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感到世界一下子变得非常温暖，眼前会现出一团火。当时他真的见到有的烈士双手伸在胸前，像是烤火的模样。
辽西会战，3纵一举砸烂廖耀湘兵团的脑袋，最先打进胡家窝棚的一个排，一个也没出来。
如果他就按照“东总”命令，将3纵面向沈阳警戒、打援，而不主动要求调头去攻击新5军，这些3纵官兵会是这般模样吗？可是，如果那样，兄弟部队又会付出怎样惨重的代价？如果让新5军跑掉了，将来的代价岂不是更大？如果辽西会战不是首先砸烂西进兵团的脑袋，我军的伤亡会不会成倍地增加？而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国民党战败的原因之一，不就是各部队只顾保存实力、互相观望、不肯相互支援吗？
第五章 跨海之战（12）
只是，无论有多少“如果”、“可是”，若不是他这个“好战分子”，3纵这些官兵都不会这般模样战死在文家台！
他承认他是个“好战分子”。在这片国土上，不管哪儿有战斗，他都渴望投身其中，成为一名战士。这种愿望，经常会被人误解为希望制造战争。其实，那是因为战争原本就存在着，他是要去消灭它，使其早日结束、灭亡。
直到去世前几年他还在想，如果当时“军法从事”一个，会怎样？虽不是在枪炮声中，大战前自伤，也属临阵脱逃性质。可倘能如此，那红军和抗战初期动辄“娘卖×的毙了你”，还会总是天上地下放空枪吗？从不枪毙逃兵到“对敌斗争不坚决”，他何时在自己队伍内部动过真格的？这原本是他的一贯风格，所以也就只有铁青着脸一声不吭了。 他还想，当时为什么不点将、下令呢？那样他们就会执行命令，去履行军人的职责。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却把它倒了过来。人们只看到他铁嘴钢牙的铁石心肠，却不知道他这个“好战分子”下定一个决心，特别是像文家台这种抢人家的任务，伤亡又可能很大的战斗，内心在承受一种怎样的压力，包括良心的重负。这个天生的军人，有时甚至会觉得自己心太软，不适合干这行。但他知道他们也勇敢过、英雄过，不然就不会走上这样的领导岗位。只是最后一战了，他们那伤痕累累的身上，不想再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时日太久了，在和平的曙光已经开始照耀世界的时候，更渴望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了。他们依然一身戎装，今后也可能长期生活在军中，但他们也开始并渴求一种更多的人的属性，而非军人的特征了。本来嘛，军人也是人，而且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军人。
但他却首先是个军人，而且是个将军。
指挥船离岸50米左右，韩先楚就跳下水去，上岸就见119师355团政委夏其昌。夏其昌大喊：韩司令，滩头阵地还没完全打下来，快隐蔽！转身见到刚上岸的3营副营长杨立明，立刻将他喊过来：3营副，马上派一个连把韩司令看起来，一定保证他的安全！
韩先楚喊起来：你个夏其昌乱弹琴，谁指挥谁呀？
杨立明可不管这个，上来就把他按倒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一挥手，一个连呼啦啦跑过来，趴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人体碉堡。
在海上被警卫营长挟进仓底关了“禁闭”，上岛又被按在这里动弹不得，韩先楚又气又急，却也不能不感动。可这感动是战后想起来才会有的，当时有的只是愤怒和焦急。先是听枪炮声判断抢滩战况，后来危险性小了些，杨立明也有点被他“娘卖×的”骂怕了，他就爬到大石头右侧观看前面战斗，并不时回头张望登陆情况。那半小时左右周围官兵没有伤亡的，就是有他也不会理睬。那不是他的事。他的责任是随时作出判断，把握战场主动权，尽快结束战斗，用尽量小的代价获取尽量大的胜利。
必须用尽量小的代价去获取尽量大的胜利。
长期以来，我军一般只对非战斗减员进行追究，处罚连长、指导员，而对战斗减员则不视为问题。韩先楚不以为然。他认为战争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胜利和代价了。战争的代价是必须小心翼翼地计算的，因为那是生命，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了。美国人是以人的生命计算战争代价的，他们认为武器几个月就可以造出来，培养一个士兵则要18年。这是拥有巨大经济力量的美国人的算盘。而对于一支装备低劣，甚至与对手根本不成比例的军队，就不得不以众多的生命去抵销这种优势。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打了胜仗就行，可以不计较伤亡代价。世界上的罪过，莫过于浪费人的鲜血和生命了。至于本该胜利却打了败仗，在韩先楚眼里，这种败军之将就无异于屠夫、刽子手了。
第五章 跨海之战（13）
七里坪战役中断粮了，74师缴获52袋面粉伤亡340多人，一袋面粉几条人命？至于为打掉一个碉堡，或是打掉、缴获一挺机枪、火炮，伤亡多少人，他见得就更多了。在我军各野战军中，东北野战军是拥有火炮最多的，而他能成为最早熟练步炮协同的纵队司令，是偶然的吗？因为炮兵可以助他取胜，还能减少伤亡。
