薮耄粗惶焦媚锝苦恋男ι�
胡同纵横，庭院深深。在阔大的背景中，在旋生旋灭的千万种场景中，这两个画面，只能算上一个极端微小的细节。但它们是属于我的，是我灵魂中的小小芒刺，使我有一种幸福的疼痛。
从这里面的任何一条胡同向东走，都会走到南北方向的前门外大街上。
站在胡同口，左望，是巍峨的箭楼，向右边走，不出一千米，以一个十字路口为界，南边就是永定门内大街。这条大街未必人人都清楚，但要说起天桥地区，不知道的人大概寥寥无几。这一带，也正是报社的东边。今天，天桥仍然是老北京神话的一个构成部分，吸引了许多爱好民俗的寻梦者前来踏访，但估计多半会失望的。任何事物都寄寓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那些传说中的天桥把势的奇技绝活，已经属于湮灭的过去，时过境迁，即使想像力再为发达，也难以再现当时的生动逼真。倒是街巷的痕迹更为持久牢固，经得起时光的咬啮。这里是平民，更准确地说是贫民的聚居区，穿行在那些破旧逼仄的胡同里，不难想像当年生活的贫寒困窘。
这一带，名气最大的是天坛公园，前后去过不少次，在凉意森森的古松古柏下徘徊，围绕着圜丘上的回音壁转圈，想像时间的浩渺，感到自己在一点点地缩小，几乎像一粒树底下到处都能捡到的松籽。隔着一条大街相望的先农坛，在很长的时间中都荒凉岑寂，让我想到史铁生笔下的地坛公园——当然是七八十年代时的模样。如今，以拓宽南中轴路为契机，道路两边的变化十分惊人。分隔两个公园的平房、商亭、市场、临时建筑等都被彻底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园林，广植树木花卉，与新建的永定门城楼相呼应，让人鲜明地感受到了复兴的气象。
但一个人的头脑毕竟不是旅游手册，不是大公司名录。对于某个具体的地方，他的记忆会选择什么，却并非仅仅来自于对象的知名度，而更多是取决于它对他的生活的影响程度。对我来说，只要脑海中那一架探测雷达转向东边这一片区域，首先显露在荧光屏上的，是两个医院的形象。
二十年前，到天坛医院求医的患者不会比今天少。这所医院以脑外科手术而闻名。当年，被一片居民楼包围着的医院大门显得十分寒碜，生着煤炉的候诊室热量微弱，穿了厚厚的棉衣仍旧不停地抖瑟。一位故乡的亲戚的儿子，聪明伶俐的七岁孩子，得了一种叫做颅咽管瘤的恶性肿瘤，来这里动手术。这种病发病率极低，据说几十万人中才会发生二例。手术前后，孩子的父母在我的集体宿舍里住了一个月。和母亲无奈的隐忍相比，父亲显然更难以认可和面对这个现实，灵魂被剧烈的痛苦撕扯着，一刻不停。上完夜班已经后半夜了，回到宿舍，他还未睡，靠窗口枯坐着，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像，烟头的暗红色一闪一闪的，不时会发出被压抑的叹息声。这种罕见的病魔为什么会轮到我儿子？我前辈子造了什么孽，要遭到这样的报应？在百思不解之后，一个县城里的孔武干练的警察，彻底的无神论者，也开始怀疑冥冥中或许藏着什么神秘异己的力量。为了排遣痛苦，他时时向一个笔记本上写些东西，有一次我翻，开来看，除了呼天抢地般的痛苦哀号外，还写满了种种猜测，都是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寻和分析。比如，孩子发病前一年的冬天，鸡半夜打鸣，应该想到这是不祥之兆，但为什么没有注意？刚犯病时，孩子喊头痛喊了半个多月，为什么只当是伤风感冒，拿了一些药吃，而没做进一步的检查？似乎那样做了，孩子就不会有今天的情况。这样的念头分明是谵妄的，但在特定的心境作用下，却仿佛潜藏了种种可能性。痛苦传递到握笔的手上，笔迹也被扭曲得潦草变形，充满了悔恨，似乎自责越深，心情也更好受一些。这种亲子之爱的强烈和非理性令我惊骇。
手术应该说是较成功的，但据医生讲，复发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肿瘤的位置在脑干部位，不能全部切除，但只要留下一点，癌组织就有可能再次生长、繁殖、增大。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只能如此，别无选择。我们都想，孩子已经受了太多的苦，今后来眷顾他的该是那很小比例的幸运了。其后好几年，孩子没有任何病痛，的感觉，那次回老家，看到他长高长胖了不少，脸蛋红扑扑的，也更聪明了，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前几名。我们以为总算逃过了一劫——然而这个希望又一次被粉碎。病魔再次伸出魔爪，肿瘤重新长大，疼痛更为剧烈。第二次手术，孩子未能走下手术床。由于失去爱子的巨大创痛，这位父亲在其后的岁月中，陷入忧伤抑郁，几种致命的病魔也乘虚而入。几年前，正当半百盛年，撒手离开人世。我敢肯定，在弥留之时，他一定听到了冥冥之中爱子的召唤。
