γ嫣酢保馑际侨绻�12月31日晚之前还没有被吃掉就免不了被丢弃的命运。当然，这些如出一辙的“悲惨女人”的故事（不过女主人公从25岁变成了31岁也是一个有意味的变化）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也许是有着悠久男权文化传统的日本，在面对单身女性有增无减的年代，利用传统的性别话语所进行的某种“围剿”，以恐吓年轻的女孩子早点进入婚姻。
1999年，据日本一项社会调查表明，东京30岁以上男子一半以上没有结婚，另据日本厚生省估计，1980年以后出生的女性14％将会终生独身。《中国婚姻家庭的变迁》一书也引用了这些材料。日本城市大龄青年晚婚和单身的现象已经引起日本社会学家的关注。由于20世纪中后期日本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物质条件富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竞争也日益激烈，生活在大城市的日本青年为了获得更高的物质享受，获得自我实现，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放弃或暂时放弃了婚姻，成为了剩男剩女。
女性对于婚姻的抵制在人类史上由来已久，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并不认为婚姻于她们有什么好处。因为婚姻从它最初诞生时对于男人和女人是绝对不平等的，它本身就是父系社会男尊女卑的产物。恩格斯说：“母权制度的颠覆乃是女性历史的失败，丈夫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权，而妇女失掉了她的荣誉地位，变为仆役、丈夫淫欲的奴婢及生儿育女的工具。”
这一段话虽然是恩格斯对家庭创始之初的男人和女人不平等关系所作的论断，但是在今天，依然有它适用的范围。妇女之所以容易接受单身的生活方式，是因为她们在传统家庭中的获益从来都比男人要少得多，而所受的屈辱却从来就比男人要多。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所身受的压迫和不平等，首先来自于家庭内部，其次才来自社会。历史上有一些非常富于智慧的男人也轻视妇女，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男人本性高超，女人低卑；一方是统治者，另一方是被统治……男人的本性较女人适于发号施令，我们必须把女人视作天生的残缺。”
一、旷男怨女从来就很多吗（2）
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都已证实：影响性别的染色体并不影响人的行为。Ｙ染色体和雄性荷尔蒙不导致男性争强好胜；Ｘ染色体和雌性荷尔蒙不导致女性依赖他人。因此拒绝被动接受性别角色的女性、超越女性特质的人也会增多。随着女性受教育人数的增多，尤其受良好教育的女性的增多，知识使她们认清自身价值。
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一组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目前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单身男女已远远冲破百万。而在1990年，北京30岁至50岁单身人数才约为10万人。有关专家据此指出，中国第三次单身潮正在来临。
新中国第一次单身潮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1950年5月，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随之而来的是波及全国的离婚潮。上世纪70年代末，第二次单身潮来袭。文革结束后，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城市里迅速聚集起一批大龄单身青年，主要还是女性。因为很多男知青在下乡时接受了当地的女青年，恋爱成家。可从大城市来的女知青却很难接受当地的男青年。而现在单身潮的主角则是这样的一群人：年龄在28岁到38岁之间，收入颇丰，工作繁忙，有情趣，对于婚姻有着非常理智和实际的态度。
客观地说来，第三次单身浪潮的到来，更多是年轻人出于对自我的保护，大家都觉得现在的婚姻关系是很脆弱的，既然脆弱易碎，人们就会考虑投入婚姻是否值得，婚姻是否一定是必然。婚姻脆弱的观念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单身浪潮的历史影响下，两性感情的基础变得越来越薄弱。其次，女权主义的兴起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得女性对于自我权利的要求变得格外严肃起来，这些自然会反映到对于婚姻的态度上。还有，西方的婚姻观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都越来越广泛，这从流行的美国电视剧中就能看出端倪。《欲望都市》表现了都市女人的性观念的自由开放，《绝望主妇》反映了婚姻的窒闷，这些都暗示了一种状态：不去借助婚姻，我们也可以有性、有孩子——而且可能过得更好。
这样长此以往，如果婚姻不能提高双方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性生活的质量，人们一般不会轻易地迁就屈从。现代人越来越倾向将婚姻视作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模式，走进婚姻的门槛也就越来越高。
人们结婚越来越迟，这个结论也是有数据支持的。不过，即使没有数据，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十五六岁结婚，七八十年代的人十八九岁成家，二十一世纪里而立之年谈恋爱也并不迟。
