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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意思的是母亲做的读书笔记。她把她读过的小说里认为好的句子，会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她有她自己的鉴赏眼光。旅美作家严歌苓是我的好友，我对此友的文笔佩服到极点，经常要拿起来再三阅读。没有想到我母亲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对我谈起严歌苓，口气中很是赞赏她的小说语言，说是真生动，怎么人家写得那么“强”（像的意思，琴岛方言）。我大吃一惊，真是太有水平了，我们母女的审美眼光居然这样接近。
我马上要来了母亲做的读书笔记，看后，不禁哑然失笑。不知母亲是什么标准，严歌苓的小说语言确有非常精彩的句子，透着一种智慧和灵性，其中的幽默和揶揄没有那种洞察人性的眼光是不能体察出的。但母亲抄写的严歌苓小说中的语言，却是一些大白话，比如：“两个酸臭的胳肢窝”、“他染过的头发长了，花得像芦花鸡”、“他两只小臂像毛蟹”等，越读越可笑。后来我向歌苓复述时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母亲还在写着。尽管她对什么时候出版已经没有什么奢望，却已经习惯了这种写作生活。写作、读书使她的视野从狭小的家乡的海域打开来，伸向了更加博大的精神领域。没有写作，她就没有目标去读那么多的世界名著，她就不能去思考一些艺术形象的东西，这些精神的东西比起她以前念念不忘的具体的事情远了一些，但却深了许多，深到她体会到必须经过学习才能去理解，才能去获知。她变得沉静下来，尽管琴岛还是她念念不忘的地方，那是她的家乡，是心之所系的地方。母亲终于能够选择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度过她的晚年，这是我们做儿女的一件快事了。
我们愿意做一切能让母亲高兴的事情。母亲从小没有上过学，写出的这些小说，是靠查字典写出来的。这种“高玉宝”式的写作已经坚持近两年了，两年来她几乎每天都在伏案写作。我下班回家经常看到的一个镜头就是：在台灯下，母亲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正在那里端坐着，一笔一画地写着她的《大海的故事》。
母亲像一头低头耕耘，不问收获的老黄牛。有时，我回家看到她眼睛都红了，问是怎么了，小保姆就会不满地说：奶奶一天到晚写，写到半夜，劝她也不听。我哥哥有时也会对我急，说，就怪你，你看你叫妈写小说，她现在简直就是不要命了。我看你怎么收场。
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想当初，劝母亲写作，完全是不得已而想出的权宜之计。让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年妇女当作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想出这样一个主意来的。
不过，这样的生活似乎平息了母亲心中的幽怨，她的生活基本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聚精会神地写作、看书、记笔记，一部分就是过平常的居家日子。
许多朋友来看望母亲，他们知道母亲爱喝红酒后，下一次来看望母亲时一般就会带上几瓶红葡萄酒。这几年红葡萄酒的品种越来越多，而且好像三个比一个牌子正宗，母亲的葡萄酒都可以成立一个博物馆了。因为每人来孝敬母亲的葡萄酒的牌子都不一样。
于是，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就出现了很怪的现象，父亲上桌，要“八加一”，是一种我们用各种中药材给他炮制的药酒；母亲则是一玻璃杯红酒。冬天的时候，母亲很奇怪地还要兑上一些热水，说是太凉了。而我的老哥，一般都是一罐啤酒。如果碰上我和老公回家，我们就会热上家里特意准备的花雕酒。因为老公是南方人，最爱喝的是花雕。
这当中最有水平的是小阿姨，她能对每个人的要求都光顾到。所以，每当有外人来我们家碰上吃饭，都会表现出很惊奇的神态。
7
我是我们家的小资分子，不抽烟，不喝酒。在我们家，我因为从小身体不好，就成了全家的宠儿，有点像那个《革命家庭》里的妹妹水莲，娇骄二气都有。
但我是我们家的秀才，从小就喜欢写点什么。上小学的时候，正好是文革时期，那时的功课就是写批判文章。我经常得意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拿到家里来念，父亲母亲坐在一边听的笑眯眯的，还不断地夸奖说，写得真不错。我哥听了很不以为然，说，全是抄的。父亲就说，就是抄能抄顺了也很不容易。
关于喝酒，我没有什么劣迹，也没有什么伟绩。真正是乏善可陈。
