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这儿吃饭是为了清静，”他说，“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到这儿用餐的只是些妓女或个别失业的侍者。餐馆就要关门了，这儿的饭菜真是糟透了。可是他们破产却对我有利。”
克朗肖面前摆着一瓶苦艾酒。他们将近3年没见面了。菲利普对他外貌的变化感到震惊。他先前是胖墩墩的，现在变得面黄肌瘦，颈皮又松又皱：芽在身上的衣服好像是替别人买的。他的衣领大了三四号，使他的外表显得更邋遢。他双手不停地颤抖着，菲利普回想起那封信的字迹，歪七竖八，不成样子的字母涂在那半张纸上，克朗肖显然病得很厉害。
“近来我饭量很少，”他说，“早上我身体就很不舒服。晚餐我刚刚喝了一点汤，然后，再吃点儿奶酪。”
菲利普的眼光无意中落到那瓶苦艾酒上，克朗肖见到了，对他投以嘲弄的一瞥，以表示不赞成别人对他提出常识上的劝告。
“你已经诊断了我的病症，你认为我喝苦艾酒是很错误的吧。”
“显然你已经肝硬化了。”菲利普说。
“显然是的。”
他盯着菲利普，要是先前那目光是足以使菲利普难以忍受的，仿佛在指出：菲利普所考虑的问题虽然令人痛心，但却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对显而易见的问题你不持异议，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菲利普改换了话题。
“你什么时候回巴黎？”
“我不回巴黎，我快要死了。”
他说得这么自然，菲利普听后不觉吓了一跳。他想起了许多话要说，然而似乎又毫无用处。他知道克朗肖已是风前残烛的人了。
“那么你打算在伦敦定居？”他笨拙地问道。
“伦敦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是一条离水之鱼。我穿过了拥挤的街道。人们把我推来挤去，仿佛走在一座死城似的。我觉得我不能死在巴黎。我想死在自己亲人之中。我不知道是什么神秘的本能最后将我拉回来的。”
菲利普知道有关和克朗肖同居的那个女人以及那两个拖着不整洁长裙的女儿的情况，可是克朗肖不曾向他提起她们，他也不喜欢提及她们。他不知道她们已经怎么样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讲到死呢？”他说道。
“两三年前的一个冬天我患了肺炎，他们当时告诉我说我活过来了可真是奇迹。原来我特别容易患这种病，再来一回就完了。”
“哦，胡扯！其实并不那么严重。你只要多加小心就行了。为什么不把酒戒了？”
“因为我不想戒。假如一个人准备承担一切后果，那么这个人干什么都没关系。是啊，我准备承担后果。你振振有词地要我戒酒，可是现在我只剩下这一项了。你试想想，没有这个生活对我会是什么样子呢？你能理解我从苦艾酒中获得的乐趣吗？我渴望它。喝的时候我品尝着每一滴酒的滋味，尔后，我觉得自己的灵魂沉浸于难以言状的幸福之中。酒使你恶心，因为你是个清教徒，你打心眼里蔑视肉体方面的快乐。肉体的快乐是最狂暴的，也是最不寻常的。我是个各种感官都很敏锐的人，而且我一味地沉迷于此，现在我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了。我也准备付出代价。”
菲利普目不转睛地盯了他一会儿。
“你不害怕吗？”
克朗肖有好一会儿没回答，他似乎在考虑自己的答话。
“有时，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害怕过，”他望着菲利普，“你认为这是谴责吗？你错了。我对我的恐惧并不害怕，那是愚蠢的。基督教认为你活着时应该时时考虑到死。要想活，唯一的办法就是忘记死。死是无关紧要的。对死亡的恐惧决不应影响一个聪明人的任何行为。我知道我将挣扎着最后一口气而死去，而我也知道我会非常害怕。我知道我无法抑制自己对迫使我落入如此结局的人生的痛切的后悔，可是我不承认这种后悔是正确的。如今，我虽然体弱、年迈、多病、贫穷、行将就木，但我仍然掌握自己的灵魂，我什么也不后悔。”
“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块波斯地毯吗？”菲利普问道。
克朗肖笑了笑，像从前那样缓慢的微笑。
“当你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时，我告诉你它会回答你的问题。怎么样，你找到答案了吗？”
“没有，”菲利普微笑道，“你不告诉我吗？”
“不，不，我不能告诉你，除非你自己找到，否则答案就毫无意义。”
