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从小在南方长大，我对北方冬天的严寒特别不适应，到北京没多久就得了慢性鼻炎，老流鼻涕。家里人对我吸鼻涕特别反感，时常呵斥：“去去！快擤鼻涕去！”
小时候北京的冬天似乎特别的冷，记得好像是上初一的那年，我的手和脚都冻了，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到后来手指头溃烂化脓。外公带我去医院看，拿回纱布和敷的药。不论在家还是在学校，我都能自己换药；在手指上敷药裹纱布容易，最后打结比较困难；我学护士那样把纱布头剪成两叉，再用牙齿配合另一只手将纱布头打结系好，往往要尝试几次才能成功。我换药时妈妈和外婆离得远远的，她们嫌脏。
冻手冻脚是件很麻烦的事，走路疼不说，写字都不方便；而且会在相同的部位反复发作。今年要是右手的食指中指被冻伤，明年就还是这两个手指头被冻；这困扰了我好几年。后来听了一位老医生的劝告，从入秋开始天天坚持用冷水洗手，冬天用雪擦手，这个毛病才断了根。
注：《四库全书》是乾隆年间编纂的一套丛书，之后清代不断有人修编。本人学浅，尚未在相关资料中找到曾﹑李二人编校的记述。
十．失落的大学梦
老是蹲在书店的角落读书损害了我的视力。上中学后，我的视力下降得更厉害，因为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座位不断地向前移。初二体检时，我的视力到了0。7，校医建议我配副眼镜。我回家说了，妈妈斜了我一眼，挖苦地说：
“这么点儿大的学生还想戴个眼镜，显得你有学问呀！”
妈妈说得不错，那时学生里戴眼镜的不多，连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假装“有学问”。
但是眼睛不争气，终于到了坐在第一排也看不清黑板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写了个条子，让家长给我配眼镜，否则无法安排我的座位。
这回他们同意了。
我自己到眼镜店，配了一副最便宜的眼镜，花了三块多钱。
班上的“小眼镜”总共才五六个，还真有的同学挺羡慕我们的。
后来我一个人去探望奶奶，奶奶看我长了“学问”，知道是读书读的；她拉着我的手怜惜地说：
“你好好念书，将来上大学，那样才有出息。”
她看我无语，接着说：
“你放心，上大学有我供你。”
我听了鼻子酸酸的。
奶奶是有一些钱，听说那是离开南京时变卖了部分家当；另外南京的房子委托亲戚出租，还收点房租。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和我提过什么上大学的事，指望他们是不可能的。
奶奶没上过学，仅认识有限的几个字，但她希望自己的孙子上大学。
爸爸妈妈据说都是高中毕业，可他们并不盼我有什么出息。
我望着奶奶，不知说什么好。
在学习上我有充分的自信。我爱好文学，语文老师夸我的作文写得好。俄语是我的强项，数理化也是我喜爱的课程。我还特别喜欢几何的证明题，那缜密的论证，严密的推理和完美的逻辑让我着迷。我和班上的几个男生已不满足于几何作业，缠着老师给我们出些难题来做，还从杂志上找来一些偏题怪题。例如：“已知三角形ABC不是等边三角形，证明三角形ABC是等边三角形”；“已知四边形的边AB≠CD，证明AB=CD”；这些类似诡辩的题我们做起来津津有味。
除了无线电的爱好，我还是班内的国际象棋高手，所向无敌。
年少的我求知欲旺盛，学什么的感觉都是如鱼得水。
那个年代还不时兴成绩排名，但我相信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按河南人的话说，在班上是个“人物”。
我的课外爱好多，有时就影响到老师留的作业。老师问起来，我不知深浅地说：“那些作业太容易了，我都会，做它是浪费时间。”为此遭到老师的点名批评。
五十年代末是反对走“白专道路”，提倡“又红又专”的政治形势。“红”指的是政治思想觉悟，“专”指的是业务本领。一位开国元帅曾用生动的例子解释红与专的关系：如果你开战斗机，红而不专，没本事，一上天就被敌人打下来了；专而不红，开着飞机投敌去了；只有又红又专，才是革命事业需要的人才。
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这个有几分小聪明又有几分狂气的学生，在班会上把我和另外一两个与我差不多的同学称为“小白专”。“小白专”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都不会“假积极”（我们对在班主任面前摆好的人的称呼）。班上的革干子弟根红苗正，是当然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作为初中生，我当时对这些政治名词的理解十分肤浅，只知道“红专”是表扬，“白专”是批评而已。哪里晓得这批评的分量。
我心里不服，也没往心里去；那时的我，的确是太不懂事了。
