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３ 年，资产阶级的反对或者毋宁说他们的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
用，正如在 １９１１ 年，他们的支持对事件的发展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一样。不
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革命，资产阶级都不过是次要的力量。
１９１３ 年起义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赋税和抢劫，迫使资产阶级保护他们的
近期利益。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他们社会孤立和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一旦
获得胜利，袁世凯就不再满足于用迫使反对派领袖流亡，并首先解散国民党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然后又解散国会（１９１３ 年 １２ 月）的方法来消灭革命。他
还把他的攻击指向在革命前后为了地方精英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一切代表机
构。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４ 日，他解散了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冬天在扩大了选民范围的基
② 《北华捷报》，1913 年 4 月 26 日，第 226、252 页；1913 年 5 月 10 日，第 427 页；1913 年 5 月 24 日，
第 531 页。
③ 参看上海钱业公会通电，《北华捷报》，1913 年 5 月 17 日，第 495 页。
④ 《北华捷报》，1913 年 7 月 26 日，第 283 页。
⑤ 《南华早报》，1913 年 7 月 27 日、7 月 29 日、7 月 30 日、8 月 1 日。
① 外交部驻华大使与领事档案，书信，F。O。228：2499，卷 277，革命，北方与南方，1919 年 7 月 24—31
日。F。O。228：2500，卷 278，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 年 8 月 16—31 日。F。O。228：2501，卷 279，革命，
北方与南方，1913 年 8 月 16—31 日。特别参考发自镇江、南京、重庆、芜湖的书信。
② 南京通讯，1913 年 8 月 29 日，F。O。228：2502，卷 280，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 年 9 月。
础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 ２５％）复苏的省和地方的议会。①自革命以后，这
些地方议会接管了许多原本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行政、财政和军事职能。②
此外，它们还成了当时人数日益增多的新的工业家、教育工作者、手工业者
和妇女组织的讲坛和活动舞台。正是通过这些组织，一整个社会阶层——士
绅，还包括文人学士和小商人——将自己结合进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些
议会在中国政治传统之内代表很近似于自由主义的某种东西，起着保护地方
利益和保护那些被官僚机构拒之门外或忽略了的社会集团的作用。在袁世凯
眼中，它们因此对他个人的权力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把国家的
统一等同于一种严厉的行政上的中央集权。
对于上海的商人来说，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的结束。在革命以后，
华界的市政当局重新命名为“市政厅”，称为“绅商”的城市士绅曾经有机
会证明他们的管理能力、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和他们对重大国家
问题的兴趣。③现在，上海商界再也不能恢复这种行政上和政治上的自治了。
袁世凯用来代替原来市政厅的“工巡局”（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税），
被置于地方官的严格管辖之下。１９１４ 年制定的法律加强了对商会的控制，剥
夺了商人表达政治意见的手段。
商人们就这样被剥夺了主动权，他们好像已经失去了过去 １０ 余年中曾经
鼓舞过他们的那些伟大的理想。由于不能使全国都接受他们自己在中国所开
创的现代化，他们就转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短期利益了。面对这样一个虽然
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
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
领事将租界①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
界闸北的一些显要人物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干预，并且，用一外国居民
具讽刺意味的话来说，寻求“我们专制的市政权的保护”。
不过，袁世凯接掌权力并不是简单的旧政权的复辟。他在担任总统的时
期内表现出一种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决心，完成了商业的立法，稳定了财
政与货币制度，鼓励私人企业。②自 １９１３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担任农商总
长的张謇促使关于商业企业和公司注册以及关于开设公司的法令获得通过。
他建立了棉花和甘蔗的模范生产基地；并计划统一度量标准。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在梁士诒的创议下，作为统一货币制度的第一个步骤，铸造了袁世凯银元。
这种鼓励商业的意愿，与拒绝给予资产阶级最微小的权利形成奇特的对比。
这里，袁世凯又回到现代官僚主义的传统，他本人在清朝末年就是这一传统
的主要代表之一。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权力的支柱是军队和官僚集团，
他没有必要去讨好商人。因此，如果把他的经济政策视为对资产阶级的支持，
那就完全错了。同时，把袁世凯统治时期各大商埠的繁荣归因于他的这一政
① 参看本书第 4 章欧内斯特？P 扬：《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凯时期，1912—1916 年》。
