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混合经济，不过，将来在向工业主义的合作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可以幸运
地建立社会和谐的本国传统。①
于是在 １９０３ 至 １９０７ 年之间的发展的早期阶段，革命的观点看来倒不如
说是改良观点的夸大，而不是否定它们——至多是号召加快历史的进程，假
借革命英雄的名义铸造新浮士德式的人物。革命者不过是初期的改良乌托邦
① 关于这场争论的分析见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诞生》。
① 马丁？伯纳尔：《1907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
主义的最后代言人。革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科学和民主的新世界秩序
的先驱。道德进步与物质发展相随并进：革命者抛弃旧社会时，也正在政治
上抛弃一个令人窒息的过时的独裁政府，抛弃这样一些社会形式，这些社会
形式阻止财富和力量的发展，阻止自我实现和大同社会的到来。大同社会的
到来有赖于革命人物道德上的成就，这些革命者如要增强进步力量，他们的
活动就必须不受所有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的玷污。和以前曾是改良信念的主
要内容一样，这些便是革命信念的主要内容。
到了 １９０５ 年，梁启超和改良派从真正的革命思想中脱离出来，因为他们
不愿相信革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步运动，一个历史的必要动因。梁作为一
个改良主义者，曾经是向新觉醒的中国民意最先介绍现代革命必然引起制度
变革这种概念的人之一，这种概念和中国过去改朝换代危机中仅仅从统治家
族转移天命（革命的最初含义）的概念是不相容的。而且，西方历史说明，
１７７６ 年和 １７８９ 年的革命作为历史事实，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动力和阻力这
两种力量冲突的终极的爆发点。不过，１９０５ 年后梁自己的评价是，当今时代
的“国家帝国主义”精神，使中国人有权支持强有力的政体——或者是“开
明专制政府”，或者是立宪君主政体。①对梁来说，这样的政治安排是因中国
落后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由于这样一个结论，改良者对改革的首要动因的
估计，无疑便从政治领域转到了文化和社会领域。政治领袖并不能摆布文化
和社会；相反，文化和社会在其熔岩似的流动中，沿着挖掘来抵挡流向急剧
改变的沟渠缓慢地形成政治。因此，梁开始把承认目前社会组织而加以调整
的社会改革，和不能付诸实践，或者说，即使能够也只是一千年以后的社会
革命，加以对比。②不过，这种保守主义并不含有否定政治暴力的意思，梁并
没有在原则上谴责政治暴力。暴力像适应渐进主义的目的的任何其他东西一
样，只是一种策略。梁和革命者关于时代性质的不一致，就以这种方式变得
接近于作为跳越阶段者的激进主义者和作为现存制度保护者的保守主义者之
间的典型的分裂。
如果说激进主义者在加快历史进程速度方面与改良者首先分裂，那么这
种加速不仅导致在理论上对社会政治斗争的赞美，而且也把这种斗争的社会
目的提高到激进思想的突出地位。大同理想在时间上的缩短转而成为空间上
的扩展，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注入了一种国际性，有时在字面上把现代的“巴
黎街道、伦敦的市场和纽约的摩天大厦”③当作进步的具体表现。康有为曾想
象一个未来的世界议会，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把他们的行动组织与欧洲的
激进党派，主要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联系起来，也把大同与西方革命的社会
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考察中国时，对这里的
社会冲突特别敏感，并对封建的过去和改良的现在提出尖锐的社会批评。最
后，无政府主义者接过了个人从儒家思想的社会义务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号召
——这个号召最初由康有为和谭嗣同提出——并使这个号召成为他们社会方
案的焦点。康和谭最终使社会解放从属于目前的政治改革和未来的精神解
①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1906 年）；重印，载《饮冰室文集》，第 6 册，第 13—83
页。
② 伯纳尔：《中国的社会主义》，第 158—159 页。
③ 民〔褚民谊〕：《无政府说》，《新世纪》，40（1908 年 3 月 28 日），第 158 页。页数照 1966 年东京
单行本。
放，无政府主义者则依据后一点来评价所有其他问题。对他们来说，个人从
仪式主义的罗网中获得解放，是最终应据以评价革命的标准。
如果说显著的激进观点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中注意力于个人解放和作为
进化的催化剂的革命“因素”，那么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将乌托邦与进化
