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机，在第一时间作出决断。而且他需要士兵们看到他，知道他就在他们身边，特别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在那种关乎战局命运的当口。这本身就是一种决心，一种誓言，一种彼此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忠诚和信赖。中国军人少有西方军人那种自发的情绪、个性的渲泄，他们通常都是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信服、爱戴而又有些令人畏怯的首长，但那周身呼啸着的血液的流速和热度并不比任何人差。他们知道自己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他们乐于为胜利付出任何代价。而一支心甘情愿为胜利付出一切的队伍，是任何敌人都无法阻挡的。
如果指挥员临战首先想到个人安危，总惦念如何保存自己，就不能指望部下和士兵奋勇杀敌，将生死置之度外。总躲在掩蔽部里的将军，无论嘴巴子多狠多硬，都不可能造就一支无畏的军队。那心灵
第一章 勇敢分子（4）
的抖颤，是比瘟疫还可怕的。
从第一次战斗始，韩先楚就是所到之处的一面旗帜。
一面充满勇敢和尚武精神的旗帜。
一面飘扬在他统率下的官兵心头的旗帜。
“对敌斗争不坚决”
1932年夏，我在独立师任通信排长时，因未亲自用刀杀掉捉到的询问红军的老百姓，师长认为我对敌斗争不坚决，调我下营当副官。
这是1953年担任中南军区参谋长的韩先楚，在他的《干部履历书》中的“受过何种处分”一栏里，写下的一段话。
那是一次战斗后，几个农民来到独立师驻地，询问另一支红军的去向。大别山区红军家属很多，仅一个黄安县就有3万人参加红军。自己的队伍来了，打听一下儿子、丈夫的生死下落，原本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问题在于这几个人不是附近村镇人，是从几十里外寻来的，就认为他们是敌人派来的侦探，师长下令通信排将他们杀掉。从衣着形象到手上的茧子，都能说明他们是普通农民。时任通信找长的韩先楚找到师长，明确表示：这些人都是大别山区的普通百姓，不能杀。师长说：叫杀就杀，错了我负责！
如果他再坚持下去，或者拒不执行命令，或者干脆把这几个“侦探”放了，那后果会是什么？
这几个“侦探”还是杀了，是2班长带到附近树林里，用刀砍的。回来后，2班长无意中对师长说，排长胆小，不敢杀人。
不久，韩先楚就被下到营里当了副官。后来在那份《干部履历书》中的《自传》里，他这样写道：
调我当副官，我内心并不满意，认为杀掉那些老百姓是不对的，自己并不是对敌斗争不坚决；但是，就在肃反政策影响下，一个人没敢提出什么来。
不过，从那以后，韩先楚就有了句直到去世前还挂在嘴边的话：“脑袋掉了就安不上了。”
韩先楚这个“勇敢分子”，一生中惟一担心的，也是最害怕的，就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七里坪！七里坪！韩先楚和红25军的老兵，这辈子都忘不了七里坪。
不仅因为那场根本就不应该打的损失惨重的七里坪战役，还因为战役期间和战役前后的“肃反”。
82师政委江求顺，被说成“改组派”。他军政双全，无私无畏（那时的人是没有多少“私”字的），打仗总是带头冲锋。他的那匹马从来都是伤病员骑着，扛粮时两米长的米袋子绑在毛竹上，比谁的都多、都重。听说他被逮捕了，全师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杀不可。大刀举起来了，这个参加革命前人称“大锹把子”（即种田能手）的长工，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
给领导提点意见，发句牢骚，说句怪话，丢个枪零件，都可能成为“反革命”。几个人在一起吃顿饭，就成了“吃喝委员会”，就是“反革命”。还有“排队肃反”。官兵排成队伍，佩带绿领章的特派员（除特派员外，都是红领章）在队列间走动，察颜观色，逐个端详。谁哆嗦一下，或是有个什么动作被觉得可疑，或是认为你脸色不对，十有*那就是了。还有什么“改组派”、“第三党”、“AB团”，大都是穷苦人出身，哪懂得这些名词、花样啊？知识分子就更惨了，据说整个红4方面军戴眼镜的，就剩了一个12师政委傅钟！
七里坪一役，打得红天血地，红25军伤亡一半。有人却好像觉得光凭敌人杀还不够劲，自己还要杀。战中、战后有人对战役决策、指挥流露出怀疑、不满，那就是“反革命”，就让你脑袋搬家。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勇敢分子（5）
第一次战斗后，大队长就称赞韩先楚是个“勇敢分子”，表扬他做得对。韩先楚参军前就是团员，这时大队长亲自介绍他转为正式党员。不久游击大队编为独立营，变为营长的大队长又提议他当了排长。营长和政委都是老党员，而营长经过几次战斗，也变得勇敢而有谋略，颇受官兵拥戴。没想到，一天上边突然来了几个人，把营长和政委抓走了，从此再也没了影儿。
连批评韩先楚“对敌斗争不坚决”的独立师师长汪明国，也在“肃反”中被杀掉了。
红25军25名师职以上烈士中，病逝3人，牺牲11人，“肃反”中被杀掉的也是11人。
