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要走啊，国民党一来，我们就没法活了。”
“你们千万要回来啊！”
有的乡亲把自己做的布鞋、草鞋，送给红军，祝他们一路平安；有的乡亲把自己的斗笠、雨伞送给红军，让红军一路可以遮风避雨，还有的乡亲把藏在坛子里的鸡蛋摸出来，煮熟了，让红军带在路上吃……
乡亲们的深情厚谊，深深地感动了贺自珍。她热泪盈盈，对乡亲们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绝不放弃苏区。”
休养连的队伍出发后，便一直赶路。半夜时分，下起大雨，贺自珍的衣服都浇透了。下雨天，天色很黑，道路难辨，贺自珍跟着队伍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直到第二天清晨，队伍才宿营。
贺自珍是怀着孕上路的，她的困难比其他人更大一些。她虽然走路艰难，但从没有掉队。在革命征途上滚爬跌打，对她来说，已经是常事了。
我们中国第一代的革命妇女，确实是十分卓越的。她们投身到革命队伍以后，不但同男同志一样行军、打仗，抛头颅、洒热血，贡献出自己的青春，而且从精神上到肉体上，要挑起比男同志更加沉重的负担。贺自珍结婚以后，便开始怀孕、分娩。过密的生育不但损害了她的健康，而且使她不能把精力更多地用在革命工作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她无力抗拒自然的规律，只能要求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做些工作。
她所在的休养连，大部分是老弱和妇女。谢老、董老、徐老等老同志，都在这个连队里。董老是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连里上岁数的老年人多，担架多，因此民工也多。连里一些身体好的年轻同志（主要是女同志），都要担负起照料民工的任务。她们被称作政治战士。刚开始时，她们每人要照料三四副担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征程万里，比肩踏山河（4）
管担架的任务并不轻松。抬担架的民工都是雇来的。有的还是上了路后临时雇的，他们对革命的认识，有深有浅。有的人不愿意远离家乡，跟着队伍游动，因而思想不稳定；有的人不习惯夜行军，常常要掉队；还有个别思想不好的，趁红军不防备，带着担架或药担子就跑掉了。连里的政治战士在行军时要同民工们走在一起，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跟上队伍。在民工躺倒不干时，政治战士还要顶替他们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拿她们的话来说，“真是睡着了，也要睁着一只眼。”
休养连党支部知道贺自珍身体不好，又怀了孕，没有让她管担架。可是贺自珍看到同志们那么劳累，就主动帮助同志们做些工作。
行军时，她走在民工的旁边，帮助照料担架，还做民工的思想工作。她说：“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劳苦大众去战斗的。民工帮助红军抬担架，也是干革命工作，是很光荣的。”
队伍到了宿营地，她同大家一起，为民工们张罗食宿，给他们烧热水烫脚。民工休息后，她又和大家轮流值班，照管连队的东西。
一批民工返回后，又招来一批新民工，她又去做这些新来民工的思想工作。长征路上的红军，是一所政治学校，通过对民工的教育，传播了党的思想和作风。贺自珍成了一名不是政治战士的政治战士。
哪像打仗，倒像机关搬家
她身在连队里，关心的不仅是连队的事情，民工的事情，而且一直注视着全军的情况。头天出发，他们走了一夜，才走了五里路。她看到红军前进的速度很慢，最多一个晚上前进一二十里，不像个打仗的样子。行军的组织工作也很混乱，经常两支队伍并排着走，行李又多，把路都堵塞了。贺自珍对这样的行军深深地担着心。
她上路后没几天，就同毛泽东相遇了。
毛泽东编在红星司令部里。当时，长征的指挥机关分成两个司令部，军队系统的同志编在红星司令部，负责指挥作战；党政系统的同志编在红章司令部。红星司令部的队伍与卫生部休养连的队伍相隔不远，有时候到了一个大的集镇，就同在一个镇上宿营，或者在挨得较近的两个村庄宿营。贺自珍利用这个工夫，常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贺自珍一路平安，很是欣慰，听她说起小毛思念爸爸的情形，又不禁神色黯然。
贺自珍告诉他自己一路所见到的情形，毛泽东听后叹口气说：
“是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倒像机关搬家。”
贺自珍发现，毛泽东虽然被编在红星司令部，但他所在的第三队，并没有一个军队的指挥决策人，同队的都是马夫、挑夫和担架员，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这样安排分明有意要冷落他。毛泽东并没有计较这些，甚至没有同贺自珍谈到这个问题。他是个寡言的人，从不愿意多讲自己的委屈。贺自珍还发现，他这个在军队中已经没有任何职务的人，住所的布置却仍然像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员。他让警卫员用门板为他搭起了办公桌，上面放着他的公文包、马灯，还有打开着的军用地图。很显然，在贺自珍到来之前，他正在地图前工作。贺自珍了解他的为人，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不能把他的心同党、同革命的事业、同军队的命运分开。现在，没有任何人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却在为全军的安危操心。贺自珍没有说什么，只是提醒他要多注意身体，就返回自己的连队去了。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主动接近王、张、周
