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一个小女孩和小罗比比划划的，不知干什么。她见到我扑的跪下了，我吓了一跳。她抱住我的双腿，怎么也拽不开，我只好问：“小罗，咋回事？”小罗拉起这个小女孩；“这是个小哑巴。”
这女孩长得挺俊俏的，看上去不到十岁，一双求助的眼光，可怜兮兮的望着我。小罗解释说：“可怜这小哑巴，五岁时打链霉素打聋了耳朵。不久，又就没了娘，爹又病恹恹的。她想说话啊！”我摇摇头；“哑巴说话，铁树开花，难啊。”小哑巴比比划划的说起来，我也没弄懂什么意思。她吱吱呀呀的哭了起来，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我接过来一看，报上有一张照片，登载着某解放军医疗队，勇闯新路，用针炙治疗聋哑的事迹。
我明白了小哑巴的来意，就和小裘商量：“能试试吗？”小裘瞥了一眼报纸，有些为难的说：“针炙治聋哑，我早就听说了。可‘哑门穴’这个禁区，我可从来没扎过呀。”“既然有了先例，那你就试一试吧。”“出了事怎么办？”“只要我们小心谨慎，就不会出事。”小裘故意拿出那根最长、最粗的针炙针，在小哑巴跟前晃了晃，小哑巴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咧开嘴笑了。
小裘先后给他扎了六个穴位，小哑巴真的挺坚强，连眉毛都没皱一下。扎‘哑门穴’时，小裘胆怯了起来，我鼓励她：“慢慢进针，看看她的反应。”针扎进了哑门穴，小哑巴兴奋的“啊”了一声，我们松了口气。以后小哑巴天天来扎针，见到她和小裘那亲密的样子，令人又酸又喜，但愿奇迹能早日出现。
晚上，张支书来了，神色有些不安，他关心的问我们：“有啥困难？”他一再说：“我们生产队条件差，让你们遭罪了。”我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就问：“张支书，有啥事吧？”他吞吞吐吐地说：“老江叔，也就是老支书。头一阵得了一种怪病，整天胡说八道…。”张支书好像没把话说完：“请你们去看看，有啥办法没？”我们三人随张支书到了一间破旧的草房里，炕头上围被坐着一个干巴老头。他见我们进去，突然喊了起来：“鬼子来了，快跑啊！”“老江叔，是我呀，我给你请大夫来了。”“大夫？”老江叔警惕的看了我们一眼，“我又没受伤，找大夫干啥？”“你不是上不来气嘛，快让大夫瞧瞧。”我给他查了查体，是个典型的慢性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我怀疑他的神经错乱，是肺气肿脑病。
小裘给他作了针炙，我让俞大夫挂上静点，他慢慢的安静下来，张支书说：“老江叔是个老抗联，当了十几年的村支书，可为乡亲们做了不少好事啊！”
回到队部，小罗凑过来，小声问我：“老支书是啥病啊？”“肺心病。”“那是老病根，我问的是他新得的是啥病？”我有些疑惑，“新得的病？”小罗奇怪的看着我，又压低了声音：“方大夫，我告诉你吧，他这个病你是治不好的。”我更纳闷起来：“咋回事啊？”“老支书，是个老光棍。养了一群鸽子，他当作儿女似的。前一阵，发现鸽子少了好几只，都是被咬死的。老支书气得咬牙切齿，做了几个铁笼子，一下逮住了仨。”“啥呀？”小罗神秘的眨眨眼睛；“黄仙。”“什么黄仙？”“就是黄皮子。”“你说的是黄鼠狼？”我笑了起来；“那是迷信。”“信不信由你。”他又挺认真的对我说，“前屯老韩家就闹过这种病，吃了很多药不管事，跳大神才治好。”我拍拍他的罗锅，“你省点心吧，这传播迷信，可是要受批判的。”小罗瞥了我一眼，“我才不在乎呢，可我说的是真话。”
听说生产队会计陆景的媳妇快要生孩子了，我和俞大夫前去往诊。走到他家门口，我们似乎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莫不是已经生了？！我们想进屋，门口一只狼狗，叫个不停，我只好大声喊：“陆会计！”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应声出来，喝住了狗，给我们开了门。
和当地农家一样，进门是外屋地，被烟熏的漆黑，有两口大锅的炉灶，屋里堆放着柴火。里屋门口挂着厚重的脏兮兮的棉布门帘，俞大夫问：“你妈生了？”小女孩呶呶嘴，“昨晚就生了。”“你爹呢？”“在屋呢。”陆会计闻声出来，一见我们，客气地说：“又劳驾你们了。”
因为农村有忌讳，作月子的房间，除了丈夫，其他男人是不好进的。陆会计拉着我的手，“再忌讳，还能忌大夫吗？”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和俞大夫进了屋。
屋里连个凳子也没有。两铺南北大炕，地上铺了砖，靠墙头有一张两个屉的小桌子，上有一个旧挂钟，中间挂着毛主席像。桌两边有两个半人高的大缸，渍着酸菜，一股难闻的酸菜味弥漫全屋。桌子底下有不少空酒瓶。听说他原是煤矿的会计，六○年下放的，是生产队唯一的秀才。
