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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邱启光在东莞企石镇遇到了一位给他生意机会、教他如何经营的台湾老板，确切地说，邱启光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位台湾老板协助下“淘”到的。但在邱启光看来，这位台湾老板还协助他“淘”到了经商营销、为人处事的无形之“金”。
邱启光这样回忆他如何从建筑泥水工转向钢结构生产：1998年，那位台湾老板的“两栋厂房之间要搭铁皮棚通道，让我做，我做了几千平方米的通道，那就启发了我，我就第一次接触到了钢结构。用钢结构去做通道，又方便，又快，又先进，而我们中国以前都没有人这么做。在那个厂，我做完通道后，那个台湾老板也鼓励我，说，小邱，你人品不错，又有事业心，我劝你，我厂里的活，你早晚会做完，你应该想办法，继续扩大你的业务。我很感谢这位台湾老板，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做生意的理念，后来，我又把在他工厂通过做铁皮棚通道所摸索到的钢结构知识，运用到后来自己生意的发展之中……”
彭雄兵与邱启光同岁，也一直试图作自己命运的主人。来自江西鄱阳湖畔农村的彭雄兵，原来曾想通过考大学的途径跳出农门，但因家境贫困，无法承担两人上大学的学费，所以他把高考的机会让给了弟弟，自己远离家乡，来到浙江温州打工。
彭雄兵目前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住宅电气设备公司，他在北京城内一家客户的办公室内接待了我。
彭雄兵回忆说，刚到温州时，他身上就带了200块钱，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露宿野外，“温州那个地方，气候与我们老家不一样，温州靠海，很潮湿，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没地方住，我们在马路上、桥下面都住过，蚊子也咬，蚊子咬了以后，浑身起泡，海水再一洗，身上都烂了。”
与彭雄兵一起去温州闯运气的两位老乡，受不了这种身心之苦，逃回了老家，也把他的情况告诉了他爸爸，“我爸中秋节就给我打电话，说，别打工了，回来吧，回来干什么都行。我说我不回去。既然我走出来了，混不出名堂，我肯定是不愿意回去的。”
彭雄兵后来的确“混出了名堂”。当年在温州劳动力市场“趿拉着双拖鞋”找工的江西农村小“老表”，尝尽了人间的种种艰辛屈辱，但他凭着苦干、聪慧和“不安分、不认命”的雄心，多次在给人家打工和自己当小老板之间跳来跳去，最终辞去了一份收入不错、旱涝保收的宾馆工程部主管职务，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北京，干起了“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儿”的电器推销工作……
如果说早已成为亿万富翁的邱启光仍然带着明显的农民式朴拙的话，那么，我在仍处于向上攀升阶段的彭雄兵的言谈举止之中，却找不到任何农村出身的痕迹了。虽然彭雄兵从来没有上过大学，虽然他也毫不忌讳谈论他当年刚到温州找工时的窘境，但当他谈及他在北京七年“打拼”的经历、谈及他如今的业余休闲生活、谈及他对经商营销理念的理解、谈及他对京城各类“圈子”的分析时，他的遣词造句和他的感悟表述，与京城的“小资”或“中产”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3）
一句话，彭雄兵已经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完全彻底地“城市化”了。
彭雄兵与邱启光有很多不同：邱启光拙于言辞，彭雄兵侃侃而谈；邱启光脚踏实地，彭雄兵异想天开；但他们两人也至少有四大相似之处：同年出生；同样来自农村；同样不安分、不认命；同样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贵人”。
邱启光遇到的“贵人”是那位台湾老板，彭雄兵遇到的“贵人”则是“中国第一个胆大包天包飞机的著名农民企业家”王均瑶和他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黄耀。
根据彭雄兵的说法，作为公司电工，他经常去公司高层人物家里修电器，所以彼此来往很多，“关系走得很近”，彭雄兵也因此从中学到了很多营销理念和为人处事的经验。
进了北京以后，彭雄兵更是在产品推销工作和社交活动中细心观察、勤奋学习，在事业一步一步提升的过程中，也逐步完成了言谈举止、接人待物、风度修养等方方面面的自身“城市化”。
彭雄兵目前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电气设备公司
彭雄兵如此描述他自己的这种内在“城市化”的艰难过程──
“我2000年刚到北京，去设计院做推销时，敲门都不敢敲，看到人家在上班，看到人家在用电脑画图，总怕耽误人家工作，只好一个人在走廊里溜达，结果有人问：你找谁啊？那时，找人说话，我要脑子里先想好了该怎么说，总想表达得好一些。但是，当你的环境慢慢地变好了以后，你就不要想了，你就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如果你先想好了再去说，你反而会说得不连贯、不自然。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彭雄兵，你做到现在这个样子，你不能松懈，你还要一步一步往上拔，你要尽量跟你圈子中层次比你高的人多接触，从他的言谈举止、从他的表达能力、从他的想法和知识面，你能学到很多东西。”
邱启光和彭雄兵都来自农村，背井离乡之初，也都是极为普通的农民工，他们的成功，对于其他仍在社会底层拼搏的进城农民来说，有些什么启迪意义呢？