在“左”倾路线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在上路以后，仍然执行硬打硬拼的战略。国民党很快觉察到红军把队伍开往湖南，企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动向，于是在红军前进的路上，派重兵设置了一道又一道防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明知国民党在前面摆开了阵势，却仍然撞到南墙不回头，一个劲儿地往前进。结果红军战士虽然作战英勇，一连突破了敌人的四道防线，但伤亡惨重。上路不到三个月，人员已经损失过半，始终摆脱不了被动的局面。
提起这段往事，贺自珍这样说：
“我没有学过军事，也不会打仗，只是常听毛泽东说，打仗是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人摸不着自己的底细和意图，才能出奇制胜，把仗打赢。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指挥打仗，都是认准了一个方向，死也不回头，连迂回一下都觉得不像革命军队的样子，这样打仗法，怎能不败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征程万里，比肩踏山河（5）
1934年年底，红一方面军的队伍来到湖南的通道城。中央军委了解到，在红军北上的路上，国民党又集结了重兵，是不是再往国民党张开的网里钻？中央军委有的同志也怀疑起来了。在这之前，毛泽东曾多次向军委建议，改变行军路线，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军委的重视。在通道城，他又一次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在中央军委一些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军委在通道城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毛泽东的作战方案。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面对严重的局势，一筹莫展，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只得接受毛泽东的主张。
于是红军转战到了贵州，攻克了敌军兵力薄弱的黎平。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已在1934年1月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出席了黎平会议，并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政治局的多数同志，肯定了毛泽东进军贵州的主张是正确的。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军队强渡乌江，攻下了遵义城。在那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回忆起遵义会议，贺自珍这样说：“现在，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遵义会议是怎么开的。”
“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要重新由毛泽东领导军队，这是要出席会议的二十多个同志举手表决的。毛泽东如果争取不到多数，就不可能实现这个转折。他是在最受打击、最受孤立的情况下从少数变为多数的。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他，了解王明路线的错误，他在上路（长征）以后，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勾销，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在长征初期，人们仍然不同他说话，而他却打破沉默，主动去找同志们谈话。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抓紧时间，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军委的同志一个个地谈话，反复阐述他的意见：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我们不能同他们硬拼，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消灭敌人。”
毛泽东第一个做的是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开始他思想很“左”。1932年打赣州，说是“打下赣州，就是实现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他的主意。赣州没打下来，红军损失很大，这时他思想还没转弯。后来他看到，原来那么兴旺的中央苏区给丢掉了，长征开始后才几个月，八万多红军减少到三万，使他开始考虑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路线有问题了。毛泽东看到王稼祥思想的这些变化，主动作他的工作。毛泽东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质，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王稼祥对这些分析，都是同意的。毛泽东还谈到了自己对改变当前红军被动局面的战略策略，王稼祥听了直点头。他回想起毛泽东一贯的主张，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的，要改变现在中央领导的状况，由毛泽东担任军队的指挥工作，这个思想产生了。那时，王稼祥因负伤睡在担架上，毛泽东因身体不好，有时也睡在担架上，两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倾谈起来。要召开一个会议，总结一下中央在军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