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为什么过去一管就管得那么死，现在怎么一下就管不了！在新时期，为发展文学，是否还 有另一种方式，能闯一条新的路子呢？于是，大家都议论到办刊物的事，而且要老太太出面带头。说实在的，能有议论这种事情的气氛，就是事情能办成的基础。大家回忆起叶圣 陶编的《小说月报》，郑振铎、靳以编的《文学季刊》，白色恐怖下丁玲编的《北斗》，于是，大家一个劲儿地吹风，老太太也是笑眯眯地说：‘好哇，好哇，大家一齐出力，一 齐想办法呀！’”①会中，丁玲去了一趟泉州，会后，又去了一趟漳州，两地与厦门合在一起，恰好是有名的闽南“金三角”，是福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年的二月，邓小平视察了厦门经济特区， 并且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三月末四月初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落实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时提出的开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金三角”在历史上有悠久的经商传统，现在又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思 想解放，步子也走得快，丁玲、陈明参观访问了几个“万元户”典型。会议结束后，丁玲到了福州，省委书记项南夫妇两次来看望，又介绍了更多情况。丁玲为这些新鲜事兴奋着 ，装着满脑子新观念，在6月29日下午回到了北京。
3。 丁玲心中燃起两把“火”（2）
就在那期间，丁玲还曾经做过一段“董事长”。新华社著名女记者潘荻在深圳注册了一家巾帼艺术总公司，设想开展工艺品进出口贸易、组织艺术团体出国演出、开办艺术学校等 ，用赚来的钱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和妇女儿童事业。潘荻出任公司总经理，聘请丁玲出任董事长。潘荻的决心和魄力让丁玲敬佩，“以文养文”自己筹款发展文化事业和公益事业的 思路让丁玲大开眼界，她从1983年底到1984年9月，做了不到一年只挂名不管事的董事长。
丁玲本来就是政治热情旺盛，总是要努力走在时代前列的那种人，福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见闻和董事长的短暂经历，促使她很想以一种具体的行动，投身于改革的实践。此 乃第一把“火”。
第二把“火”则与丁玲的心结终于得解有关。
我从1982年5月到1986年3月丁玲逝世，在丁玲身边工作了四年。在此期间，我深深感到，直到1984年中央组织部为丁玲恢复名誉的九号文件发布之前，丁玲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 1930年代她被拘禁南京的那段历史。那是她的要害，是她的“政敌”紧握在手里的法宝。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解往南京幽禁了三年。由于她是著名作家，有较高的社会名望，国内和国际进步力量又发动了强大的营救攻势 ，所以，国民党既未监禁也未用刑，还曾给过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后来，她千方百计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且在党组织安排下逃离南京，奔赴陕北苏区。在延安时，她的这段 历史就曾经引起过怀疑。以陈云为部长李富春为副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经过审查，于1940年10月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说：“党内有些同志曾经传说过丁玲同志 在被禁于南京的三年中曾经自首，但中央组织部直到今天未听到任何同志提出丁玲同志曾经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同志发表过自首文字和屈服于国民党的文字，因此认为 这种传说无从凭信。”“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丁玲又补充交代了一个情节：在南京时为了应付敌人，以求早日获取自由，曾经写过一个条子，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 ，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后来，围绕着如何界定这个条子，就成了如何界定她“历史问题”性质的关键。
1955年8月，中国作协党组批判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之后不久，中宣部开始重新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1956年10月中宣部做出《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认为“丁玲同志曾经在敌人面前屈服，向敌人写了申明书。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她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此后二十多 年里，这个结论与“反党集团”、“右派分子”一起，三顶帽子紧紧扣在丁玲头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拨乱反正中间，1979年春天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为丁玲平反，作出《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认为“反党集团”帽子应该摘掉，“右派 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但是“关于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却认为“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丁玲对此不同意，认为历史问题“应该确认1940年10月《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那个结论是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自主持，任弼时亲自审查，并经过毛主 席审批的”。此后，丁玲多次向中宣部和中组部提出申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 丁玲心中燃起两把“火”（3）
198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以“中央发电（加急）”文，批准了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电文称：“中国作家协会：同意你们关于丁玲同志右派 问题的复查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关于丁玲同志历史上被捕中的问题，同意维持中宣部一九五六年十月所作‘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 论。对该结论中说丁向敌人写‘申明书’‘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一词，可予改正。”
这是中央的意见，是最终裁决。丁玲提出了保留意见，由中组部转报中央，此后便无下文。丁玲是一个视政治历史如生命的人，她一定要证实自己的清白。
转机出现于1983年。8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去看望同住一个楼的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因突遇暴雨，便多坐了一会儿，谈天中又说起自己的“历史问题”。李锐听罢，要她写一份详细 的材料。自此，中组部重又受理丁玲的申诉。
中组部在认真听取丁玲的陈述，查阅档案材料，并做了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打算为丁玲彻底平反。1984年1月李锐向胡耀邦总书记汇报工作时提及此事，得到胡耀邦的支持。这桩折 腾了四十多年的冤情，终于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机。
1984年7月，中央组织部拟定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经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8月1日，以中组部（1984）九号文件发向全国的党组织。《通知》中说：“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七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 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和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转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应予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 影响。”
关于南京的那一段历史问题，《通知》说：“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进行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 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通知》高度评价说：“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 ，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一九五七年以后，她在二十多年的长时间里，虽身处逆境，但一直表现好。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以后，她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不顾年高体弱，仍积极写作，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为 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
中组部这个文件拟定时，丁玲正住在医院里。7月6日，陈明把文件的征求意见稿带到医院。那天下午，我刚走进病房，丁玲便迫不及待地对我说：“小王，这下我可以死了！”我 心里一惊，以为她的病情严重了，却又见她面露喜色，扬了扬手中的两页纸：“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那就是中组部《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的征求意见稿，和林默涵 、刘白羽等当事人的意见。丁玲写下自己的意见后，长出了一口气说：“40年沉冤，终于大白了。”她把这份材料小心翼翼地放进写字台抽屉里，把身上穿的蓝白条病员服抻平， 又理理花白的双鬓，动作敏捷，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许多，然后坐到沙发上说：1979年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组织上给我平了反，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工作，让我住上了 木樨地的高干楼。但是，我仍感到，还有一块阴云不时笼罩着我，还有阵阵阴风，不时袭扰着我。我总觉得对我在南京的那段历史，还是有人不肯改口，背地里算计，说我这样那 样，千方百计阻挠组织上做出实事求是的公正结论。……我觉得现在再没有我担心的事情了，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 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丁玲立刻写信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