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实质上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它们适合于基于婚姻配偶自由选择的核心
家庭和所有成年人经济都独立的欧洲模式的家庭体制。更重要的是，这些品
德在其所起的作用上被视为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联系：“现代生活以经济为
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经济学生产之大则……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
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相互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
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①
这种心理上的态度和社会结果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同样信念，使《新青
年》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很活跃，当改良时代的许多中国人寻求理解新的人
格理想并使之成为个人品格时，自杀问题曾经强烈地吸引了他们。早期的虚
无主义者曾谴责逃避现实的自杀而赞成自杀性的暗杀，理由是只有后者不仅
要拯救自己也要改进世界。②当新青年运动的支持者们否定自杀行为传统上被
承认的道德上肯定或反对的启示时，他们本身便不再被打动，这事实上改变
了自杀的实际社会意义。不过，他们的意图还是超过了虚无主义者对被动性
的简单否定，从而怀疑以下任何行为的正当性，这些行为的基础是儒家典型
的思想上自我克制的道德理想和儒家关于行为要和扩展到道德之外的宇宙统
一体协调一致的假定。谭嗣同按照这些信条，选择了殉难，但 ２０ 年后在《新
青年》的世俗社会中，这种对死的选择无论意愿多么高尚也仅仅被看作一种
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只有活着才能斗争。①
对于《新青年》的信仰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者来说，生命本身既是人的价
值的源泉又是进化的道德目的论的证据。在五四运动期间，法国哲学家享
利？柏格森作为西方圣哲吸引了新传统儒家主义者的注意，他的“生命冲动”
学说，表明他理解科学推理所达不到的道德体验的直觉的本质。但是，柏格
森的“创造进化论”，却使陈独秀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已建立了一种科学
的正确的哲学立场，这种立场重新肯定了人类在充满人道主义目的的发展的
宇宙中天然相互依存的进化观。青年，由于比较地说来摆脱了落后的传统环
境的拖累，由于对老人统治的“阶级”敌意，是最适合于作为进步性变革的
先锋而行动的社会群体。青年也是那种假定能激发整个宇宙力量的生命力的
象征。
按照这条路线，新青年运动的科学的、实用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回到了形
而上历史进程的宇宙观理论。关于青春，这份杂志的形而上学家李大钊②吸取
了不带儒家道德象征主义的儒－道宇宙论的象征主义，赞颂一切自然宇宙运动
具有生命本身的固有价值：“大实在的瀑布，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
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的潮流，随着大实
在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转进，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
①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4（1916 年 12 月 1 日），第 29 页。
② 沃尔夫冈？鲍尔：《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引。
① 陶孟和：《论自杀》，《新青年》，6。1（1918 年 1 月 15 日），第 22 页；参见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
生自杀之感想》，《新青年》，6。1（1918 年 1 月 15 日），第 25—26 页。
② 关于李大钊的全面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即流转。”③李选择创造阶段作为形而上历史过程的最初状态。在这个以两种
性质相反的成对的定性力量为特征的现象宇宙中，年轻、春天、诞生、创造，
其存在只是由于它们对它们的对立面——灭亡、冬天、晚年和毁灭的相对性
的依赖。但越过现象，作为整体的宇宙应当在时间本身的状态下予以考虑。
这里，时间现象的特征——差别、相对性和变化——应当与它超自然的状态
——绝对、一致性和恒定相对照。因此，“年轻”、“春天”、“今”都是
超自然的实在：这些发展阶段的活力振荡一切。“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
杀今日白首之我，并且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①对李大钊来
说，这种超验的意象所含有的社会启示是，保守主义者应当被认为是与宇宙
的活力不协调的，人对现在唯一真正的利用是去斗争以创造未来。生物学的
和感情上的训诫是否定死亡——或者是自我、国家的，或者是有形宇宙的。
对于李大钊的气质来说，对赞美诗的一种欢快的冲动是基本的，这一点，
早在 １９１５ 年，当他在被广泛阅读的书面意见交流中指责他的朋友陈独秀在国
家困难面前悲观厌世时，就可看出。②但是，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和欧战结
束时期世界变化步伐的加快，在两人心中都激起了希望。陈独秀认为这些事
件证实了他的信念，即历史中的促进力量是由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与结果的复
