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６ 个部门的介绍材料，见主计处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１９３５ 年》，包括大
多数中华民国统计书刊的有用记载。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
选辑》，收入范围很广的资料，很有价值；其中的资料都有精心的注释——
尽管其编排和评注有倾向性，编者对“指数问题”显然缺乏知识。第 ２ 章的
脚注提到了其他的原始资料和专题著作的集子。
只能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况下考察民国这段时期的中国。包含在本章中的
大部分微观经济的记述终究只不过是靠智力上的推测，尽管 １９３３ 年的工业资
料公认是比较详尽的。中国国内的资料虽然不足，但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而
谨慎地利用日本机构如满铁对 ２０ 世纪中国经济的调查或许将表明，它们比我
们所认为的更有助益。读者留意及之。
３ 外国在华的存在
韦罗璧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 ２ 版，１９２７ 年；２ 卷）对这整个
论题是有用的概论，尽管过分地墨守条文。王绍坊有很好的同名中译本，北
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 年出版。
２０ 世纪早期外国人在华的许多方面，在每个主要订约强国已公布和未公
布的外交通信和领事报告中都有相当详细的反映。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年
的外交档案的缩微胶卷在主要的科研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方面的外交
史可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外交部档案那一部分中加以研
究。
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在中国发行的外人办的报纸和期刊有 ８０ 或 ９０
种。其中有些是传教士的通讯，用中文或某种外文。大约到 １９２０ 年为止，在
主要的通商口岸和北京，但不包括满洲，主要的非宗教性的报刊见表 ３９。这
些外国报刊对外交档案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材料。
表 ３９
外国在华的主要非宗教性报刊
出版地点
北京
天津
汉口
上海
香港
报刊名称
华北正报
北京新闻
京津时报
中华星期画报
华北日报
公闻报
天津日日新闻
津郡权务报
华北明星报
楚报
字林西报
北华捷报
大美晚报
上海泰晤士报
星期泰晤士报
金融商业报
上海日报
中法新汇报
大陆报
星报
密勒氏评论报
远东时报
孖刺报
华南晨报
士蔑西报
德臣报
国别
日本
法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日本
日本
法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日本
法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出版次数
日报
日报
日报
京津时报的每周版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字林西报的每周版
日报
日报
周刊
周刊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周刊
月刊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在华基督教教会数量极多的文献自然主要是传教士们自己出版的，反映
了他们的观点。克莱顿？Ｈ．朱（音）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从传教研究图书
馆论题目录中精选的著作、文章和小册子》，列举了 ７０００ 个条目，按详尽的
论题分类，并不限于美国教会，尽管其书名是美国传教士。赖烈特的《基督
教在华传教史》，虽然最早出版于 １９２９ 年，仍然是一个好的起点。在华出版
的新教徒的主要刊物是《教务杂志》（上海，１８６７—１９４１ 年）。《中国传教
年鉴》（上海，１８６７—１９４１ 年），后改名《中国基督教年鉴》（１９２６—１９４０
年），提供了对教会工作一切方面的每一年的评价。对 ２０ 世纪传教活动的最
新研究成果有：保罗？Ａ．瓦格的《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官：美国新教徒在
中国的传教运动，１８９０—１９５２ 年》；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与美国》；
杰西？Ｇ．卢兹的《中国和基督教院校，１８５０—１９５０ 年》；雪莉？加勒特的《中
国城市里的社会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１８９５—１９２６ 年》；小詹姆斯？Ｃ．
汤姆森的《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
以及菲利普？韦斯特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１９１６—１９５２ 年》。关于中国
基督教徒中的自主的本国教会运动的发展，可参看山本澄子的《中国基督教
史研究》。
关于海关中的外国作用，可参看斯坦利？Ｆ．赖特的《中国争取关税自主
的斗争，１８４３—１９３８ 年》。斯坦利？Ｆ．赖特的《赫德与中国海关》和费正清、
凯瑟琳？布鲁纳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１８６８—１９０７ 年的中国海
关》，揭示了赫德控制海关达 ４０ 年之久。Ｓ．Ａ．Ｍ．阿谢德的《中国盐务的现代
化，１９００—１９２０ 年》，分析了理查德？戴恩在盐税中的作用。我见过的北京
科学出版社于 １９５７—１９６２ 年出版的 １０ 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重
印了译自海关档案的重要文件，但除了第 １０ 卷关于民国时期处理庚子赔款支
付问题的资料外，不包括 ２０ 世纪的资料。
对外国在 ２０ 世纪中国的经济作用，非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基本资料可
参阅卡尔？Ｆ．雷默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卡尔？Ｆ．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
