颈，送葬者尽哭，哀动傍人，莫不为酸鼻挥涕。关吏执笔书劾，不能就一字，关候垂泣，终日不能忍决，乃曰：“母子有义如此，吾宁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让，安知孰是？”遂弃珠而遣之，既去，后乃知男独取之也。
《珠崖二义》大意是：南海珠崖（珠崖县，属合浦郡，在海南岛，一说在雷洲半岛。合浦今属广西北海市。）产珍珠，按当时法律，珍珠为朝廷贡品，私自携带入关当死罪。珠崖县令死后，其后妻携前妻之女及己之幼子送丧回原籍，在海关被查出在镜奁中有十粒珍珠。前妻之女和继母争相担责，其实是继母的九岁幼子不懂事悄悄放进去的。此二女推让争死，一慈一孝，所以称之为“珠崖二义”。
（注3）《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婆子道：‘不用针心，只针肋条就是了。’儿子道：‘肋条离心甚远，怎么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父母心偏的多呢。’众人听说，都笑起来。”“偏心”就是一种偏爱（失于理性的爱）。
（注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四．自欺的证明
九十年代初，大概是九二年，七十多岁的父亲终于入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那是在一次看望他们时“妈妈”说的：
“知道吗，你爸爸入党了。”
说这话时，爸爸在一边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神态。
“妈妈”抱怨：
“这么大岁数还入党，也不知图个什么，还得交不少的党费。”
多年的坚持，终于感动了不甚了解他的丰台区老干部处的党组织。从表面上看，四十年代投
身革命，半个世纪的追求始终不渝，确实让人感动。
我也在想，父亲如此地执着，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或许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想过入党作官；但他更想要的是证明他自己。
列宁曾经指出，革命队伍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抱着形形色色目的加入的“同路人”，这个观点在五九年“反右倾”时被充分发挥，康生写过一篇文章，指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抛开这里“左倾”的成分，“同路人”的观点倒是说出了一个事实：的确有抱着形形色色目的加入革命的假革命。
父亲当年参加革命，不过是要证明他（他们）抛妻弃子的不道德行为是“革命”的。
我想不出，父亲在四六年还能找出什么别的理由，还能跑到什么别的地方，才能给自己“淫于新婚而弃其旧室”的行为罩上一层“正确”的光环，才能逃避舆论的谴责，才能欺骗自己的良心。
也就是说，当“里比多”（Libido）——即“爱欲本能”被家庭和舆论所压抑时，他（他们）找到了一个“合理”释放“里比多”的出口。
所以他带着表妹跑到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此后他五十年的孜孜追求，他的“左”得可爱的怪癖，均来自急于证明自己的潜意识。大概是表演得有些过头，得不到组织和群众的认可，甚至觉得他的入党动机可疑，所以一直不被接纳。像所有失去愈多愈不愿罢手的人一样，他退休后的执着所体现的不过是一种补偿心态。
其实，他的入党已证明不了什么，党员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
姐夫是学军工的，上大学时就入了党；姐姐说她入党前曾写信给父亲，要他提供相关的个人材料，父亲居然拒不回信，一点“同志”的道义也不讲。
五．教育诗篇
也就是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之间，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教师却一下子沦为最贫困的阶层之一。
不是教师的工资低，而是教师除了工资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各行各业大发奖金补贴，个体户更是大赚其钱。随着物价的上涨，教师们叫苦不迭。一位老教授作诗道：
“勉保残躯到劫余，春风浩荡又何如？依旧牢愁卧贫窟，谈何容易长安居。君不见，街巷纷纷个体户，垂手千金若神助，累卵还能买汽车，天下哄传养鸡妇。……”
俏皮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菜刀的，教书的不如卖书的”一时间流行，教师中的能人纷纷“下海”，我们教研组的一位年轻女教师，就是连工资关系都不要，坚决“下海”经商去也。
校长为安定军心，开始“一手抓教学，一手抓创收。”靠出租房子，招生时拉“赞助”等有限的方法给教师谋点福利。
在这段困难的时期，妻子的家庭给了我们一些资助。妻子的妹妹和妹夫在“东炼”（东方红炼油厂），妹夫还是个中层干部，不时的把单位发的大米，食油等送到我们家里；到了月底，岳父有时还塞点钱给我们，帮助我们度过“青黄不接”的难关。
