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在条件具备时要把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还说，全部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保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因此要完整地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应该把握三条： 一 他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 二 他还强调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 他提出要在不久的将来使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把这三点结合起来，才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完整的思想。片面地只讲利用资本主义而不讲限制资本主义和过渡到社会主义，恰恰是曲解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据此，李维汉同志认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完整政策。决不能离开限制改造，孤立地讲利用资本主义，那样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自由泛滥。他还指出，在我国全行业公私合营或迟或早地到来，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是符合我国的实际的。我认为，李维汉同志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近年来有一些全盘西化论者，他们之所以攻击我国的私人工产业改造搞得太早了、太彻底了，实际上是主张在我国建国后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之后，才能谈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整日喋喋不休地埋怨中国生产落后，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这就是一切资本主义“补课论”的思想根源。有一个叫刘宾雁的人，前几年就多次说过：“解放以后犯了可以说是战略性的理论错误，就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刀切开，彻底得很，一条血管，一条神经都不能连在一起。”其实包括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三大改造，不仅当年受到全国工农大众、知识分子的热烈赞扬，而且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而刘宾雁却如此地诋毁它看来只有丝毫不触及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血管万世畅流，反而合乎刘宾雁之流的心意。这不是彻底暴露了刘宾雁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吗立场不同，当然他同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转变。在这个革命转变中，我们党掌握得既积极而又稳妥；既不早又不迟；既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前途，收到了预期的革命成效，而又未引起重大的社会震动；既消灭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而又改造了人。因之转变是极其成功和极其伟大的。这是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智慧因势利导分不开的。把对私人工商业的利用和限制改造分开，把革命停滞起来，设想有一个长长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是违背人民意志的，也是不合乎辩证思维的。
小 结
表现毛泽东的大智者，岂止以上数端，这里举几个例子不过说明大意罢了。问题是为什么能造就出具有这样大智的人物呢他的大智又是从何而来呢据笔者看，这决不是天生的或者仅靠自己的天赋形成的。我认为，构成毛泽东大智的因素，有几个主要方面：第一，是他参加了中国革命丰富多彩的实践，广泛地接触了工农兵、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界人物，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第二，是他平常极为注意学习和研究历史与现状，具有渊博的知识；第三，是他精通马列主义，尤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具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水平；第四，是他确实具有不凡的禀赋。这四者汇聚在一起，才构成他的大智。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这样一个人物，自然是很不容易的。
大勇篇（1）
大智与大勇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诸葛亮设“空城计”，如果司马懿兵临城下，诸葛亮吓得面如土色，也就难以在城头怡然悠然地抚琴了。所以我前面写的“大智篇”中各例，也都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的大勇来。
但是，智和勇也还不是一回事。比如有人纸上谈兵，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而到了战场，也难免临危失态。毛泽东从率领数百人上井冈山，直到后来成为数百万大军名副其实的最高统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故不可不在勇字上单独立篇。但本篇不拟写得太长，仅举出以下两例作为说明。
一、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记得早年看过一本小说，讲一个英雄人物，从前当战士和下级军官时，非常勇敢，后来当了大官，地位高了，顾虑就多了，勇气反不如前。我想这种情况是有的。而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早已是全党的领袖和全军的统帅了，其位置不可谓不高。他本身的安全，也的确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的命运。但毛泽东的心理状态却与上述情况相反。解放战争时期转战陕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47年3月初，蒋介石在西北地区集中了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他企图以攻占延安，来“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并在此步骤达成后，抽出胡宗南这支战略预备队，加强其他战场的攻势。大家都知道，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瘠民贫，只有一百六十万人口的地区。我军部队也少，只有第1纵队 辖两个旅 及新编第4旅、教导旅等4个野战旅，约一万七千余人，另有三个地方旅。这样不得不从晋绥增调了一个纵队，其机动作战兵力总共仍不过六个旅二万七千人。与敌人的兵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其装备更无法相比了。
在我军主动撤出延安后的第三天，在绥德城南的枣林沟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朱德、刘少奇以及彭德怀等将领。在会上曾引起过一场争论，即多数同志提出，要统帅部和毛泽东主席渡过黄河，在黄河彼岸某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理由很明显，陕北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地区也狭窄，回旋余地并不大，而毛泽东一身而系全党安危，在战争中危险是无可避免的。如果渡过黄河，转移到安全地区，并不影响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将最高统帅和统帅部安排到较安全地带指挥战斗，不仅合情合理，且很有必要。这样做，也决不会引起任何非议；因此，此议一出，几乎全体响应；但是只有一个人不同意，这就是毛泽东。他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这样，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打胜仗。”同时，他也不同意给陕北再调部队来。他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一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部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双方争执得很厉害。尤其是任弼时，对毛主席应过黄河坚持最力，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最后都带了火气。毛泽东声言：“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大家看说不服他，只得让步。会议经过两天讨论，最后确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担任书记，负责那里的土改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叶剑英、###前往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事情就这样确定了。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统帅的勇士情怀他想的不是什么我已经是最高领袖了，应当格外地珍惜自己，而想的却是人民，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危急时刻决不应当离开他们。只要能更有利于全局的胜利，至于个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他对自己是这样，而对自己的战友却是另一番体贴。例如朱总司令，那时已经六十一岁，董老的岁数更大，毛泽东把他们安排到环境比较安定的华北晋察冀地区，又未尝没有照顾的意思。朱总司令当然很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他临行前的一天下午，专门召集了警卫部队连以上的干部会，再三嘱咐大家：“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你们要坚决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要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否则是无法补偿的”朱总司令讲完后，又把团长、政委找到跟前，要他们把力量重新调整一下，老弱的自己带去，精壮的留下来。战友之间的心心相印又是多么感人啊
大勇篇（2）
在国民党集结重兵侵占延安，并深入陕甘宁边区腹地的严峻时刻，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及军委总部始终在陕北坚持的消息，不仅安定了陕北的人心，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战斗意志，对推进战争的胜利进程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当然，陕北战场是异常艰苦的，比之全国也许是最艰苦的战场。那时毛泽东已经五十五岁了，由于山径崎岖，战争的头几天，他已经丢弃宋庆龄早年赠送的那辆汽车，开始骑马或步行。住下时则住在又黑又窄的窑洞里，连地图也挂不下，墙上、酸菜缸上、锅台上摆的都是地图。尽管战争一开始，他很风趣地说过，“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但在这样狭窄的地区回旋，不遇到危险，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的记述，其中最危险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我军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大捷之后，胡宗南气急败坏，利用我主力远在西线的机会，专门派了刘戡率领四个半旅，向我中央领导机关扑来。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住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敌人既然来了，不得不连夜转移。傍晚出发时，一阵闷雷沿山梁滚过，接着便下起大雨来。队伍冒雨爬上西边的山梁，由于天色漆黑，不得不跌跌撞撞地摸索前进。走了一夜，其实走出来并不很远。天亮时距王家湾还有四十里路，只好停下来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