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向总前委报告。她们的报告，同侦察员的情报，往往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使总前委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后来，总前委的领导很重视她们反映的情况，有时还主动向她们打听敌人有什么新的动向。
她们是文件的保管员，又是宣传员。毛泽东向来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重视群众的政治工作。在他的倡导下，红军从干部到战士，人人要做群众工作，这已经成为红军的传统了。贺自珍回忆说：
“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做鱼，用这个比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所以，即使在古田会议以前，红军中存在一些旧军队的作风，如打骂士兵等，但很少听说有打骂群众的。”
毛泽东还常常教贺自珍做群众工作。他说过，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生活在一块，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
这几点，贺自珍都做到了。她常常是在一边帮助群众干活一边调查了解敌人情况的。贺自珍在了解敌情的同时，还常常调查了解这一带的分田地、建党和群众发动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及时向当地苏维埃政府反映，帮助解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弹雨枪林生死情（2）
贺自珍做群众工作是很有办法的。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群众开始对“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有抵触的。群众觉得，战斗在家门口进行，坛坛罐罐肯定要砸烂；敌人凶恶残忍，烧、杀、抢掠都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对于把敌人放进来打，群众想不通。红军每到一处，宣传员都要把附近的老百姓找了来，宣传红军采取这种战略方针的意义。贺自珍自觉担负起做妇女的思想工作，特别是老年妇女的工作。要说群众有抵触情绪，妇女的抵触情绪最大。宣传员召集大家讲解党的政策，她们往往躲在家里，不肯出来，贺自珍就一家一家地去拜访，一个一个地做工作。有一次，贺自珍来到一位老婆婆家。她对老婆婆说：
“假如村里有了疯狗，到处咬人，怎样才能除这个害呢？是拿着大棒，满村四野地追着打呢，还是在屋里扔块骨头，把狗引进屋来，然后关门打狗好呢？”
“还是关门打狗好。你腿快，它是四条腿，比你跑得更快，怎么追得上它？”老婆婆这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打白鬼子也一样呀。”贺自珍进一步启发她，“他们仗着武器好，人数多，要把根据地消灭掉。红军人数虽然少，但在根据地里，就像在自己的家里，再加上老百姓的支持，就可以关门打狗，消灭白匪军了。”
贺自珍讲得又通俗，又在理，把这位老婆婆说服了。老婆婆思想一通，全家也都积极行动起来。贺自珍帮助他们一起把牛牵到山上，把粮食挑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进得村来，不光找不到人，吃的也没有，甚至连一条狗、一块破板、一口可以做饭的铁锅也没有。
在第三次围剿时，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敌军开进东固，找不到粮食，就自己去割稻子。稻谷弄到了，又找不到木砻，没法把谷子脱成米，只好连皮带米一起吃。敌军官沮丧地说：“牛作田，马吃谷。今天我们也成了马，要吃谷了。”
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占去了贺自珍很多的时间。所以，部队一宿营，她就有忙不完的事，顾不上休息。于是，在重新踏上征途以后，她又想起了那个美好的愿望，又盼望着有一天能甜甜地睡上一觉了。
毛泽东打算给她们开追悼会
在行军途中保管文件，是个很细致很琐碎的事情。总前委的领导每到一处，总要召开一些会议，查阅一些文件，或起草一些报告，文件箱不时要打开使用。文件箱放在老百姓屋里，她们除了注意保密以外，还要注意走时不在屋里留下任何痕迹，一张报纸，一片小字条，都不能留下，以免落到敌人的手里，给群众带来麻烦。有一次，贺自珍在村里办别的事，队伍突然集合出发了。她想起放文件箱的那间房子还没检查，不知有没有丢下东西，又急忙跑回去，认真察看一遍，这才放心地去追赶队伍。
党对她们的要求是：人在文件在。平时行军，她们守护着文件箱，走在队伍的中间，前面有尖兵、前委，后面有部队。军队作战时，她们就转移到后方，所谓后方，就是同作战的部队拉开一点距离。如果两军在这个山头作战，她们就隐蔽到稍远一点的山沟里，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密切注视着前方的战斗，部队向哪个方向运动。因为同红军大队拉开了距离，就要特别注意周围的情况，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遇到这种情况，贺自珍和曾碧漪两个人就得分工：一个重点掌握前方战斗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该跟上队伍前进；另一个人就要察看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无偷袭的敌人摸过来。