值得一提的是上大学时，我和班上几个女诗友经常到孔府的后花园去喝酒。不会喝酒，也不热衷于喝酒，只是觉得在孔子的老家上学，还作诗，应该要喝点酒。喝的是红酒，没有味道，但喝下去的都是青春的兴奋和豪情。后来，一瓶酒没有喝完，从学校到孔府要走几十分钟的路，就干脆拿上剩下的酒，到学校后面的棉花地里去喝，喝了多少忘记了，但喝得每个人都咯咯地笑，记忆很深。我就是在那种状态中写下了“双手一背，模仿着古人，断送一生憔悴，只须几个黄昏”的诗句，在学校成为诗人。
还可以一提的是，研究生毕业的那天晚上，有四个男生喝醉了，据说都是因为我。有一个没有喝醉酒的男生却牵着我的手，说：“叶子，你应该感到骄傲，他们都是为你而喝醉的。”那一天，我也喝了些，但却比不喝酒还要清醒。我冷静地对这位男生说：“这些都是虚的。”男生问，什么是实的？我说：“一纸婚约。”
那四位为我而喝醉的男生谁也没有娶我，原因是，他们对我有一个评价，说我适合做朋友，而不适合做妻子。我听了这个评价后，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妈的我要喝酒。
我还没有找到机会让自己喝点酒，就分配到了北京。
刚到北京的时候，一切都很陌生。我一个人在长安街上走，看着身边灯火辉煌的长安街，更加使我觉得寂寞。
我想起了毕业分手的那天，有一位同窗对我说过，北京不是你的，你看见的那些北京的辉煌都是别人的。我走在这些辉煌中，觉得这位同学说得真对，也真不对。北京当然不是某个人的，它是首都，它是全国人民的；谁也别想自己拥有它。它是中国人民心中神圣的灯塔。多少人想到北京来玩，都没有机会。而我，却有幸在这里工作，我是幸运中的一个。
这样想的时候，心中就宽慰了许多。也并没有去找酒喝。
还是有找不着北的感觉。单位上的人很陌生，陌生到他们看你的眼光都有一些狐疑，我是心中有病的人，经不住这样的打量，就在考虑，我是不是走错了门。
这个时候，母亲从家乡来看我了。在我为所谓的前途、命运惆怅的时候，母亲只是因为她的女儿分配了工作而来北京替我安置一下。其实，那个时候生活很简单，我们都挤在哥哥的集体宿舍中，只想尽快上好班，进入正常的工作程序中。
星期天的时候，我陪母亲到动物园去。不知为什么，到了一个新的单位，思想总是还停留在学校。看见窗外飞过去的鸽子，都很羡慕，它们倒用不着上班，去适应一切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在单位的窗户外面，就连一些唧唧喳喳的麻雀、也能引起我的羡慕。
胸口总是有些堵，我便要了母亲的一枝烟，就在动物园里抽起来。学会抽烟是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其实是找借口，大家一起抽着玩。真到无聊的时候，还是要抽烟。我看见了母亲惊诧的目光，但她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母亲一直是抽烟的。因为母亲的抽烟，我和哥哥都很反对，认为好的女人都是不抽烟的。还用《列宁在十月》中的那个刺杀列宁的女特务来证明抽烟的女人都不是好女人。现在，“女特务”的女儿想要抽烟，那是谁也奈何不得的。
一个人的生活，简单却也随意。我借住在后圆恩祠胡同，向西走不远，就是地安门商业大街。那里有一家西餐馆，人少，干净，价格也不贵。心情好的时候，载就会—个人到西餐馆里，要上两碟凉菜，再要上一杯红酒，感觉生活还是很惬意的。这样的时候，思维就不由得驰骋起来，一个人想着未来，想着怎么经营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五年计划。一杯红酒喝完的时候，也是计划做完的时候。起身的时候，会顺便收来一束周围诧异的眼光。
这个时候的酒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调剂，我不喜欢酒，更不渴望喝酒。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可以像我的父亲和老哥那样，把所有生活中的郁闷或者喜悦，都通过酒精燃烧出来。
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
但是，老爸的能喝酒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我的生活。
一个是玩命读书。
想当初，老爸资格很老，能力也强，聪明机灵，过目不忘。但他就是不被提拔。与他一起打莱阳的战友们后来都当了局长部长的，但唯有老爸始终在他刚入城时的商业部门呆着，级别就没有动过。老爹喝酒多了，就会带着醉意提这件事，说，他吃亏就吃在没有文化。要不，市长都有的他当。这是他喝酒的主要酒肴。把酒自话，我知道这是酒的功能。
我在潜意识中就知道，无论如何，有了知识，就有了学问，就有了前途。文革时，别人都向往去工厂，去部队，但我就是喜欢上学。
文革结束后，我第一批考上了大学。年纪在班里是小的，对文艺理论吃不透，就干脆把讲义背完了，几大本讲义，现在想起来就头犯晕。这样一路读下来，偌大年纪的时候，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