宇宙论的自然主义看法联系起来的唯科学主义。从最初的改良者接过并不鲜
明的进步旗帜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后来围绕《新青年》杂志的那一批人，都自
豪地将这些作为不朽的座右铭，肯定意识的物质基础，肯定生命力的生物学
本质及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作用过程的社会学基础。他们在思想上实际受益于
儒家人本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不被承认，因为他们把传统
贬低为一种反动的社会道德体系。
然而，激进的唯科学主义仍不能提供一条平坦的通向乌托邦之路。像所
有其他的人因共和政体混乱而感到沮丧一样，激进主义者着手对历史力量进
行社会分析，认为这些力量对中国的落后状态负有责任：封建习俗是政治斗
争的一种阻碍；封建文化价值观构成封建习俗的基础；而土地均分论的经济
同前两者相互依存。但是，由于具有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他们自相矛盾地陷
于无能为力的程度，比新传统主义者因社会宿命论的幽灵而陷于无能为力的
程度要小一些。梁启超 １９０２ 年所号召的“新民”在 １９１５ 年被《新青年》更
新，作为对文化革命的号召。这时个人自主人格和科学思想的理想，被有意
识地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对立起来，但仍被视为进步的一种道德动因。现
世主义和进化宇宙论在激进的社会乌托邦观点中被调和了。
早期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虚无主义
早在 １９０２ 年，中国人就对西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但这种兴趣在最
初阶段和早期激进主义者集中注意力于政治革命是一致的。①“无政府主义”
一词涉及欧洲“极端革命”派“虚无主义者”——一种因其利用恐怖主义作
为一种政治策略而应当受到注意的思想体系。它的直接的外国的鼓励者是俄
国革命运动的搞阴谋的团体，这些团体在 １９ 世纪末期曾努力开展轰动一时的
暗杀沙皇官员的活动，作为 １９０５ 年革命的准备。在中国，“侠义”这种本国
的普遍传统，提供了理想主义的亡命徒如梁山泊团伙，或桃园结义英雄那样
的结拜弟兄的补充典型，他们在乱世为正义而拿起了武器。
不过，对中国的激进主义者来说，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魅力是作为进步
的一种手段。革命的暴力被认为是一种反应力量——唯一强大到足以胜过专
制政治沉重压迫势力的反应。用一本小册子的作者，一个学生的话来说：在
一切国家，革命起源于起义和暗杀，但暗杀的影响甚至比起义更大……因为
英雄们的力量增长，统治者的力量必将完结。②恐怖主义者因而可以被称为有
激进思想的同胞，即新民——新民是这样的人，他尽最大限度地公开肯定个
人力量，并因此而主张最有力地反对传统的被动心理及其所促成的历史的停
滞。热血青年们在 １９０４ 和 １９０７ 年之间试图进行政治暗杀，仿佛他们能够通
过某些毫不利己的名垂青史的行动，成为进步的工具，也能够成为其共有社
会的道德目标的自觉的化身。
因此，恐怖主义者的道路是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但是，那些打算遵循
① 关于虚无主义者的讨论见唐？C。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第 7 章；和伯纳
尔：《中国的社会主义》，第 198—226 页。
② 引用于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第 148 页。
它的人，甚至比普通的新民更想把他们的自我肯定从道德意义上，解释成与
其所服务的超历史进程是一致的。在这里，针对他人的暴力的罪恶，能够仅
凭它给自己引起的危险而被抵消。在要求革命者绝对“真诚”方面，虚无主
义者对新儒家的概念作了新的运用：圣人的力量必然与充溢于不受妨碍的自
我的“真诚之心”相联系。如果“真诚”既能使暗杀者的刀刃锋利又能使它
的运用合法，那么，其最好的证明事实上就是那些冒全部革命危险的人的自
发的献身。
对内在化的新儒家道德准则的高度依赖，虽然对使革命使命合法化是必
要的，但也可能要对虚无主义者愚蠢的努力负部分的责任。张继、杨笃生、
刘师复以及汪精卫都是牵连进暗杀阴谋的著名激进主义分子，这几次暗杀阴
谋没有一次成功地杀害了预期的受害者。这场运动的真正英雄和女英雄，杀
人者少而牺牲者多：秋瑾，这个女斗士在牵连进 １９０７ 年安徽的一次流产的起
义后，听由自己被捕并被处死。①吴樾，一个高等学堂的学生，１９０５ 年在北
京火车站，被他试图投向一群帝国大臣的炸弹炸死。
秋瑾给予世界的启示是，值得模仿的自我牺牲行为能改变社会；而吴樾
则以进化论看待他的虚无主义者的使命。他的“遗书”连同他支离破碎的尸
体的照片，在《民报》纪念他的一期中发表出来，把他的行为解释成历史需
要用来激化压迫势力的“暗杀时代”应有的举动，从而推动革命辩证地前进
的钟摆。秋瑾视革命的任务为社会道德的更新，并因此而选择了谭嗣同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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