期，爱发脾气，可从不向自己的儿女发。
有一次在家，我正看书，妈妈怒不可遏地冲到我的跟前：
“是你吧！上完了厕所也不冲干净！都臭死人了！”接着是一大套的埋怨。
我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低头继续看书，即便不是我的过错我也不屑和她理论。
她自觉没趣，回转身解嘲地说：
“无敌当了老师变了嘛，真有涵养。”
我不再像小时那样“顶嘴”，对她的无名火我都是如此的处理。
因为作为教师，我已能在人格和品性上给自己和他们定位。
四。反党小集团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春意“闹”得不一般。
先是批判“三家村”，随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红旗》杂志社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每个人面临的选择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保皇派？”
北京城里出现了名为“红卫兵”的学生组织，开始造“修正主义”的反。
密云县远离城区，这里的黎明还是静悄悄。
但是家在北京的老师消息灵通，知道那里已经“革命”了，我们还没革，心里颇有些不平。
六月十四号，几个北京分配来的年轻教师再也沉不住气，写了一张大字报，大意是批评学校党支部按兵不动，敦促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发起人里就有救我一命的李老师。他们拿着大字报找我签字，我不假思索地签了，总共签名的有六个人。
大字报上午贴的，下午就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大会。
会议开始，郭校长先让大字报的发起人讲话，他们的发言还是那些意思，没什么特别。
忽然，郭校长把桌子使劲一拍，站了起来，声色俱厉：
“你们安的什么心！这是反对党支部的领导，是反党！五七年右派就是这样干的，我不怕这个！有共产党，有毛主席，你们要打倒我，休想！”
几个党员和积极分子也站起来冲到会议室的前面，高喊口号：
“坚决拥护党支部的领导！”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顿时群情激昂，口号声一片。
势态陡转，我们这几个人一下子被孤立起来，定性为“六人反党小集团”。有人义愤地指出，我们是“目无组织，骄傲自满”，从而走上反动道路的。
不容我们辩解，也不允许任何辩解。
会议将结束时，一位党员教师——就是曾如“大哥”一样领我买饭票打饭的那位，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声念颂：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另一位语文教师应和：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众人齐声喝彩。
我们六个人垂头丧气，想哭都哭不出来。
会后老师们纷纷表态，校园里到处贴的是拥护党支部的大字报。
组织上找“六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分别谈话，但没人找我；这几个人里就我年纪小，又刚参加工作，他们认定我是个小角色。
跟我关系较近的老教师私下里劝我要和别人划清界限，好好检讨；因为情况不妙，郭校长在一次小范围的会上说：
“那个常无敌，刚来这儿就差点把我打死，这就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
我的心一下子凉到底。
但没两天，形势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六月十六号，《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黑帮”。
我们心里有了底，他们心里倒没底了，对我们的批判也停了下来。
六月下旬，上面派来了工作组，在大会上给我们平反，宣布我们的行为是革命行动。
我们摇身一变，又成了造反的“革命派”。
现在想起来，郭校长不过是错把六六年当成了五七年；而我们如果知道五七年，也不会有六六年的蠢动。
我怎么也搞不懂，那个原本有情有义的郭校长，那个软软地说：“小常啊，不怪你”的郭校长，为什么一下子就变得那样冷漠无情，充满了杀气。
五．革命与人道
我们六个人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有感情的，要不是它，我们就真成了“反革命”。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但出乎刘少奇那样的“老革命”的预料，也不是造反的“新革命”所能预料的。
老师们造反，学生们也开始造反，都说自己是造反的“革命派”，各个群众组织应运而
生。学校里揪出了第一批“黑帮”，除了郭校长，还有一些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他
们挂着牌子，弯着腰被批斗，红卫兵有时让他们跪在铺着炉灰渣的地上。当初高喊“拥护党支部”的人批斗郭校长竟也毫不手软，对他拳打脚踢。
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看到那些“黑帮”的绝望的苦脸，不禁想起六月十四号那天我自己的感受。那是一下子被抛到了荒野，成了另类的感觉：恐惧、迷茫、无助。众口一词的谴责足可以击碎任何人的自信，你不知道如何获罪，但又必须认罪。
那是一场人与人性的战斗，胜利者必须抛弃一切同情和怜悯，化除往日所有的承诺和温情。
我理解了爸爸自诩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犯错误”所需的人格代价。
每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付出了人格代价。
那是怎样的一种“大批判”！
从批判《三家村》开始，批《海瑞罢官》，批四旧，批走资派，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电影《怒潮》，批修正主义回潮，批《水浒》，批投降派…
批彭德怀，批陶铸，批刘批邓，批林批孔，从赫鲁晓夫批到安东尼奥尼，从国家主席批到学校传达室当过国民党兵的老头…
我们都狂热地参与，从胜利走向胜利。
但我亲眼目睹的一个人的自杀将这“胜利”动摇了。
那是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学校传达室的老尉头是国民党“老兵痞”，曾在长春与共军对抗，之后俘虏投诚。人人心知肚明，此内情出自档案，必得工宣队领导的授意。
老尉头看这张大字报时，一泡鸟屎从天而降，正好落在他的光头上，引来旁人的嘲笑，老尉头面如土灰，脸色变得非常的难看。
当天夜里，听到有人大声叫革委会主任的门：
“宋主任！宋主任！尉老头出事了！”
原来是值班的红卫兵听到传达室里有痛苦的呻吟声，不敢进去看，来搬救兵。
住这一排房子的老师都被惊醒，有几个人，包括我，一起跑过去看。
传达室昏暗的灯还亮着，门被一脚踢开。
屋子里一股浓烈的“敌敌畏”气味，地上有摔碎的药瓶子。老尉头靠在床上，由于农药的作用，他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抖动，眼珠子像要掉出来，表情非常的恐怖。他见有人进来，断断续续的说：
“我…自尽了！”
我感到阵阵恶心和眩晕，视觉渐渐的模糊，眼前一片光亮之后又一片殷红，人几乎要跌倒；我退后几步靠在墙上才勉强站住。我闭上眼睛，努力作深呼吸，足有几分钟的时间才慢慢缓过劲来。
周围一片忙乱，人们连抬带拽地把老尉头弄上了手扶拖拉机。他中毒较浅，在县医院洗胃后第二天早上就拉了回来。解放军放了他可造反派放不了他，当天就开了他的批斗会，还增加了一个新的罪名，叫“自绝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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