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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伐军渡过长江，逼近徐州，日本支持的张宗昌、孙传芳的部队迅速溃退。田中义一便紧急于11月10日召开内阁会议商议对策。
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当年４０岁，依仗近卫公爵的权势已有１０年之久，这次当上事实上的外务大臣，此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鲁莽地大声嚷道：“徐飞狐这家伙太不识相，竟敢与大日本帝国作对，搞什么北伐，张宗昌、孙传芳被蒋介石穷追猛打，败退到山东、江苏省境，战争波及山东仅是时间问题！"；田中义一理理考究的镶边制服，讲起在山东省的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大约有一万七千名日侨，日本在山东的投资额约一亿五千万日元。末了，这个谈吐粗鲁的首相为抬高身价，也故作斯文之态：“徐飞狐势必很快攻入山东，对帝国来讲，山东省的意义决不只限于山东一省，它与满蒙的安定具有密切关系。帝国如何处置，本首相、本大将愿听诸位高见！”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强烈主张出兵山东，财政大臣等提出大规模出兵在财政上有困难而且有刺激中国之虞。这一下可惹恼了森恪和白川义则，气势汹汹叫嚷不休。田中义一见争吵激烈，便提出把驻中国东北的步兵第六师团调往青岛，以此做出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的内阁决定。
之后于11月20日至11月30日在东京外务省隆重举行所谓的“东方会议”。在东方会议的开幕式上，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身份致开幕词说：目前中国政局纷乱已极，我政府在对华政策的推行上，必须慎加考虑。趁此中国战局稍形平稳之际，特约集我驻中国各方面之各位代表齐聚一堂，就中国政局问题开诚布公，各陈所见，以供参考；同时，就政府之方针政策，亦希各位充分理解，并统一贯彻执行。这就是召开此次会议的用意所在。在探讨政府的政策运筹当中，有些细节问题，随着会议的进展，或将组成特别小组委员会进行专题研究。对此，亦希各位予以谅解。
东方会议讨论、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认为徐飞狐有可能统一“中国本土”而寄于希望。最后，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会后田中义一于12月1日向裕仁天皇奏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侵华纲领《田中奏折》，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
将来欲制###，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
惟欲征服###，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倘###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以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田中义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竟然敢主动“找事儿”，但受种种条件限制，只好撤兵。把个田中义一搞得焦头烂额。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方采取一切措施掩盖炸车真相。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于当日夜晚将溥仪严密保护，携他由天津潜往大连，准备用他代替奉系军阀，使三省脱离中国版图，而另立傀儡王国。而炸车之日河本曾准备了一队士兵集中南满附属地，因事先没有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少将联系，所以被斋藤所解散。事变时关东军竟日以电话询问日本驻沈领事馆，希望准其出兵维持铁路附属地以外的秩序，但被森岛领事所拒绝。当天沈阳日人住宅区曾有浪人投弹一连四次，均因中国方面官吏冷静应付而未发生不幸事件。
沈阳军署于29日午时起即和在北京的少帅张学良联络，请其火速返沈，而张学良亦已获悉皇姑屯事变，他当时不过28岁，要应付这样一个非常艰难而又复杂的情事，也真是不容易。当时因为不知道事变的真实原因，虽然怀疑是日本人在幕后制造，却还不知下一步行动。日人既然胆敢谋害张作霖，则也不会放过张学良，所以张学良决心返回沈阳，就不得不采取极其秘密的部署。他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赴沈阳，经过南满路检查站时，步行绕过，再换乘汽车直驶沈阳，径入帅府。
在张学良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要人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宣布，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人信以为真。张学良返回沈阳后，并没有立即为其父举办丧事。为了掩人耳目，以张作霖的名义发出“奉天省长公署令特派交涉员”电，电报发出后，使内外不知详情的人，都以为张作霖还没有死，就连日本特务机关、驻奉天总领事馆的人员也都摸不清底细，满腹狐疑，如坠十里雾中。
张作霖的遗嘱，仿刘备死后的遗诏，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作霖的遗嘱云：
“余不幸归途遇险，今病势已笃，殆朝暮间人矣。余自京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今年五十有六，死已非夭，惟是报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尔。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延聘贤良，修明内政，以慰父老悬悬之望，更望我袍泽同仁，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戮力同心，精诚团结，余身虽死，亦瞑目矣。”
