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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大声说道：“都不许吵！我看谁还在吵那？谁再吵就不许他看电影去。”欢呼声随着老师的话音嘎然而止。
老师停顿一下环视着大家以后。接着说：“现在我告诉大家，我们排队去电影院。在路上大家都要手拉着手，不许离开队伍。到了电影院不许乱，不能自己胡乱坐，要按排好的队伍坐。有什么事，上厕所要向老师请假，对老师说。电影结束以后，我们还和去的时候一样，排队回来。听到没有？”
大家齐声答道：“听到了！”
一路无话，我们来到了带二层楼的大电影院。在电影开始前老师说：“我们今天看的电影是《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讲的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和解放军叔叔，从制造原子弹到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大家好好看，不许大声吵闹。”。。。。。。
第三章 难忘的岁月
1966年的早春，幼儿园的老师领着我们看电影。电影开始后；我们看到银幕上：“。。。。。。一队队解放军叔叔，在动员老百姓搬完家以后。他们又在沙漠中建房子，挖战壕；修防空洞。还把鸡、猴、羊、狗等动物的笼子放进坦克、房子、战壕和防空洞里。。。。。。。
最后，在一个指挥室里，所有的解放军叔叔都在看着钟表，一位指挥员叔叔的口中念道：。。。。。。五、四、三、二、起爆！话音刚落一声巨响后随着腾起巨大的蘑菇烟云。。。。。。
原子弹爆炸后，第一眼看到的是剧烈的闪光，把一切没有刷白的可燃烧的东西都引着了；随后是巨大的风，把很多的东西席卷而走。再就是眼睛看不见的核辐射（当时不懂）；它能让人们患上一种可怕的病。。。。。。”
等回到家以后，听爸爸说：“造原子弹的时候还没你那。那是1959年，咱们国家那时比现在困难很多。刚开始苏联人答应向咱们国家提供原子弹的模型和资料，并要派专家来帮助研制。核武器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听到这一消息，都十分的高兴。
可是苏联专家来了以后，他对原子弹的技术一点也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吧”。他带来的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着就走，从不让我们中国人看见。再后来苏联人翻脸不认账了，撤走了他们的全部专家。并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原来答应给的设备也不给了。
咱们国家领导人果断决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来。核武器研究院很快地组成了，并且全面开始攻关；各项理论研究和实际试验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在科学家们不懈地努力下，经过认真的设计研究，原子弹的重大技术难关被成功地突破了。
为了找到原子弹的核心材料，科学家们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最后的提取成功，要经过好多个工序，经过了许多的工厂。从南方到北方的工厂，再由北方的工厂加工后送到西北的工厂，最后提取。整个工程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和工人叔叔们的艰苦努力实验才获得了成功。
最后科学家们对各部件进行组装，从内心到外层一层一层的，最后组装成一个大球，引出好多密密麻麻的电线，这个大球就是制造的原子弹。把原子弹在地面组装好，然后吊升到铁塔的顶上，进行固定、检查、测试，等各项工作完成后，最后才能插引信，引信像火柴一样，要用它来点着原子弹的核炸药。将引信插的完全到位，同步起爆才能获得完全的成功。。。。。。。”
当时，我们小朋友一看完电影就议论：“太好啦！咱们中国人就是棒！”
1966年的下半年，沈阳的大街小巷是人来人往，到处都是*的队伍。人们手里举着大红旗、小彩旗，一边走一边高喊：“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誓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
大街小巷出现了人们排着长队争着买毛主席著作的景象。还时常听大哥、大姐们在说：“咱们红卫兵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去北京；就能一睹毛主席的风采了。”
过了不久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出席大会。群众*队伍高喊“毛主席万岁”口号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站在天安们城楼上的毛主席的检阅。。。。。。。”