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决战，是在兴国县的高兴圩进行的。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双方都投入了主力。红军同敌军之间，一座山头、一座山头地争夺。谁要占领一道峡谷，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的伤亡都比较大。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指挥这个战役，他们把红军总部设在高兴圩西面的山顶上。红军每发起一次冲锋，他们都亲自上去喊话：“同志们，冲啊，打垮敌人！”然后，命令总部的司号兵吹冲锋号助阵。
这时，贺自珍同曾碧漪带着文件箱，在高兴圩的另一个山头，一面观察战斗的进行，一面严防敌人的偷袭。她们用眼睛都可以望到毛泽东和朱德在山头上指挥战斗的情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弹雨枪林生死情（3）
战斗已经进行了一天一夜，又到了第二天的黄昏。双方子弹都打光了。有的红军战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有的用石头砸敌人。敌人死伤过半，仍在负隅顽抗，把军官也集合起来，向红军反扑。这时垂死挣扎的敌人竟然出动飞机，不顾双方的军队胶着的局面，狂轰滥炸起来，几架敌机来回在战场上空盘旋，乱扔炸弹。
贺自珍担心在西面山头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和朱德的安全，正引颈眺望，忽然发现一架敌机正向自己所在的山头俯冲下来。贺自珍一看不好，赶忙招呼曾碧漪说：“飞机来了，快隐蔽！”
可是，在这光秃秃的山上，往哪儿隐蔽呢？她们只得卧倒在一棵树下。树的旁边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土丘。她们趴在那里，只听得四面八方传来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炸弹就在她们的附近爆炸了，爆炸声震耳欲聋，炸弹的气浪把土丘都掀起来了，泥土铺天盖地落在她们的身上、头上，把她们给埋住了，两个人失去了知觉。
等到她们清醒过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战场上一片沉寂。她们几乎是同时从泥土堆里伸出头来，互相看了看，发现谁都没有死，也没有受伤，高兴地从土堆里爬了出来拥抱到一块儿。她们没顾得拍打满脸满身的尘土，马上去找文件箱。文件箱也埋在土地里了。她们用手把土扒开，发现文件箱完整无损，这才松了一口气，而挑夫却不在了，显然他是被这场激烈的战斗吓跑了。
她们四处张望，既看不见敌人，也没有红军的影子。两人估计，部队一定在战斗结束后，迅速转移了。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两个文件箱，摸黑下山了。战场还没有来得及多打扫，一路上不时碰到敌人的尸体。她们翻山越岭，寻找红军的踪迹。在群众的指点下，她们终于找到自己的队伍，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
“通信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呢，还是鬼回来了？”
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贺自珍说：
“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平安回来了。”
他们这对患难夫妻，每天在腥风血雨的战斗中生活，负伤、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去关心对方：在一场激战之后，打听一下爱人是生还是死，是否平安归来。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不幸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他们之间，生呀，死呀，就成了表达对对方关切的常用语了。
事后，毛泽东对贺自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首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邀功请赏呀。”
巧解百姓家事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发展。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贺自珍同毛泽东在叶坪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的生活。
那时候的所谓平静生活，绝没有安逸、舒适的意思，只是暂时没有枪林弹雨的威胁罢了。他们在叶坪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
他们刚到达的那天晚上，来到部队为他们定好的房子，进屋一看，屋子里除了几个盛谷子的空箩筐以外，一无所有。还是警卫员向群众借了块门板，架在箩筐上当床铺，他们才住下了。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扩大红军的任务非常繁重。16岁以上的青少年都是动员的对象。贺自珍除了管理机要文件以外，还经常到附近的村庄做扩红的工作。她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着红五星的军帽，身上背着一个竹斗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群众中间。她同当地的干部一起，召开各种类型的茶话会、座谈会，把青壮年、老婆婆、小媳妇分别请来，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