张学良根据这道自己“伪造文书”的命令，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急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
张学良同时邀请老一辈奉系大将来帅府共商善后。对于张作霖的继承人问题，奉系军阀的“老班底”和旧派军人都认为张学良过于年青，缺少统治经验，难以驾驭，因此，一致推让张作相为”东北王“；但是另外一派，新派军人，特别是留学日本的一些军官，都拥护野心早已锋芒毕露的杨宇霆接班。
张作相见到他以后又是难过又是高兴，他说：“小六子（张学良的小名）你放心干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知道你不好好的干，我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张作相在老一辈奉系中是最有份量的，他这一番话等于决定了张学良的继承权。
1927年1月3日奉天公布张作霖逝世，由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宣告停止军事，休养生息，万福麟被派为黑龙江督办。
1月8日东三省联合会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兼吉林司令，张学良为奉天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司令。
张作相坚不就东三省保安司令，1月14日东三省联合会乃改举张学良，张即日宣布就职。
日本军阀最大的错误是他们想阻止东北内向，破坏中国统一，可是使用的方法却迫使东北内向，促成中国统一。尤其是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对整个奉系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刺激。奉系统治东北十六七年，根深蒂固，现在日本军阀炸死了他们的最高领袖，因此联日就是奉系之敌，对奉系来说，日本军阀是他们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私仇公义，奉系都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归顺国民政府。
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举动虽然没有动摇日本分离满蒙的日本国策，可是田中分离满蒙所选定的对象则因为皇姑屯一炸而需要重新安排。当时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陆军少将松井七夫主张扶植杨宇霆，而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则主张拥立张学良，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看上张作相，刺张的主谋凶手河本大作则拟定张景惠。东京方面对张作霖的继任人选没有积极的主张，不过东京方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只要能阻挡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力伸入东北，使东北成为一个特区，为日本势力范围。事实上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在张作霖被关东军谋杀后，东北军民对日本军阀的憎恨更为增加，他们不一定喜欢张作霖，可是却对于日本军阀用此卑劣手段对付张作霖，为之寒心。再加上国民政府的秘密宣传小组的宣传，在东北军民中的仇日情绪空前高涨。
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日本驻北京武官建川美次均分别向日本陆军省报告，认为东北脱离中国本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有田亦正草拟“对支方策”，方策分为两部分：一为一般方针，强调以和列强协调为手段，以承认国府为归宿；一为防止满洲赤化为理由，以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为目的。日本外务省有此“方策”，显示外务省态度已在转变，原来日本政府对东三省的措置分为两派，军人主张用武力控制，造成既成事实，促成东三省脱离中国；外交人士则主张采取条约一步一步地控制东三省，最后目的亦是使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殊途同归，不过一是积极路线，一是消极路线。如今外务省新的“对支方针”也采取条约以外的方法，显见在张作霖被炸后，日本政府的和缓派已有改变。
1927年一月八日，张学良就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身份致电北京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希望和平与不妨碍统一的诚意，同时派遣专使邢士廉由海道专程赶至北京面见徐飞狐，陈述愿意归降，请商统一办法。徐飞狐因此指派方本仁偕邢士廉赴奉天作具体的协商。方、邢等抵沈阳曾秘密和张学良交换意见，当时由于日本关东军的监视，所以几经洽谈，议定于1927年一月三十日东三省及热河一致易帜，易帜的条件是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权力。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热河划归东北范围。不料一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奉天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全力出而阻止，张学良迫于客观形势，只好暂时中止。
压力集中在两点上：一为阻止张学良易帜，不许张学良投向南京的国民政府，以破坏中国的统一。二为满蒙铁路权益的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