困难归困难，书还得教。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教师，一站到讲台上就“荣辱皆忘，病痛不知”，完全进入角色，简直就是一种“职业病”。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的社会地位低，师范生难招，学生难教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自称是达尔文“斗犬”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也是个教师，当然是教大学的。在他的着作《论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一书的序言中写过这样的话：当教师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因为有两种学生你是无能为力的：一种是能学而不想学，另一种是想学而学不好。
这是站在教师的立场上看学生，如果站在自省的立场，教师也有两种让人伤心的类型，即“能教而不想教”与“想教而教不了”。
我从教几十年，感觉是：为师总有伤心时，若是教到动情处。
学校是个送旧迎新的地方，每届熟悉的学生毕业，我整个暑假都怅然若失，虽然也觉得好笑，但就是不能自己。
教师是一个感情高度投入的职业。在教育和教学中能够收获愉悦，也会得到烦恼；有时你觉得自己是游刃有余，有时又觉得自己是万般无奈，这其中的喜怒哀乐，非局外人所能体会。
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关，我比较倾向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比较反感所谓的“母爱教育”。
现在的年轻教师都熟悉苏霍姆林斯基，很少有知道马卡连柯的。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篇》影响了像我这个年龄的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马卡连柯（18881939）的教育思想虽然有那个革命年代的印记，但与他同时代的人也赞扬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是认为宪法里虽然没有写出“爱”字，却真真实实写出了“人”字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真正的人”。
他认为对待学生如同对待花朵一样，真正的园丁要有一种高于情感的理智：
“对待花不应该只是叹赏﹑亲吻，要手里拿起锹铲﹑剪刀﹑喷壶，应当准备好梯子；如果我们的园子里有了虫子的话，还要准备杀虫剂，……即使花有些不愿意接受也无妨。”
“在需要的时候，教师甚至于应当变为独裁者。”
所以，我是认为“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的那种老师。学生虽然爱听我的课，对我严格严肃的形象还是不无调侃，有一届学生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格格巫”，那是动画片“蓝精灵”里摆弄试管和烧瓶，不时与蓝精灵对抗的有趣角色，倒有几分贴切。我知道后并不生气，有时还和别人提起以自嘲。
几年前的暑假，我给一个从加拿大回国探亲的小留学生作家教，看她的作业时，发现有一次作业后面不是通常写的“good”或“excellent”而是“thankyou”。我感到奇怪，她说这次是忘了写作业，老师让她补上，然后老师就写了“谢谢”。
对于中国教师，或起码对于我来说，这么做简直是不可思议。
马卡连柯也说：“教育学是最辩证法的﹑最生动的﹑最复杂的﹑和最多种多样的科学。”受这位加拿大同行的启发，后来我也在试图改变自己。
一九九五年，我通过了高级讲师的评定。在评定职称时还有一个插曲。师范学校属中专，职称评定要通过外语考试。我初中时学过的那点俄语早已忘得差不多了，幸亏我在文革后的学外语大潮中坚持自学了英语，不但轻松地通过了考试，还把自己的“译着”当做职称评定的一个砝码。
还是在密云工作时，我得到一本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university）的《化学习题集》（Chemistryproblems），是在灯市口的一个旧书店买的。书里有许多衔接高中和大学的知识点，例题的分析也详尽。我当时也不懂什么版权，就在一个暑假里把它译了出来，心想主要是练练手。译完了差不多有二十万字，到北京跑了几家出版社，被人家客气地拒绝。理由有两个：一是习题的出版现在受控制，二是需要有专家或特级教师的推荐。
不久，我又在那个书店里发现了一本英文原版的中学化学教材，教材编得非常有特色，是以化学实验为引导，构成一个个的教学单元，由学生实验引入化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我得到这本教材后兴奋不已，又动了翻译的念头。为了找到能推荐此书的专家，我把此事和区教研员程跃尧老师说了，程老师虽然当时还不是“特级”，在教育界已很有名气，和化学的特级教师比较熟，他答应帮忙。这本教材由程老师转交到据说是英语相当不错的一名化学特级教师的手里，想请他拿意见。没想到此书送出后便如石沉大海；几个月过去，程老师问了几次，毫无结果；我心疼这本书，又亲自写信求他把书还给我，还是没有回音。情急之下我曾打算登门向他索要，但又想，如此为人，登门也未必给；何况又不是我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