最初听到别的部队捕杀“反革命”，韩先楚是信的。营长、政委被抓走时，他脑子里还闪过疑问：他们是不是真的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及至越来越多知根知底的人都成了“反革命”，那疑问就变成另一种
疑惑和愤怒了：连我们这些大老粗都明白的事理，那些决定政策的人就真的一点也不懂吗？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在那不打仗的日子比节假日还少的年月里，韩先楚从来倒头就睡，一睡就着，后来可就觉少了，梦多了。那梦都是清一色的“肃反”。他和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被捆绑起来，一串串就像抓小鸡似的，甚至连小鸡都不如。小鸡被抓住前还飞呀跑的，人却不能。就是被敌人抓住了，五花大绑，脚还能踢，嘴还能骂，而当了“反革命”，只能在临刑前喊几句口号。
日本投降，他到了东北，这梦就逐渐少了，没了。可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不时被这恶梦惊出一身冷汗。
1984年初，一个老干部来看韩先楚。孩子们觉得挺蹊跷。父亲的老战友，特别是红25军的老人，他们哪个不熟识，这个怎么从来未听说过？老人“*”受过*，体弱多病，令人同情，父亲对
人家却不冷不热的。
老人走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韩先楚摇摇头，叹口气：你们看他现在鼻涕邋遢、慈眉善目的，当年“肃反”可是杀人不眨眼哪！
1944年8月，韩先楚从延安中央党校毕业，分配到抗大l大队任大队长。
当时，延安整风还在进行。和后来一样，无论前面冠以什么名头，大凡是个“运动”，就免不了个“左”字，也就少不了扩大化和冤假错案。l大队一些人被逼供、诱供、搞假坦白，已经戴上“特嫌”、“特务”、“托派”帽子，学员思想混乱，忐忑不安，惟恐大祸临头，军政训练已无法正常进行。
韩先楚坚决反对逼供信，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搞整风。他说l大队都是高中级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怎么会有这么多反革命？人家自觉坦白问题是对党忠诚，你等在那里钓鱼上钩，还怎么让人向党交心？再把思想问题提拔为政治问题，把一般历史问题扩大成政治历史问题，这不是把同志当敌人，把人往死里整吗？抗战胜利，革命成功，要靠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内部不团结，自己人斗来斗去，怎么能有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没有比自相残杀、内斗内乱再可怕的了，我们再也不能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了！
上任没几天，他就把被关押的同志放了，然后逐一核实，为他们推掉不实之词。
战场上，他记不得曾多少次救护战友了。可面对“肃反”，面对抓人、杀人，他一个排长，后来又降职为副官、伙夫、士兵，除了眼巴巴地看着，又能怎样？“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那时他惟一的选择只能是保存自己。而现在，他觉得应该动作了，起码在l大队这地方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第一章 勇敢分子（6）
有个学员叫李平，在白区做过地下工作，有人说他这段历史不清楚，硬是揪住不放。
韩先楚说：就算这段历史不清楚，存在各种可能性，把他当敌人干脆利落地处理了，就是对革命负责吗。脑袋掉了就安不上，政治生命也不是儿戏。我们在战场上冲杀是明的，人家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是暗的，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啊！
与一些学员谈话，他常讲到“肃反”杀掉的那些人：九泉之下还背着黑锅，让人怎么闭眼哪！
因为没有亲手杀掉那几个询问红军的老百姓，他被撤职下营当了副官。因为工作卖力表现好，又让他下连扛枪打仗。攻打罗田县城抢敌人金库，出城时敌人反击，人马拥挤，黑暗中他被挤落路边沟里，肩上两包银元全撒进齐腰深的泥水里，又受处分当了伙夫。所谓副官就是每天买粮买菜，管几个伙夫做饭，这下可就彻底拿起烧火棍了。那也不含糊。一次给部队送饭，半路上遇到几个民团。伙夫大都是老弱病残，没有战斗经验，他就让他们悄悄躲着，自己操起根扁担摸到敌人背后，突然大喝一声，几个民团吓蒙了，老老实实当了俘虏。这么着，那烧火棍又变成了一枝步枪。不久部队转移，让他带几个人先去设营。这边安排好了，那边部队接到命令去别处了。他不知道部队去了哪里，那也得找部队去。那时逃兵挺多，吃不了苦的，怕死的，被“肃反”肃怕了不想当屈死鬼的，有的就不辞而别了。可他韩先楚从未动过这种念头。他白天和几个人躲在山上，晚上到老乡家弄点吃的，四处打听着走呀找呀，终于找到了另一支红军部队。
之前他就是有名的“勇敢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