与此同时，听说红卫兵要开始进行全国性大串连。国家规定来北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外地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纷纷奔向北京；而在北京的学生又纷纷地奔赴全国各地。后来听说：毛主席在3个月内8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
第二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由老师带着我们在院子里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由老师做鸡的头，我们扯着她的衣服边随着她的移动跑着。只见做老鹰的柳春明，他东扑一下西冲一下，累得满头大汗喝叱带喘的。
我们玩的正高兴的时候，听到隔壁院里有人在大声地吵嚷。我们随声望去，看到房上出现了几位叔叔。他们头戴柳条帽，身穿绿军装，左臂上全都带着红卫兵的袖标。一边大声地嚷嚷，一边揭下房上的瓦片向下打去。吴老师一看不好立刻招呼我们：“赶快回屋去！”话音刚落一块石头就飞过院墙，打在地上跳动了几下。我们像一窝蜂似的“嗡”地全都跑回了屋。。。。。。
从此以后，三天两头就有人们在打斗。老师们再也没敢带我们到院里去玩。每天都是躲在屋里写字、画画、做手工。再不就是讲故事、唱歌，做一些丢手绢类似的小游戏。而且每天的打饭送碗筷也都由老师代替。我们被“软禁”啦！
形势越来越乱，经过大人们的反复地研究，幼儿园停办了。我们坐上中卡和大面包回到院里。一路上时常能看到大解放上载着头戴柳条帽，身穿绿军装，带着红卫兵的袖标的造反派们。他们手里拿着红缨枪、洋镐把站在驾驶室的踏板上和车厢里，在红旗的导引下威风凛凛地相错而过。我们一到了家就被爸妈们关到各自的家里，只有在爸妈们在家的时候才放我们出来。。。。。。
全国各地成立造反派以后，各派群众组织为了夺权、掌权便以武力相抗，都美其名曰：“建立红色政权”，“保卫红色政权”，一开始人们手里还都拿着红缨枪、洋镐把，再后来发展成抢夺解放军、民兵的武器装备，开枪开炮，出现杀人放火事件。听大人们说：在咱沈阳就有“八三一”、“辽革站”两大派。两派打的可厉害啦！东北大学闹得更凶，都开了枪，死了很多人。
很快在每个临街的路口胡同口，全用搞建筑用的交手杆子和跳板封闭起来，只留下能过带车子的小门。我们的胡同也不例外，在胡同口按了两扇大木门。为了安全叔叔大爷们组织起来昼夜看守。胡同口右边的水井旁正好有片空地，叔叔大爷们在那搭了个席棚，一边守门一边唠嗑打扑克。
在前面我说过：我们家住在砂山对面临街的第一个胡同。胡同是跟砂山一样南北向。进了胡同的左边有一块二十多米的空地，是郑爷爷和贾大爷停放三轮、倒骑馿的地方。在空地的东南角上有个出入口，进去你就能看到是个小四合院。
靠出口右边第一家坐西朝东的房子就是我们家。与我们家门挨门的南屋里，是工厂里的工程师陆永宽叔叔的家，夫妇俩和一岁的小女儿三口人。我们家对面的是郑爷爷家。郑爷爷是位骑三轮的老工人，郑奶奶在家忙家务，郑叔叔是位铁路工人，郑婶是工厂里的工人。家里三儿一女，三儿子与我同龄。和郑爷爷家门挨门的正房里，是麽姥爷的家。家里只有麽姥爷和麽姥姥老两口。我们四家相敬如宾相处的很好。
在那个年代，每家也就是一两间房。春夏秋冬吃水用水都得到室外的水井上去打，各家离水井从几米到几十米的都有，我们家就有十多米。这个还好说，最让人犯愁的是上厕所解手。上厕所那得跑出六、七十米以外，我们胡同和铁路宿舍一座楼里，近百户的四、五百人全只上这一个厕所。而男厕所里只有四个蹲位，哪天也没见它空过。
在以前有了感觉赶紧往厕所跑，还很少出啥意外。可是自打文攻武卫以后，我们想要上厕所那得叫开两个大木门，再跑上六、七十米才行，很多人为此而闹出笑话来，我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天我因为贪嘴，吃了不太新鲜的西红柿，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尽管吃了两次黄连素，可是到了夜里我的肚子还没好。爸妈在同我们的近邻温叔、温婶打扑克，爸爸们是一伙，妈妈们又是一伙激战正酣。
一阵腹痛我感觉不好，抓起手纸就跑，叫自家胡同的大门还算痛快，可是在叫铁路宿舍的大门时，就没那么痛快了。也怪自己傻只记得幼儿园的老师说过：“不论是在屋里还是在屋外，都不许随地大小便。”结果我没能坚持住。回到家被妈妈臭骂了一顿。。。。。。
在我七岁的时候，受到“文攻武卫”地影响，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时，我就被锁在家里。厚重的木门，牢牢的铁栏杆，坚实的砖墙，妈妈时常无奈地说：“唉！我们家小小，就像《江姐》里的小萝卜头。没办法！”
天气寒冷的时候门窗紧闭着，只能偶尔听到街上传来的汽车喇叭声，邻家小孩不时发出的一半句喊声，再就是马蹄表‘哒，哒。。。。。。’的响声，静得出奇。好在那时的我人小心也小，想的事情太少，不知道孤寂的滋味。自己只是感觉有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而有的时候又度日如年。最高兴的是爸妈在家的时候，那时我就可以出去和别的小伙伴们玩了。
每天白天家里除了我以外，另外的活物就是劈柴和煤坯垛里的耗子了。虽说许多人属耗子，可人们依然讨厌它们，因为它们把箱子柜子啥的都咬出了洞。为了制服它们，妈妈从院里要回一只小黑猫。猫儿的皮毛漆黑如墨光滑如段，头顶一对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