初三毕业考试前填写志愿，育才学校当时没有高中，我填了三个能住校的比较好的高中：一零一中学，清华附中，另一个好像是师大附中，因为我不愿再住在家里。虽然当时的学校并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升学竞争也没有今天激烈，但这种填报方式在现在看来也是不明智的。外公让我报一所附近的普通中学，我不听；俄语老师劝我报一所俄语专科学校，我也不听；爸爸劝我报中专，说可以早挣钱，我也拒绝了。缺乏家庭温暖的环境造就了我的固执，我一意孤行，非上高中不可，非住校不可。
中考结束了，我自我感觉不错，满怀希望地等待录取通知。
录取通知书来了，我打开一看，录取我的是“北京农业学校”，我一下子懵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是写了“服从分配”，但为什么没有分配到一所高中，而分配到我想也没想过，听也没听说过的“北京农业学校”？难道我连普通高中的录取的分数都不够？这不可能。
是我没考好吗？我不相信。但那时不公布分数，查分是根本做不到的。
我想到了班主任老师对我的恶评，莫非是“小白专”的评语起了作用？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一句评语的确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要么就是爸爸到学校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妈妈虽然表面上对我的升学不闻不问，但她会坐视不管吗？
我整天苦苦地思来想去，还是找不到答案，心里十分痛苦：上不了高中，我的大学梦再也无法实现，我也让奶奶失望了。
我该怎么办？不去报到，下一年再考？我立刻意识到这个想法不现实，家里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看我有不想报到的意思，爸爸来动员我。说这是国家办的学校，享受助学金，还负责分配，毕业后和他一样就是“国家干部”，比高中要好得多等等。
我知道没有别的选择，反正能住校，而且还住得远远的，于是我打起铺盖走人。
第一章一个人的旅程第三章农校生活
第三章 农校生活
更新时间2005…9…4 10：23：00 字数：15582
第三章农校生活
我们难免有时会迷失真理，但永远不要迷失人性。
——作者
一．失落
一九六一年秋，我去“北京农业学校”报到。
从广安门外坐郊区车到长辛店，就有学校接新生的拖拉机在等候。十几个人挤坐在一辆拖拉机的拖斗上，在乡间的土路上颠簸行进。第一次坐“敞篷车”，还真有几分兴奋，我们好奇地看着路两旁的稻田农舍，十几里路一会儿就到了。
“北京农业学校”位于与丰台区交界的房山县境内，与“稻田村”相邻。学校的前身是农场，五八年“大跃进”成为学校。我们是这所学校正式成立后的第四届新生，我是农学专业六五○三班的学生。
开学典礼上有令人鼓舞的好消息，由于学校有农场，自产粮食，我们每个月的粮食定量增加到三十七斤，这在困难时期绝对是令人羡慕的。也正因为有农场，我们必须参加农业劳动；每到农忙，还要停课。我们的入学教育就是为期一个月的秋收劳动。
收割水稻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来说，开始还有趣，到后来就有点苦不堪言。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了解人力收割的劳作：赤脚站在松软的水田里，弯下腰作深鞠躬状，左手抓住一把稻子，右手握住镰刀贴近地面把稻子割断，割下的稻子再打成捆运走。用力量小了割不动，用力过猛，又容易伤到自己的腿。双脚要不停地来回移动，因为泥田里有“水蟞”（蚂蝗），停时间长了会叮在腿上吸血；但也不能没章法地乱动，踩到刚割过的稻茬子上，会把脚扎破。起初我们还能保持正确的姿势，刷刷刷地一直割过去；没多久就站不住了，只好蹲着割；再后来蹲也蹲不住了，就单腿轮换跪着割。第一天劳动下来，人人腰酸腿痛，手打泡脚流血，可谓伤痕累累。第二天早上起床铃响时感觉浑身疼痛，不想动弹；但毕竟是年轻，只要咬一咬牙跳下床，胳膊腿活动活动就没事，照样又是一天。
一个月下来，我们已完全是“农民”的形象：头戴草帽，手持镰刀，皮肤黝黑。体力劳动使我们吃得香睡得着，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睡觉沉得像条死狗，雷打不动。
班上有的人坚持不住退学了，但多数人可能和我一样，没有退路。
后来我们才体会到，这只是劳动锻炼的第一课，艰苦的考验还在后面。
劳动的苦我不怕，我心里感到苦。
我本应当上高中，上大学。在育才学校，我哪方面也不比班上的革干子第差，为什么就让我上农校，为什么！
我的那些“美好”的理想，都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梦，这使我感到非常地沮丧。
我抱怨，我不平，我觉得整个社会都好像是我的后娘，我在不公正的命运面前孤独无助。
这些可怕的想法像毒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我。
开始上文化课了。
除了语文，我对所有其它的课程不再感兴趣。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