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六国饭店（常常聚集一批寻求贷款和采矿合同的人），有汇丰银行、
道胜银行、德华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有几个外国大商店，有一个士兵的基
督教青年会，有两所美国监理会的医院，有一座公使馆卫兵用的天主教堂，
有一座监理会布道会教堂（可容纳 １５００ 人）、一所监理会的女子学校和“燕
京大学”（也是监理会办的），有伦敦布道会的魏林医学院，有美国海外布
道会的教堂和学校，还有盲人布道会。虽然根据法律，准许进入公使馆区的
华人只能是穿着特定制服的公使馆的仆人和雇员，但事实上，不时有大批华
人住在公使馆区内，经常住的地方是六国饭店，那里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以收容被
北洋政府撵走的人而出名。外交使团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例如，张
勋将军在 １９１７ 年短命的政变失败后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
１９１４ 年才对公使馆区进行联合治理，以取代三个独立部分（西段、英国
段和东段）的治理，在此以前各部分都自行治理和有自己的章程。由三名辛
丑和约缔约国代表和两名公使馆区居民代表组成的行政委员会，监督执行新
的治安总章程和道路章程。公使馆和居民私人缴纳土地税，以维持这个微型
的行政机构。
就极大部分而言，北京的外交人员过着一种脱离中国人的生活。这种状
况在清代最后十年开始发生变化，民国成立时变化更大。可是，１８８５ 至 １８９８
年的美国的驻华公使田贝的以下意见，仍具有一定的正确性：
新来的外交官来到北京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拜访总理衙门，即后来的外务部，向
它致意和取得对他官方资格的承认……对总理衙门的拜访是新来者唯一必须做的事……
间在驻青岛、汉口和天津的领事馆任职。裴克 1945 年退职以前于 1935 至 1940 年任大使馆参赞，在处理美
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一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① 马士写道：“公使馆区可以认为是在一个敌对国首都的中心取得的一个可以防守的要塞——用于这一目
的，它是太大了；或者可以认为是幸运地抓住机会，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为列强的外交代表取得的花园
般的、没有旧时代肮脏环境的宽敞居住区——如果是这样，建立它是没有道理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
史》，3，第 355 页。
互相不必进行社交会面，这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除了极少数
的情况外，社交对双方来说是特别令人厌烦的事。①
在义和团起义后清朝进行改革的平静的日子里，在外国受过教育的外务
部和邮传部的年轻官员，在晚上与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打扑克消遣，这是是众
所周知的。但是在北京的外国人社团（不论是外交人员的还是私人的）的生
活，是一种独特的自我孤立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最有献身精神的拥护者，
可能是英国人，他们以“赴宴和跳舞、聊天和打高尔夫球来减轻他们的思乡
之情，以不知他们在其中生活的人民的习俗、语言或感情为乐”。①意大利公
使在回忆 １９１８ 年时描述说，“一个外交官的山中城堡。对妇女和孩子来说，
如果只从卫生的观点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大部分外交官在他们生活的这个
国家内，处于孤立状态，并且与它格格不入”。②
虽然与外界隔离，外交界在北京的生活几乎没有丧失物质享受。１９００ 年
英国公使馆大院：
占地三英亩以上……原是梁公府，由女王陛下的政府租用。正房为公使的住所，这
是一座优美的中式建筑，大门很雄伟，有一条高于地面的甬道穿过两个富丽堂皇的回廊（中
文叫亭儿）。这些建筑都覆盖着只准高级官员使用的绿色琉璃瓦；黄色的则由皇宫专用。
秘书们住在平房内，只有一秘例外，他住一幢两层楼的西式房屋。见习翻译和随员住三套
房屋……还有一个小教堂、一座戏院和一个保龄球道。③
美国公使的官邸是“……用美国进口的材料以堂皇的殖民地文艺复兴时期的
风格建成……有一个附属建筑物的真正的小村子，秘书、随员、见习领事和
文书都住在那里。它是一个风景如画的中国村子，有一座古庙和许多分开的
房屋，它们各有自己的围有高墙的花园”。①
１９１３ 年意大利公使馆的一秘指出，他家里共有“从头等仆役到三等苦
力”的 １０ 名仆人，包括“厨师、码米童（ｍａｒｍｉｔｏｎ）和两名阿妈，一叫‘洗
刷和照顾婴儿的阿妈’（ｗａｓｈ－ａｎｄ－ｂａｂｙａｍａｈ），一叫‘绣绣阿妈’（ｓｅｗ－
ｓｅｗ－ａｍａｈ）”。此外公使馆的仆人包括“四名马夫，即一名老马夫和他的三
个儿子（还有他的一个饲养小毛驴的孙子，由我付工资）。还有一名洗衣人
及其帮手、一名领头的花匠、四名花园的苦力、一名‘开门的’和一名听差”。
②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前，北京汽车很少，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汽车行车道。