资》；郑友贵（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以及侯继明的《１８４０
—１９３７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罗伯特？Ｆ．德恩伯格的《外国人在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１８４０—１９４９ 年》（载德怀特？Ｈ．帕金斯编：《历史
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 １９—４９ 页）断定，属于外国的部门“无疑对中
国国内经济做出了积极的、直接的贡献”。
４ 袁世凯时期
包括袁世凯的总统任期，并将辛亥革命和军阀主义的开始分隔开的中华
民国的头四年或五年，很少被研究者和历史编纂者当作一个单元。有关的绝
大部分集子和评论都是关心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学术上的注意随着清帝逊位
迅速减少，随着孙逸仙集团 １９１３ 年夏的受挫通常就完全消失了。这种兴趣方
面的界限也表现于激发对民国革命进行研究的大型文件集：北京出版的 ８ 卷
《辛亥革命》；台北国民党档案馆主持的丛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
尤其是第二部分第 ３—５ 卷《各省光复》。《辛亥革命回忆录》中的一些回忆
录继续到了民国初年，但涉及的时间通常都不长。为整个现代或至少是为 ２０
世纪前半期提供研究资料的系列书刊，尽管仍然很少，但却较好地提供了袁
世凯时期的资料：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和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
这种集中注意力于辛亥革命而忽略其余波的倾向，起到了一些较早集子保持
其价值的作用，著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１９３６ 年出版；较
近出版的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资料的前景即将到来，
因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着手提供文件和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勃勃的计
划。
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根据当时报纸和秘史撰写
的著作所左右。中心话题是袁世凯和他的军阀后继者的丑闻。这个传统最有
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６ 卷（１９５７
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
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作出完
全相反的解释。陈志让的《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 年》（修订版，１９７２ 年）的
最后部分提出一种有特点的解释：袁世凯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爱德华？弗
里德曼在《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１９７４ 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凯这些年的
某些革命的对手。他使得关于孙逸仙革命动力的描述变复杂了，却没有降低
孙逸仙对抗的正确性。欧内斯特？Ｐ．扬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
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中，试图撇开个人动机，并从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
新组合方面分析这位总统任期的政策，但发现政策有缺陷，而且经常是有害
的。民国初年的这位总统仍然缺乏维护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导致了对这个时期的更正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梁
启超提供了最令人注目的机会，因为他处于战略位置并留下了很多记载，包
括上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无可相比的书信集。张朋园已扩大了这种可能
性，著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薛君度的黄兴传和 Ｋ．Ｓ．刘的宋教仁传很有
用。外国顾问在袁世凯总统任期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其中之
一莫里循有关这几年的大量文件已精选出版：骆惠敏编的《莫里循通信集，
第 ２ 卷，１９１２—１９２０ 年》。
民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最初只好由集中于革命前的各种地方或省的研
究补缀而成，见伊懋可、周锡瑞、玛丽？巴克斯？兰金和爱德华？罗兹的著
作。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论述见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
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关于民国早期的经济计划、地方农
民斗争和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论文，载于重要的日本学术著作：《中国现
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
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
斯利 １９７４ 年在利兹大学的博士论文《１９１１ 至 １９２８ 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
论及河南省》，论述民国初年的白朗匪帮。
学者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