杂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
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程度乃愈高。”
③他们对当代事务的注意变得非常专注，以致李和陈在 １９１８ 年创办了第二种
杂志《每周评论》，专用于国家和世界政治的讨论。
最初，协约国在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看来似乎是绝大的事件，标示了时代
的伟大转折点。不仅曾经把历史的目标与西方民主和科学进步等同起来的《新
青年》，而且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的方案，指望协约
国的胜利完全改变帝国主义者侵害中国主权的近代进程。不过，李大钊于
１９１８ 年向布尔什维克革命致敬却证明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当他迎接 １９１９ 年
的新年，利用年号的改变所包含的更新的历史象征主义把它当作新纪元的开
端时，他使人明白，他现在预知进步的模式将由马克思所预示的经济生产制
度形成：
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到一个机
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从今以后生产制
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
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是新世纪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
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像春冰遇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
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家、军国主义）也都像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
在地。①
１９１９ 年和 １９２０ 年，在许多激进的中国人当中迅速传播开来的对于马克
思主义的兴趣，同样是由这种对胜利的自由民主大失所望激发出来的；对自
由民主的失望促使新传统主义者在战后抨击“唯物质主义的西方”中团结起
③ 李大钊：《今》，《新青年》，4。4（1918 年 4 月 15 日），第 337 页。
①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1（1916 年 9 月 1 日），第 16 页。
② 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甲寅》，1。8（1915 年 8 月 10 日）。
③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 296 页。
① 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1919 年 1 月 15 日）。
来。这样，凡尔赛和约在所有方面都成了激发对西方改革模式重新评价的催
化剂，这一模式曾强烈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中国和世界进步的观点。共和
政治的创伤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在和会上被出卖，使梁启超抛弃了进
化道德目的论的信仰。陈独秀（在这次战争中）曾把协约国的目标与公正的
理想等同起来，１９１９ 年因凡尔赛和约而感到震惊，并由于他在反对和约的五
四示威中的作用而入狱五个月。到了 １９２０ 年年中，陈已完全委身于马克思主
义的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许多人从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追随梁启超或陈独
秀的方向，发泄对自由的西方的批评，并由于长期以来未能表露而更加猛烈。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按照世界进步的一种模式委身于他们自己国家复兴
的中国人，一直倾向于掩盖西方对中国表露出的两面神的两副面目中的一副
面目。他们或者把他们对侵犯中国主权的愤怒分成各不相干的部分，完全就
事论事地对待这些侵犯行为，或者把中国弱小归咎于他们自己，以此为代价
而继续相信文明与强权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和新传统主义的前景一
样，作为转回去相信外患应对中国许多问题承担责任的一种对照，可以解除
没有说出来的屈辱的辛酸。
自由主义的西方改革模式再也没有恢复它昔日的光彩。在紧接五四反对
帝国主义运动的氛围中，在激进主义者的团体中，最受攻击的自由主义的改
革信念是渐进主义。换言之，进化的和革命的变革方式越来越被认为是不能
共存的选择。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认为，长期的历史前景以一种互补的
辩证法把这两者合成一体，在这一点上，青年毛泽东作为省城长沙的一名学
生激进主义者，是他称之为相信进化的“大同”信徒的反对者。相反，他提
倡“民众大联合”的动员，他断言这种动员能够很快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改
革。①胡适，一个知名的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已成为约翰？杜威
的追随者，在 １９１９ 年秋发现他所主张的唯科学主义的、以问题为方向的改革
方法这时受到了尖锐的挑战。在一场叫做“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他的“一
点一滴”改革主张遭到李大钊的反击，李回答说，每一时代都具有从其经济
关系体制导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