我不知道类似邱启光和彭雄兵这样的“成功者”在亿万进城农民中的确切比例，也许他们是凤毛麟角的少数幸运者，也许不是所有进城农民在其一生的关键时刻都能遇到点拨迷津的“贵人”，也许当老板并非是大多数农民工都能走通的道路（因为任何社会中当老板的人都是少数），也许更有示范效用的例子，是我在《异乡不再有虫鸣》中所写的那位通过按部就班的努力被提拔为工程师的吴胜发，甚至再退一步，也许进城农民的主体既成不了邱启光和彭雄兵，也当不了吴胜发，只能出卖体力，干最低贱、最辛苦、最脏最累的活，也许这就是无情却无奈的经济现实，但只要中国逐渐打通人为的城乡壁垒，在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创造公正、平等、宽松、包容的竞争环境，那么，即使是那些一生无望在社会阶梯中高攀的普通农民工，也能相对心满意足地从明显过剩的农业劳动者，转变成为城里自食其力的非农劳动者，或者像那些飘洋过海的第一代移民一样，把自己未能实现的脱胎换骨梦想，转移到自己子女身上实现……
不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远非尽如人意的外在条件之下，中国仍然还是有许多像邱启光、彭雄兵这样的“乡下人”，通过自己艰辛的努力，创造了奇迹：从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奋斗成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老板，尽管他们的成功经验对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来说，似乎不那么具有“指导意义”，但至少他们那种“不安分、不认命”的奋斗精神，还是值得所有追求更好生活的进城农民学习和借鉴的。
邱启光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时，曾说过一句话，大概也是他赠给所有同样来自农村的寻梦者的格言──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4）
“我觉着，先有思路，后有出路，没有‘梦想’，如何‘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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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1）
走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街头，我们总可以看到农民工辛勤工作的身影。据统计，中国已经有一亿五千多万农民进城打工。从2005年起，农民从打工中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他们在农业中的收入。
尽管农民工进城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部分，但绝大部分农民工的技术水平有限，收入较低，很难承受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他们往往只能是城市中的边缘人，长期保持流动人口的特征。这种现象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对社会的稳定，都是十分不利的。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不仅是建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使更多的进城务工农民真正变为城市居民。
然而，中国的城乡分割式的二元经济是多年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要使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就要实行一系列的包括户籍、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社保、福利等制度的根本改革。而这些改革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进程来看，过急过快的城市化的一个副作用是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笔者曾长期在菲律宾居住，由于工作的需要，也经常访问南亚的许多国家，亲眼目睹了贫民窟居民的惨状。在贫民窟中，城市贫民的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往往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城市发展过程就会相当的痛苦。因此，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那么，如何才能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抓住主要矛盾，使更多的农民工早日成为城里人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让农民工有收入不断提高的就业条件。应该说，进城了的农民工都已经有了一个工作。但他们的初始就业岗位技术含量低，收入不足以维持城市的正常生活。因此，要建立一个对已进城的农民工的不断培训机制，使他们的技术水平能不断提高，就业岗位能逐步升级，工资不断上涨。经过几轮这样的培训，几次这样收入升级，他们才有可能在城市中留下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近年来，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已经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据自2003年实行”阳光工程“以来，已有上千万转移就业的农民得到了培训。然而，当前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