ＬⅩⅩⅩⅢ 克朗肖要出版诗集了。他的朋友多年来一直催他出版，由于他的懒惰而未能采取必要的步骤。对他们的规劝，他总是回答说在英国对诗歌的爱好已经不景气了。你花费多年的心血和劳动才出版了一本书，然而，在一批类似的诗集中它只能得到轻描淡写的三两句评语，卖出二三十本，剩下的只好拉回去化作纸浆。他早已失去成名成家的奢望了。与其他事物一样，名望仅是一种幻想。可是他一位朋友已经一手独揽了这件事。他是位有学问的人，名叫伦纳德·厄普姜。菲利普和克朗肖在拉丁区的咖啡馆时见过他一两回。作为一个批评家，他在英国颇有声望。他还是这个国家现代法国文学方面公认的代表。在法国，他和那些把《法兰西信使报》办成当时最活跃的评论刊物的人士交往甚密。他只是简单地用英语把他们的观点表达出来，就在英国获得了独创的盛名。菲利普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他通过逼真地模仿托马斯·布朗爵士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使用精雕细琢的、平稳的句子，和一些陈腐、华丽的字眼。这使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貌。伦纳德·厄普姜曾劝诱克朗肖把所有的诗歌都交给他，并发现它们足够出版相当可观的一本诗集。他还答应要利用自己的名望去影响出版商。克朗肖正急需钱花。自生病以来，他发现难以像以前那样不停地写作了，他挣的钱勉强够付酒钱。当伦纳德·厄普姜写信告诉他说这一家或那一家出版社，虽然赞赏那些诗，却认为不值得出版时，克朗肖倒开始变得感兴趣了。他给厄普姜回信，强调自己的迫切需要，催他尽力奋争。既然他快死了，他想在自己身后留一部出版了的著作，而内心却认为自己写下了伟大的诗篇。他期望像一颗新星突然在世上出现。他将这些美的珍品保留了一生，而当他要离开人间，再也用不着它们时，不屑地奉献给世人，这样倒也不错。
他决定到伦敦来的直接原因是伦纳德·厄普姜通知他说有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他的诗。厄普姜通过巧妙的说服，说服出版商在他预付稿费中给出10镑。
“预付稿费，你听着，”克朗肖对菲利普说，“米尔顿才现付10镑呢！”
厄普姜答应为这些诗写一篇署名的文章，并要那些写评论的朋友们大力协助。克朗肖故意装出一副超然的样子，但他想到诗的出版而引起的轰动所流露出的喜悦是显而易见的。
有一天，菲利普按约定来到克朗肖执拗在那儿用膳的破烂小餐馆，但是没有克朗肖的影子。菲利普获悉克朗肖已经3天没上这儿来了。他随便吃了一点东西，然后按克朗肖先前写给他的地址找他，好不容易找到了海德街。街上，昏暗的屋子一座挨一座地簇拥在一起，许多窗子已破了，用法国报纸裁成纸条胡乱糊住；门已经多年不上漆了。房子的一楼有些破烂的小商店、洗衣店、补鞋店和文具店。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在马路上玩耍，一架旧的手风琴奏着庸俗的曲调。菲利普敲了克朗肖寓所的门（底下有个卖廉价糖果的商店），一个上了年纪的法国女人过来开门，她身上系着脏围裙。菲利普问她克朗肖在不在。
“噢，不错，后面顶楼上住着一个英国人。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假如你要见他，最好自己上去看看。”
楼梯用一盏煤气灯照明。屋里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菲利普上楼时，一个女人从二楼的一间房子走出来，怀疑地打量着他，但没有吭声。顶楼共3间房。菲利普敲了一间的门，又敲了一下，没有回答；他拧了拧门把手，门锁着。他敲另一间的门，没有回答，又拧了拧门把手，门开了。房间里黑洞洞的。
“谁呀？”
他认出克朗肖的声音。
“我是凯里。可以进去吗？”
他没听到回答。他走了进去。窗子关着，臭气熏天，简直使人受不了。街上的弧光灯透进了少许光线，他看到这是个小房间，里面两张床首尾相接。一个脸盆架和一张椅子，人在里面几乎无回旋的余地了。克朗肖躺在紧靠窗口的那张床上，他没有动弹，却低声地格格笑了。
“你为什么不点蜡烛？”这时他开口了。
菲利普划了一根火柴，发现床边的地板上放着一个烛台。他点上蜡烛，将它放在脸盆架上。克朗肖一动不动地仰卧着；穿着睡衣，样子很古怪；光秃的脑顶令人难堪。他脸如土色，像死人一样。
“老伙计啊，你看样子病得很重，这儿有人照料你吗？”
“早上乔治上班前给我带一瓶牛奶来。”
“谁叫乔治？”
“我叫他乔治，是因为他的名叫阿道夫。我和他合住这所宫殿般的公寓。”
菲利普这时才注意到另一张床上被子尚未叠。枕头上搁头的部分黑黑的。
“莫非你跟别人合住这间房子？”他大声说。
“可不是吗？在索霍房租昂贵。乔治是个侍者，他早上8点出去，一直要到晚上关店门才回来，因此他一点也不妨碍我。我们两个人都睡不好觉。他给我讲他的生活经历，以此来消磨漫漫长夜。他是瑞士人，我对侍者向来感兴趣。他们是从娱乐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的。”
“你卧床几天了？”
“3天。”
“你是不是说这3天，除了喝一瓶牛奶什么也没吃？你为什么不给我捎个信？你整天躺在这儿，没有一个人来照顾你，简直不堪设想。”
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