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东史郎已经八十八岁了，虽然满头白发，但身躯强健，讲话声音洪亮。那天我听了他的讲话，他再次揭露了侵华战争的罪恶并表示了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决心，令人深为感动。宴会后，他把在中国刚刚出版的《东史郎日记》送给我，并在扉页上题写了“正义必胜，粉骨精白。东史郎八十八岁”等字。我翻看了该书的序言，他以鲜明的语言写道：“应该永远不忘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恩情，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军阀犯下的滔天罪恶以牙还牙，而是对我们‘以德报怨。’”又说，“日清战争中，日本占领了台湾，从中国索取了大量的赔款。然而这次日本战败后，中国并没有占日本一寸土地，没让日本人赔偿一分钱，反而对我们说：‘我们要永远为友好而努力！’这种恩情我们要报。”他又说，“因为我们错了，所以必须反省，切不可成为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遗憾的是至今军国主义阴魂仍然不散的那些家伙竟然控告说：‘东史郎在说日本军的坏话，这是毁坏名誉。’‘不光彩的侵略和残暴的日本军究竟有什么名誉？！’ 我义正词严地反驳他们，六年来与他们斗了整整两千个日日夜夜。三百万人出征，而我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一直在与军国主义斗争。”
哦，这就是东史郎！
看了他的这些话，怎么能不令人感动呢？东史郎代表了日本人民的良心！他是真正从罪恶的侵略战争中吸取了教训的有觉悟的日本人！日本民族的前途就在这些人的身上。
第二天，在与东史郎送别的时候，我将自己写的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火凤凰》送给他。我对他说，我是一个抗日战士，书里也写了我的抗战经历。这里既写了日军的残暴，也写了当年最先觉悟的日本朋友——他们组成的反战同盟支部在战场上的活动。今后让我们共同为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而努力吧！东史郎与我说话时，发现我的耳朵不好，回国后曾寄来一副助听器，纪念我们这次相识的友谊。
倏忽间，几年时间过去了。当东史郎君不幸逝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也正是日本的极右势力不断制造紧张局势，中日关系很不好的时候，这就更增加了一层悲凉。在日本国内，一方面是极右势力甚嚣尘上，一方面是日本人民的正义力量受到严重打压。这不能不使我特别难过。当然，这些都是在美日结盟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近年来，日本小泉政府一意孤行，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断恶化与中、韩、朝等邻国的关系，而且死心塌地追随美国霸权主义，图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日本人民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不能不严肃考虑，究竟什么才是日本民族应走的道路。在我看来，以小泉为代表的右翼势力，死心塌地地追随美国，把自己绑在美国霸权主义的战车上，为美国火中取栗，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决非日本民族之福。相反，以东史郎君等正义人士为代表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与中国等东亚人民睦邻友好的道路，才是真正日本民族的光明坦途。这是我在悼念东史郎君衷心的话。我寄希望于日本人民。
200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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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家诗翁送别
克家诗翁于万家灯红的元宵之夜驾鹤西行了。
去年10月，适逢他的九十九岁诞辰，我和女作家丁宁同志相约去看望他。那时正是他病危的时刻，郑曼大姐面带忧容地把我们引进病房，这位瘦弱的老人正处于昏迷状态。郑曼轻轻地在他耳边唤了几声，我也轻轻地呼唤着：“克家！克家！”他似有所动，睁了睁眼没有睁开，却从被子边伸出手来。我握着那只枯瘦的手，为人民作出重要贡献的手，默默祷祝着诗人能够转危为安。果然不久，就传来奇迹般的消息，他的病情转趋稳定，亲人们和朋友们都庆幸他可以活到一百岁了。哪里知道又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呢！
当克家同志像一颗新星一样照耀诗坛的时候，我已经在读他的诗了。那时候我不过十五六岁，对诗歌女神正处于热恋时期。中原各地如郑州、开封、洛阳、新乡、安阳以及豫南，还有一帮写诗爱诗的朋友，这些人大部分受到以鲁迅为首的上海左翼文化的影响，思想激进，不满现状，为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而骚动不安。他们由高天、程率真、陈雨门等人牵头组成了“劲风文艺社”。学诗、写诗、办诗刊，搞得很起劲。一位年轻的诗友周启祥，从上海回来，带来了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运河》、《自己的写照》，还有田间的《黎明集》、《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诗集。大家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诗，像《烙印》中所写的《难民》、《老哥哥》、《老马》、《贩鱼郎》、《崇思》、《洋车夫》、《神女》等等，立刻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因为我们的身边就是这样的生活。只要我们睁一睁眼，大街上就可以看到背井离乡蓬头垢面的逃难者，在苦难中挣扎的流民图。田间写的农村故事也是这些内容，不过另有独特的风格。他那小炸弹般的短句，给人以前所未有的新鲜之感。他诗中有一句“扬子江，你站起来吧”，至今我仍然记得。我们之中，有人学克家，有人学田间，他们都对我们中原诗坛有强烈的影响。