以智取胜伤亡小，招人喜欢。“替别人打仗”遭受“额外伤亡”，就遭一些人烦了。打了胜仗都高兴，可那种唇枪舌战的“方案之争”呢？没人喜欢，他也烦透了，却不能不争。因为他要战胜敌人，还要减少伤亡，就绝不能退让。对老战友、老部下，他常会顾及情面，不想伤害感情，表现得心太软，特别是在这最后一战。可他们要是危及到战役的胜利了，他便会果断军法从事，而不是光铁青着脸。
向广西进军接近梧州时，得知敌125军已过横县百河，正向芦村逃窜。他即令各师跑步前进，务于半天之内赶到罗逢圩一带断敌退路。有的师说已经急行军3昼夜了，能不能停下来吃顿饭，他火冒三丈两个字：“不行！”有的部队边跑边吃干粮，有的士兵跑着跑着就晕倒了，有的跑得直吐鲜血。结果，125军上至军长，下至伙夫，无一漏网。
在第一次偷渡的那个加强营杳无音信的3天3夜里，寝食不安的烦躁中，他说“豁上这个营不要了”。此前下定决心时，他也说过这话。鞍海战役发起前，他则不止一次地说过“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新开岭战役的关键时刻，他要求官兵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他知道这样做会使人难以理解，并招人怨恨。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他实在是个冷酷无情、毫无人性的家伙，他却只能如此。因为那当口只有无情才是有情，他愈是果断、冷酷，不顾死活地严令他们坚持到底，催促他们拼命向前，就愈能拯救他们的生命。眼下的伤亡，是为了今后少伤亡、不伤亡。
和平年代，有人问他当年大军出征，胜利在望，是何心情？怎么说呢？胜利是令人愉悦的，可伴随胜利的从来都是死亡。头两次偷渡，他去送他们出征。黑暗中，他能感受到他们的目光，听得见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些年轻的活生生的军人中的一些人，有的会伤残有的就是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了。他知道，他们也都知道。为了胜利，这是值得的，是必不可少的。可无论多么巨大的胜利，少数个人的牺牲，也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生命都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就是全部。而且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个家，一个悲痛欲绝的家。
他打心眼里热爱这些官兵，特别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士兵。他们没有任何特权，有时甚至连辩解的权利也没有，就像他当年丢了银元被罚当伙夫一样，再不满也只有执行命令。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和荣誉托付给一个不称职的指挥员，他必须带领他们打胜仗，并且时刻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心上。他不可能用身体去为他们阻挡子弹，他保护他们的方法是努力以智取胜，这样就可以尽量减少伤亡。只是任何作战行动，无论计划、方案如何周密，打起仗来都免不了伤亡。定下能够使他人流血牺牲的决心，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个天生就是来这个世界当军人的将军，有时就会觉得自己不是干这行的料。于是，在他毫不留情的进攻中，就甘愿与士兵一道去冒生命危险，因为无论从近前和长远的观点看，这样做都会使更多的生命得到拯救。有时甚至恨不能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替代那些忠勇的士兵。倘能如此，也只有如此，那军人的使命完结了，才能抚平那心灵的创伤和隐痛。
第五章 跨海之战（14）
坐在雷州半岛海边，一个曾经困扰他的决心的问题，就是用登陆艇渡渡海作战，果真就能减少伤亡吗？那时他不知道朝鲜战争即将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会封锁台湾海峡，自然也不会放过这琼州海峡。他知道的是岛上敌军已成惊弓之鸟，现在正是趁热打铁的时候。等到买来登陆艇后，渡海作战伤亡会小，可那时敌人军心将趋稳定，防线也会相对强固，登陆后的战斗自然难打，这种此消彼长的结果，会不会是得失相当？更重要的是，两军两次偷渡已有一个师兵力，加上琼崖纵队，岛上4万多人的境遇会怎样？薛岳肯定会调集重兵全力围击，比之木船帆渡海的伤亡，又是哪多哪少？倘若岛上我军伤亡惨重，失去接应能力，那不又得从头再来吗？
而今，一切好像都有了答案，他却忘不了登陆前那海水中不时冒起的一股股殷红，就像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文家台那雪野中站立着的笑模悠悠的烈士一样。
他甚至还为对手计算代价。
打下威县后，他率689团东进，碰上“六里会”。这是类似红枪会的地主武装，会徒都是受骗的农民。韩先楚下令朝天开枪，他不想伤害他们。会徒们却以为真的刀枪不入了，千把人愈发嗷嗷叫着往上冲。韩先楚命令用迫击炮轰吓，打了两发，把这些人轰散了。
他的姐夫就是死于红枪会之手，已经死了，还被几枝长矛挑举到半空中。两姓亲人中最亲的就是姐夫了，他能参加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