② 1911 至 1913 年之间为地方精英的利益而缩小官僚机构的权力，以及地方精英与私商的结盟，参看周锡
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第 246—255 页。
③ 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 年》，第 73 页：《上海市制进化史略》，载上海通社编：
《上海研究资料》，第 75—78 页。
① 南京无租界，下关江边地带划有外国人居留地——译者。
② 关于袁世凯的经济政策，参考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
第 154—178 页。
策，也是错误的。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它的黄金时代的决定性的动力来自别
的地方：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改变了的国际局势。
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１９１７—１９２３ 年
不过，资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有限参与和它对社会动乱的保守反应，还
不足以驳倒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
响。虽然引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弄清 １９１１—１９１３ 年所发生的事件没有多
少用处，但是也许对较长时期的社会经济分析是有用的。这样，演变的观念
（从“封建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从官僚主义社会
到阶级社会的演变）就应该代替革命性的决裂的观念。这种变化产生于漫长
的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始于 １６ 至 １８ 世纪在传统经济中出现的所谓资本
主义萌芽。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演变后来在 １９ 世纪变得十分明显。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它仍在继续，成为 ２０ 世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因此，不可能把像资产阶级的兴起这样一个发展包括进一次单一的革命事
件。
但是，在 １０ 至 １５ 年这样的一个不长也不算短的期间内，辛亥革命是否
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是否改变了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和促进了一个真正的
资产阶级的兴起呢？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在提到“野蛮的资本主
义”以及据认为是由它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力量的时候，曾经强调指出资本主
义的兴起是多么迟缓。①在中国，情形却截然相反，革命后 １０ 年，在 ２０ 年代
初，民族资本主义就开足了马力，新一代的企业家就已经出现，他们直接与
工业生产和对工资劳动大军的剥削相联系。但是这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
进步，更多地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而较少地受惠于一
场早已被军人接管了的革命。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受制
于外部的国际关系的演变。
战时与战后的繁荣，１９１４—１９２３ 年
大战把 １９ 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了的一部分市场归还中国，致力
于他们自己之间的斗争的参战国，无暇顾及中国。欧洲的衰落有利于恢复民
族工业的发展，也助长了日本和美国势力的扩张——这就为新的困难和未来
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同时，战争显著地增大了世界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属、植物油）。
作为初级产品的一个主要供应者的中国，正处于满足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
再者，西方列强增加了他们在中国和印度等采用银本位币制的国家的采购，
刺激了 １９１３ 年墨西哥关闭它的银矿以后已经开始上升的国际银价。这样，中
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它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
三倍。可是，虽然外债的负担因此而减轻了，进口，特别是工业设备的进口
却并没有受益；因为尽管战争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对这一机会的
掌握和利用，却受到其“不发达”的经济框架的限制，而且当时中国经济所
依赖的那种半殖民体系的活力又正受到波及全球的战争的损害。
由于交战国征用商船，用于商业性海运的吨位减少，其结果是运费上升，
从而妨碍了国际贸易。外汇管制以及法国和英国在 １９１７ 年实施对丝绸和茶叶
的的禁运，使一些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口失去了市场。欧洲列强优先发展军事
工业，又对中国采购工业设备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当外国竞争减少而刺激民
① 弗朗索瓦？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
族工业增长时，这些工业要获得所需机器却变得十分困难。①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期，中国的发展水平不能使它从外国势力相对的撤退中获得充分的利
益。不过由战争引起的各种困难只是降低了好处而不是造成直接的损失。对
于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战争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但只是到和平恢复以
后，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
迟至 １９１９ 年，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