类似的这些问题有一位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过考量。以女性为例，一般说来，单身女子走入婚姻的机会成本更大一些，所以她们宁愿选择单身。还有，这个群体的收入高于普通群体，正是因为经济上的独立性这个前提条件，使她们无须依赖男性，也使她们对婚姻的态度变得挑剔。而在旧时代，女子单身的极少，因为女子一无所有，完全没有经济地位，嫁给男人，失去的是自由，但起码可以衣食无忧。在现代社会，一个优秀的职业女子却面临着多种选择，她有很多很好的工作机会，有着远大的前程。如果婚姻要她放弃和投入的太多，她当然会犹豫。所以论条件，单身女子往往不是找不到男人，只是因为婚姻的成本太高，相比之下，单身反而有更好的预期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单身自然便成为理性的选择。按照这样的理论，可以预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提供给女性的工作与发展机会越多，单身女子群体就会越大。
有很多情况似乎从侧面反映了大龄单身男女择偶的状况。据我们从北京某地区出现的大龄男员工择偶难的企业了解到，这些企业的大龄男员工的年龄绝大部分在二十八九岁以下，极个别的员工年龄超过了30岁，不少企业在做这方面工作时，是在为二十四五岁“王小五”们未雨绸缪。与此同时，年龄超过30岁的女性则以单身白领居多。这些大龄女性单身白领绝大多数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不乏博士、硕士，都有一份薪水不薄的优越工作，很多人的个人条件也不错，就是婚姻问题悬而未决。
还有一个与“剩女”问题相关的严重问题，就是“剩男”，也叫“超男”。
一、旷男怨女从来就很多吗（3）
欧洲学者蒂亚森是第一个提出“剩男”问题的学者，在1990年他就提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正逐渐引起人们的忧虑。许多“多余”出来的男孩子们，因为贫穷而没有固定的性伙伴和家庭，所以他们需要用逛妓院或者同性恋的方式来解决性需要。更耸人听闻的是他的另一个观点。根据他的计算，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4000万的男性因找不到老婆而成为剩男，这相当于整个大洋洲的人口数量。
无独有偶，2004年5月，美国杨伯翰大学的瓦莱丽赫德森和英国肯特大学的安德烈亚博尔合作出版了《剩男：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他们在该书中指出，在亚洲，因为种种原因将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会在社会经济底层形成一个剩男阶层。在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剩男将占到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至15％。这两位学者还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一些人生目标。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在2004年7月19日也以“我们的安全是否被‘太多男人’威胁？”为题，举行了一场研讨会。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究竟男女性别比例与政治安全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专家的支持，马丁沃克2006年3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推测说：“到2020年，中国的剩男很有可能会认为，发动战争，并在光荣的大义下死去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关于这篇文章，得到更多的是质疑。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乔舒亚戈登斯坦对其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他在《泰晤士报》撰文批评这篇文章的“证据并不能支撑结论”。他认为，将男性过剩同暴力联系之前，需要对男女性别比例不同的各种国家进行系统研究。“我不相信有人曾系统的、在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中检验过这些观点。”耶鲁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卡罗尔恩贝尔也表示同样怀疑。他指出，简单地根据“剩男”的数量作出社会暴力化的预测忽略了一点——男人的暴力倾向是社会造就而非天生的。
在《剩男》这本由美英政治学研究者合著的书中，中国的“捻军起义”被作为“剩男”引发灾难的典型例子。在19世纪的中国北部，由于干旱引起了灾荒，生活的困苦使很多百姓选择杀死女婴。据一些欧洲学者的统计，当时中国北方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29：100。后来，这些找不到婚配对象的小伙子聚集起来开始闹事，最终控制了一块领地，竟然统治了600万人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太平天国起义余波的“捻军起义”。
由于接触的资料有限，外国人可能不能精确地估算当时的性别比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是在想象历史。据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信息，19世纪中期的男女性别比例是在103～110的区间之内。但是，男女比例失调是晚清以来一直就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历史上，中国人选择男孩的现象由来已久，过去没办法确定腹中胎儿的性别，所以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有溺死女婴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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