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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这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反抗。有意思的是我们还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力量分布在某种程度上颠倒了：当“自我”竭力抵制我们的诱导时，往往是我们的反对者的无意识却来帮我们的忙了，因为他具有一种自然的“上升力”（ｕｐ—ｗａｒｄｒｉｖｅ），并最希望望冲破已定疆界，推进到“自我”以至意识。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诱导“自我”克服它的抵抗，发展下去的斗争就在我们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其结果是无所谓的——不论是导致“自我”在重新检查之后接受它以前始终拒绝接受的一种本能要求，还是再次将它排斥，这次是彻底地反对。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排除了一个永久的危险，都扩大了“自我”的活动范围，都能避免白白消耗能量。克服抵抗是我们工作中最费时间、最麻烦的部分。不过，这是值得的，是由于它能导致“自我”发生有利的变化，使它保持不受移情结果的牵制，还在生活中发挥作用。同时，我们也一直致力于挣脱已经在无意识的影响下发生的“自我”的变化；因为每当我们能够发现“自我”中的衍生物时，我们总是指出它们不正常的源由，并诱使“自我”去抵抗它们。需要记住的是，任何由于无意识成分的侵入引起的这样的“自我”变化都不应该超出一定的界限，这是我们互助协定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的工作进行得越深入，我们看透神经病人的精神生活的认识就越深刻，两个新的因素也就越明显地迫使我们给以注意，它们作为抵抗的根源，要求得到最密切的注意。两者都是病人完全不知道的，在我们和病人达成协议时，两者都不能考虑在内；而且它们也不是产生于病人的“自我”的。这两个因素都被列在同一个名称之下，即“患病或受苦的需要”，但它们有不同的起源，即使在其它方面它们具有同类性质。第一个原因被称作内疚或内疚意识，尽管病人既感觉不到也意识不到。很显然它是由一个变得格外严厉和残酷的“超我”所产生的那部分抵抗。病人不能恢复健康，反而必须保持病状，因为他只配这样。这种抵抗并不真正阻碍我们这项运用智力的工作，但它却能使我们的工作不起作用；实际上，它常常允许我们排除病人的某种形式的精神痛苦，但马上准备以另一种形式、也许是某种肉体内的疾病来取代。内疚感也可以解释我们时不时地在重大灾祸发生之后所观察到的那些十分严重的神经病之所以能够痊愈或好转的原因：关键问题就在于病人应该感到伤心，至于怎样感到悲痛并不十分重要。十分显著并且也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毫无怨言地听任灾祸临头——这种人往往以这种态度来忍受自己的不幸命运。在预防这种抵抗时，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只诱使病人意识到它，并企图导致敌对的“超我”缓慢灭亡。阐明另一种抵抗的存在更难一些，我们特别缺乏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有一些神经病人，根据他们的所有反应来作出判断，自我保护的本能事实上已经颠倒了。他们似乎除了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目标。那些到头来事实上走上自杀道路的人也可能属于这一类。我们可以假设，在这样的人身上发生了大量的本能发泄，其结果是释放了过量的、本该控制在内部的破坏本能。这种病人不能容忍我们的治疗带来的康复，并竭尽全力抵抗治疗。不过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是一个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善解释的病例。让我们重新来看一下我们正试图对神经病人的“自我”给予帮助时而面临的情况。那个“自我”已不再能完成外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所赋予它的任务。它的经历并不能由它支配，它所贮存的记忆绝大一部分都脱离了它。它的活动受到“超我”的严格禁止，它的能量消耗在竭力抵御“本我”要求的白白的努力之中。不仅这样，由于“本我”的不断搔扰，它的机体组织受到损害，它不再能够起任何正常的综合效果，它被相互对立的要求、被还未解决的冲突和尚未消除的疑虑弄得四分五裂。首先，我们使患者被这样削弱了的“自我”参加我们的纯粹理性的解释工作，其目的在于暂时填补患者精神财富的空白，把患者的“超我”的权力转交给我们；我们鼓励“自我”努力抵制“本我”所提出的每一个要求，并征服与这种要求相联系而发生的抵抗。同时，我们通过对无意识中强行闯入“自我”的材料和种种要求的侦查使“自我”恢复正常秩序，并通过追溯它们的源头而使它们直接受到批评。我们以各种不同的方法为患者服务，既充当权威和他父母的替代者，又充当老师和教育者；但作为分析家，假如我们使患者“自我”中的精神活动程序上升到正常水平，使已经变成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