多年后，我又一次目睹了悲剧的重演。一个大学同学的女儿，得了骨癌，忍受了几年化疗、放疗的痛苦，最后仍然不治，如花的生命在十三岁的花季凋零了。灾难降临时，当然不分男女老幼，“黄泉路上无老少”。但发生在孩子身上，发生在生命之初，总是更显现出残酷和邪恶，让人难以面对。
夺命恶魔的面孔是多样的。不可预料的疾病之外，还有突如其来的灾难。报社一位职工的女儿，在旁边的一所中学上学，一次放学时刚走出校门来到街上，从旁边驶过的一辆卡车撞倒了一根电线杆，不偏不倚地砸在她身上，当场死亡。这种事故发生的概率极其微小，然而只要有一桩，就足以判定其无限邪恶的根性，因为它对应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当然，绝大多数人不会遭遇这样的噩梦。然而，侥幸躲过了猝然的断裂，谁又能避开缓慢的凌迟？这一种感触，又是同另一座医院相联系的。
友谊医院是单位的合同医院，出大门向东走上十来分钟就能够到达。每个年度的体检在这里进行，单位医疗室解决不了的病痛，也都要到这里就诊。苏式风格的建筑，印证着一段两个相邻大国友善交好的历史。这所医院的太平间，在医院大院的西边，那里有一个侧门，面对着一条南北方向的马路。这条街离报社更近，散步时经常走过，因此经常能看到护工把死者抬出侧门，在身着丧服的亲属的簇拥下，抬上灵车。见得多了，感觉便麻痹了，似乎彼此毫不相干。
这种意识当然是荒谬的。英国诗人邓恩写道：“每个人的死亡也都是我的死亡，丧钟也是为你而鸣的。”万事万物，都被一道无形的纽带连接着，虽然未必意识到。诗人的话如今已经被现代科学印证——混沌学理论认为，大洋此岸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翅膀，有可能在几千公里外的彼岸引发一场风暴。但另一方面，这种淡漠、无动于衷，也许自有其深层的理由。除了探究天地人生之谜的哲人，大部分常人毕竟不需要对每件事情都寻根问底。也许，这正是生命被赋予的一种必要机制，使人能够慢慢地认识、习惯并且适应于那些攫取生命的异己力量。过度的敏感，过多的思虑，只会带来伤害，慢慢累积起来的重量，会像铅坠一样羁绊灵魂，戕害生命的活力。生存已经充满忧伤，为什么还要预支生命结尾时的悲哀呢？
就我来到报社的二十年间，新人旧人，不知换了几拨。报社不同于机关，不必坐班，内部各个部门也都是各把一摊，相互间不需要过多联系，因此虽然出入于同一座大楼，许多人彼此并不认识，认识的也多属点头之交，这样一来，谁调走了，谁的生活发生了变故，别人都说不清。好多次，听人议论起某个名字，脑海里浮现出一个面孔，这才猛然意识到，已经有多年不见此人了，甚至更糟，得知已经与这个人阴阳暌违了。
我所在的部门的一位老领导，曾经告诉过我英语中两种对死亡的委婉说法，分别叫作“加入大多数”和“成为分母”。的确，与逝者相比，活着的人，尽管以亿计数，也永远只是少数。随着时光的流逝，分子不断变为分母，分母越来越大，仿佛一座巨型金字塔的不断在增宽的底座。这是一切生命最后的归宿。也许只有在这个目标上，才真正谈得上万众一心，步调一致。
瞩目和思考这个过程时，死亡的含义便不知不觉中被转换了，由肉体的消失变为躯体功能的衰减。死亡不但是结果，更是一个随时随地的过程。从出生那一刻起，人就在走向死亡。这样想，心情会变得坦然和平静：既然始终与它携手同行，不曾须臾分离，又何必要为最后的那一次拥抱而忧心忡忡呢？那无非是一种更夸张、更具有仪式感的动作。
目光还是回到身边吧。人群中，难享天年的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还是会循着一条正常的轨道，慢慢老去，在不知不觉中变化着自己生命的季节。令人想到一棵树上的叶子，由碧绿变为枯黄，由润泽变为枯涩，曾经光洁的叶片，渐渐布满了细碎的斑点和小孔。在单位每月报销药费的固定日子里，总能在楼道里看到许多离退休职工，他们互相打招呼，询问彼此的健康，交换种种的抱怨。二十年前我刚进报社的时候，这里面的许多人还年富力强，精神矍铄，是本部门的骨干，如今垂垂老矣。原本文弱儒雅的，显得更加飘然绝尘，即便那些性格硬朗、锋芒毕露的，眉宇之间那一缕好斗的神态，不知何时起也被温和蔼然替代。那样一种姿态，更多地属于彼岸，让人想到的不是某个具体事件、具体日子，而是隶属于永恒的范畴。
按正常的生命流程，不罹患绝症，不遭遇无妄之灾，再过二十年，我也将是这个排队等待报销药费的队伍中的一员。而那时，也会有年轻人，迈着轻盈的步子从旁边走过，仿佛是二十年前的自己。此时的我，恰好行走于人生旅途的中间，位于一个最好的观测点，前瞻后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