外国人主要靠马和马车前往赛马场（位于北京之西约四英里，义和团起义时
被焚毁，但重建后规模更大），或到颐和园野餐，或去西山。他们还爱好散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 34—35 页。
① 西里尔？珀尔：《在华的莫里循》，书中第 86 页概述了莫里循未发表的日记所记的各种印象。
②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 88 页。
③ 许立德：《在华四十年》，第 4 页。甚至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意大利公使馆，在公使和一秘住所的旁边，
有“一等、二等‘汉务参赞’和使馆牧师的房屋各一所。小教堂（实际上与大部分教堂一样大）的天花板
从意大利运来；有驯马空地和一个大院子的马厩能容纳八匹马；还有一间洗衣房、一座水塔、一个浴室和
两幢中国仆人居住的房屋，这些都圈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大花园内。在它们旁边并与公使馆建筑群相连的是
海军卫队的营房，它们附有医院、厨房、军官和低级军官的专用住所、饭厅、办公室、监狱和军需库。还
有一座内设蒸馏水设备的建筑和几个马厩”。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 88 页。
①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 20 页。
②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 92 页。
步。内城南城墙从前门至崇文门的一段，根据辛丑和约的条款已经移交给各
公使馆，很多外国人都在这里散步。这里由公使馆士兵巡逻，中国人不得走
入。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除了海关的官员外，外国人都到京师以西 １２ 英里的
西山，特别是到八大处去避暑，八大处以它的一些寺庙闻名，它们在夏季被
租给外国人（和中国的权贵们）。外国人用自己的有关历史的名称来称呼这
八座山：有一座“布鲁斯山”，一座“蒲安臣山”。在一年其他时间中无休
止地进行的宴会、舞会和看戏等活动的比较正式的礼仪，稍有放松——虽然
众所周知，朱尔典在炎热的夏晚，甚至在租来的中国寺庙中单独就餐时，也
穿得很正规。在周围农村漫步，使这些欧洲游客能比任何时候更接近中国民
众的日常生活。
有娱乐，当然也有工作。在 １９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２０ 年 ５ 月期间，外交使团
举行了 ２１９ 次正式会议。外交官们在一起无休止地考虑印花税、货币流通、
货币危机和其他财政事项；考虑商业、航行和条约港口等问题；考虑租界的
事务；考虑上海的会审公廨；考虑外交人员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权利和特权；
考虑辛亥革命及其余波；显而易见还要考虑公使馆区本身的管理问题。
外交压力
在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制度下，外交使团及其在条约口岸的领
事馆的属员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中国政府的组成部分，具有对在华外国国民民
事和刑事的排他性的裁判权。公使们借故生端地警惕着一切违反条约的真实
的或想象的情况——不但指字面上的违反，而且指精神上的违反；而在南京
条约缔结后的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先例中，所指的精神已成为对缔约列强权利
含糊而任意地进行解释的那种精神。每当外国人的地位及其利益可能受到中
国政府某些行动的影响时，列强就几乎会断然对外交部或其他部门施加足够
的压力。它们声称受到直接损失而百般进行交涉，而且很少同意适度的赔偿。
对这些“侵犯利益的行动”“负责”的官员受到肆无忌惮的指责。它们像要
求撤消在长江和珠江航行的障碍那样，也毫不犹豫地屡次企图要求镇压那些
所谓辱骂外国人的出版物。它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力量，攻击中央政府或地方
政府授给或可能授给其他强国排他性的特许权或与之订立合同的行动。前美
国公使田贝在 １９０６ 年写道：“在欧洲国家，如果他试图做这些事情中的一小
部分，他就会拿到护照离任。”①田贝公使还指出，驻华公使（由于受到“大
报”中所表达的国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假定，在一切案件中，他的同胞
都是对的，中国人都是错的。如果公使对被说成是涉及他同胞的实质性权利
的任何问题，胆敢深究是非曲直，那就被认为是他思想上软弱和道德上糊涂
的强有力的证据。”①
但是，大国的外交代表在影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远不如
他们所认为的那么有效。晚清及后来的民国的官员有非常多的办法来对付，
他们可以拖延、装糊涂，最后是公开抵制一个西方强国的纠缠。由于民族主
义意识和无条件地维护主权的愿望不断地先是渗入晚清的官僚集团，然后是
渗入其民国的后继者，这种抵制态度有所发展。就 １９１３ 年的善后贷款一事而
言，几个债主认为，通过让公债司的一名外国指导参加支付过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