南炕躺着产妇，脸上挂着一副心满意足的笑容，俞大夫询问分娩前后的情况，给她推了高张糖，打了止血针，还留了消炎药。新生儿干瘪瘪的瘦，又黑又小，像个小猫似的，不断的*着嘴。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孩子，以前我连想也不敢想。不可思议的是；接生的竟是陆会计，一个没学过医的大老爷们。俞大夫批评他：“你也忒胆大了，要是难产怎么办？”陆会计憨笑着，“农村生孩子都在家里。公社卫生院又远，就不麻烦了。”“那你怎么不去找我们呢？”“唉，我想要是生不下来，再去找你们也不迟。”“这样太危险了，要是产后大流血，那就来不及了。”陆会计嘿嘿的笑了，他妻子在一边说：“前两个孩子也是他接生的，头一个差点没把我折腾死。俺家的老陆就是这个脾气，万事不求人。”
这时我才发现，北炕上还蜷曲着俩个小孩，在被窝里打闹。他们正用那双圆圆的眼睛瞄着我们，我一看，笑了。原来陆会计给我们沏了两碗糖水，我们谁也没喝，被孩子们盯上了。这也难怪，农村里平时只有产妇才能供应两斤白糖，孩子们当然馋了。我再次郑重的跟陆会计说：“这生孩子，涉及两个人的健康安危，你这个生产队干部，可要带头宣传啊！”陆会计搓搓手，“那是，那是。”
陆会计一米六五的个头，古铜色的脸膛，不到四十岁，已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农村的风霜，刻在了岁月的皱纹上。我不禁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中国的农民啊！
回到队部，正有一个病人等着我们。这是位五大三粗，嘴唇挺厚的棒小伙。小罗说：“他叫陈汝财，生产队派去修国防公路，崴了脚。”我一检查，伤得不轻，整个右踝部肿得像发糕似的，有明显的淤血斑，我问他：“是砸的吧？”他不可置否的干笑了几声，我考虑可能有骨折，就建议他去拍X光片。小伙摇摇头，满不在乎的说：“没事，给我点红伤药敷敷，歇几天就好了。”我给他几包‘七厘散’，一再叮嘱他：“一定要去拍X光片，弄不好要落后遗症的。”他还是似笑非笑的，摇摇头，一瘸一拐的走了。小罗冲着他的背影说：“他是安徽人，盲流，三无户。”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新词呢。小罗说：“就是没户口，没粮食关系，没工作的外来户”
（19一133）
接到指令，在阿凌水库周围发现了‘肺吸虫’病，让我们小组，到一个朝鲜族聚居的，叫‘和胜’的村屯调查防治。公社特意派了个民政助理员，向我们讲解民族政策。
小罗依依不舍的送我们到村口，“你们可要回来啊。”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年村干部，也是卫生所仅有的一个兼职医生，朴大夫。他早年参过军，在部队里当过卫生员。虽说也是朝鲜族人，但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屯子里全是朝鲜族，大部分人不懂汉语，他自然而然就成了我们的翻译。乍看上去朴大夫是个矮胖子，挺风趣的人，但说话挺实在。
在介绍情况时说：“我们屯，确诊肺吸虫的四例，疑似病人十三例，加在一起占了总人口的。”我着实有些吃惊；“这么多？”接下去的日子，他陪我们作流行病学调查，先后走访了四位肺吸虫的病人。他们都有食危潦罚湫偷姆⑷龋迳岛托赝础？人浴７靡恢纸小暗 钡囊Ч淮怼�
危潦粝豪嗟囊恢郑乃颇戏降男×海挝婢图纳谖｜蛄的身上，食用不熟的危辆鸵追⒋瞬。媸遣〈涌谌搿８浇陌⒘杷猓⒉｜蛄。当地人还有生吃的习惯，就像江南人吃醉虾一样，难怪发病率这么高了。
我们走门串户，进行普查筛选；发现这个屯子消化道疾病非常多，有腹泻、腹痛、便血的症状的人不少。我问朴大夫：“听说你们饭后都要喝一碗涮锅水，真的吗？”朴大夫笑着答道：“你相信吗？不过喝生水的习惯是有的。”“所以患慢性肠炎痢疾就多，和肺吸虫病容易混淆。”
俞大夫插嘴问：“听说，你们们把埋汰的衣裤，放到锅里煮，这锅还能做饭吗？”“那是专锅专用，其实我们民族是非常讲卫生的。”确实，我亲眼所见：同样的草房；朝鲜族民居十分整洁，连灶具都擦得锃亮，朝鲜族妇女确是挺能干的。俞大夫问：“听说‘猫月子’，只要一个礼拜？妇女病挺多吧？”“那倒不一定。我告诉你，我们有一种传统的保健方法。”他拿出一株标本，“就是吃它。”我们三个人都不知道，这草是什么，朴大夫笑着说：“韭菜、麦苗分不清了吧？这就是田野路旁常见的益母草。”我们恍然大悟。
我们就住在朴大夫家，他家挺宽敞，俞、裘大夫和他女儿住在一起，我就住他的书房兼诊室了，并在他家搭伙。
主妇挺热情，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儿子在县城读书，女儿在家帮母亲料里家务。室内的布局和汉族迥异，进门就是炕席，上炕盘腿而坐。人称；‘高丽窗户——门’了。伙食挺对我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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