克家同志写于30年代的诗，忠实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描绘了人民的悲惨命运和改变这种命运的要求，至今读起来仍是沉甸甸的，是新诗宝库中的重要部分。正如诗人所说：“对当时的黑暗社会，对命运悲惨的农民，我确实是含着眼泪苦吟，蘸着浓情把它写在纸上的。”（《学诗纪程》）我想正是这样的诗才具有长远不衰的生命力。
抗战爆发，我到了延安，两地悬隔，读克家的诗就比较少了。解放后，大家聚首北京，在许多###上，常常能听到他的诵诗声和兴高采烈的读诗声。他竟如到了一片新的天地，再一次焕发了青春，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诗篇，歌颂党和毛泽东的诗篇，不绝地喷涌而出。从他身上我感到他确是一位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的诗人。
除自己创作外，克家很重视新诗的建设。他在任《诗刊》的主编期间，与毛主席等领导人谈诗、论诗，毛主席同他谈诗的信，对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他在培养年轻诗人方面，也倾注了很大热情，在这方面是有建树的。克家同志为人热诚谦和，朋友很多，但他在原则问题上也是很严肃的，尤其关心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出现的好诗他每每热情赞扬；对于不良的文艺现象，也常常著文批评。在这方面他的正义感是很强的。有一次他曾写信给我，对嚣张一时的重写文学史的荒谬主张，表示异常愤慨，要我和默涵同志商量，能在我们主持的刊物上关注此事。在我们的印象里，克家愈到晚年，仿佛经霜的红叶愈加艳红了。
去年8月，郑曼大姐告我，克家同志的全集出版了，要开一个座谈会邀我参加。我怀着对这位老诗人崇敬的感情，再次翻阅了他的作品，为他写了以下的祝辞：
随战斗世纪而来，
与劳苦大众同心，
迎风斗雨，巍然屹立，
雄峙如泰岳者，
大诗人臧翁克家也。
克家同志一生写了许多好诗，其中我最喜欢、最感动的，是他那首《老哥哥》。就像我读艾青的诗最喜欢那首《大堰河》一样。我曾说，艾青是属于《大堰河》的，臧克家是属于《老哥哥》的。他们都是我国老一代诗人中最杰出的诗人！也只有属于劳动人民的诗人才能跨进大诗人的高峰！
克家同志安息！
2004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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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胡可同志的艺术成就
祝胡可同志的艺术成就
——在胡可同志从事戏剧活动六十五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可同志是我相熟相知的老战友。过去我们都生活战斗在晋察冀根据地这块战斗的土地上。解放后又在总政和北京军区相聚在一起。他的重要作品我都是看过演出的，不论是在村头的冰天雪地或者在剧院里，这些作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很喜欢他的作品的。
从他的作品看，《清明节》、《戎冠秀》、《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槐树庄》等都是反映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可以说它们相当生动、具体地，也相当深刻地描写了历史的真实，是充满革命理想的扎扎实实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这样的作品是富有生命力的，是决不会转瞬即逝的，是会长期活下去的。因此，完全可以说，胡可同志的作品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他是来自解放区的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一位当代杰出的戏剧家。
胡可同志所以能够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偶然的。
首先，他确实扎扎实实地深入了生活，深入了火热的斗争，从群众中汲取了营养。近年来，我看了胡可同志出版的战时日记，使我的印象越发深刻。当时，他虽然在文艺团体，但却常常背着背包深入连队，和战士干部们滚爬在一起。太原外围战时，他就钻在简陋的防炮洞里。有时还深入到遍地是炮楼的敌占区，仅仅依靠一两个地下工作者的掩护进行活动。反扫荡时，他还被派出找粮食，爬山越岭把粮食背回来给同志们吃。在这一点上，我看他比我还要辛苦，我随部队生活和战斗，有什么吃什么，还不用自己操心。我看了他的战时日记，很是感慨。想想现在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现状，这不是很好的教科书吗！
应该提到，胡可同志在深入群众生活中，是同不断改造自己联系在一起的。他从来不像有些知识分子那么狂妄，认为自己天生就比群众强，用不着改造了。
其次，从胡可同志的作品看，不可否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