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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舞！舞！》，2002年，108页）
我的的确确需要你，你是我自己，我是你本身！告诉你，我在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地方——割开什么的喉咙来着，磨快菜刀，以铁石心肠。像修建中国城门时那样，象征性地。我说的你可理解？
（《斯普特尼克恋人》，2001年，190页）
作为忠实读者，我思考着这些“来自异界的信息”究竟想要表达什么，而且是不停地思考着。虽然被堇追问道“我说的你可理解”，但最终也还是懵然不解。
最后我想明白了，那就是“这些信息里没有意义”。
就如羊男一口咬定的那样，“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这就是决定我们如何解读来自异界之信息的元信息。
原来，我弄错了解读的方法。
我们通常爱搞错原因和结果。
来自异界的那些无法理解的信息，不啻一把“钥匙”，能够解释在“我”所栖居的人类世界中所发生的不合逻辑的事件。过去我一直是怀着这种确信去阅读故事的。为什么我会如此深信不疑呢？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即在无法理解的信息中其实并“没有意义”？
想来，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精神无法###受“没有意义”这个事实。
我们总是深信，“看上去没有意义的事物，也一定有着某种隐藏的含义”。我们之所以死死揪着“神秘之事”不愿放手，也是由于这个缘故。
只有被告知，貌似没有意义的事物“其实别有含义”，我们才能放下心来。
因为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无意义的事物就是无意义”这句话。
然而，作家们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赋予这句话以真实感。比如《城堡》的作者卡夫卡、《局外人》的作者加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作者海明威……村上春树一定是延续着这些作家们的谱系。
在“我”所栖居的世界，由于“邪恶力量”的介入，“我”和“我”所爱的人们一再受到伤害。但是，这些不合逻辑的事件的“真正意义”，直到故事最后也没有被挑明。
想想看，还真是“不合常理的故事”呢。
不过，在逆向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方能管窥到其中的意义。
所有的这些故事都在固执地讲述着一件事：“世上无端地存在着邪恶的力量。”
对我们而言，受到邪恶力量侵害的经历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然而，我们却试图将这种经历“合理化”。
被毫无爱心的父母一顿殴打，被不正经的教师无端痛骂，被愚蠢而自私的同学残酷虐待，被只知道欲望和自恋的异性大肆掠夺，被愚蠢的上司胡乱评定，被不治之症意外地缠上……此类经历真可谓数不胜数。
尽管如此，我们注定会去尝试着把这些消极的经历“合理化”。
我们企图用种种理由来为这些消极经历开脱，说它是旨在提升我们的具有教化意义的“考验”，或是对我们自身过失的“惩罚”，抑或是为让我们达成对人性更高理解的“教训”，或者是因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所导致的“结果”等等。
我们自身遭受的创伤和损害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却不能正视这个事实。
因此，不管是“体系的缺陷”也好，还是“精神上的创伤”也好，抑或“死胎化作怨灵出来作祟”也好，我们总是愿意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由于某种相应的因果关系才发生的“合理”事件。
但是，只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谁都能想个明白：几乎所有让我们受伤、受损的“邪恶力量”，都并不具备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教化因素和惩戒因素。它们降临在我们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必然性，就如同玩笑一样，没有任何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让我们受伤和受损。
村上春树淡泊地描述了人们遭到“邪恶力量”毫无意义的伤害和毁损的经历，反复地、甚至是执拗地叙述着一个事实：这些经历其实并“没有任何意义”。
在《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杰对“鼠”讲述了家猫的前爪惨遭蹂躏的事情。他曾猜想过会不会是给汽车轧掉的，可那伤口未免也太过惨不###睹了。因为就像是被谁用老虎钳夹过似的。
“不至于吧。”鼠摇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有谁能打猫爪的主意呢……”
杰把无过滤嘴香烟在台面上嗑了几下，衔在嘴里点上火。
“是啊，根本没必要糟蹋猫爪。猫老实得很，丁点儿坏事都没干过。再说糟蹋猫爪谁也占不到便宜。毫无意义，又残###之极。不过嘛，世上还真有很多很多这种无端的恶意。我理解不了，你也理解不了，可就是存在，说四下里全是恐怕都不为过。”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2001年，73页）
我们也毫不例外。像“被老虎钳夹过的猫爪”那样“毫无意义，又残###之极”的经历，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处等着我们。
其几率相当高哟，村上春树说。
所以，拐弯的时候，还是小心为妙。（尽管或许这也只是徒劳之举。）
我认为，也许只有生活在这种危机预感中的人，才懂得像扫雪之类“一点点积累世间善行”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才能“在富有格调的酒吧里所啜饮的冰镇啤酒的绝佳风味”中，发现无可替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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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1）
第五章 扫雪君拯救世界
第二节 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
整天都在爬格子。
拼命撰写着《街头的美国论》。
因为是把录音带上的内容改写成文字，所以，不时会出现突然断句的情况。这到底是因为MD录音效果不好，导致无法听清呢，还是因为我的思路脱缰暴走，以至于理解不了？抑或是因为M岛君认为过分无聊，而大刀阔斧地删除了部分内容？其中的缘由不甚了之。
但如果只先来一个煞是奇怪的引子，接下来却没有相应的正论部分，那么，读起来总觉得有点于心不###。
无奈，只好将漏掉的部分加以适当的填充。即是说，依靠发挥想象力来填充自己过去说过的话。不知道该称之为“创作”，还是“篡改”，反正，肯定变成了与原始内容大相径庭的东西。
这是因为——我是在一年前谈论这个话题的。当时的我与此刻进行校对的我已经不能说是“同一个人物”了。
自己先铺排好引子部分，然后再缀写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句子。在从事这种操作的“我”中间，分明聚集着一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
对自己撰写的文稿进行校对，这是一项充满乐趣的工作，但又多少不同于对文章进行推敲和雕琢的乐趣。不，这是因为，从那些“自己不知道为何会如此书写”的句子里，能够感知到那种“自我身份认同”的“间隙”似的东西，还有通往“异界”的隘路似的东西。
据说村上春树在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后，通常都是先整理好文稿，随后又重新改写。
可以推想，他这么做，与其说谋求的是“完成”工作的愉悦，不如说是谋求着另一种愉悦，即追随着“我为何会如此书写”这样一种“源于自己心中之谜”的踪迹，而走向一个“陌生的地方”。当然，也有些作家能够完全驾驭自己的运笔，一开始就对文章的内容成竹在胸。不过，在读者看来，出自这种作家笔下的东西或许有点缺乏悬念。
睡觉前，阅读村上春树的《象的失踪》，竟拉拉杂杂地想到了这些。
尽管其中收录的十七个短篇小说都是我读过的作品，但不得不承认，作为编者，菲斯克琼①具有绝佳的品位。
我个人认为，村上春树的最佳短篇当属《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去中国的小船》和《下午最后的草坪》，而这三篇都被悉数收录其中。
《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是一篇特别沁人心脾的短篇佳作。
美国读者也对它不难理解吧。
我自己的人生中也曾有过两三次这样的体验，徜徉在大街上，突然得到一种恍如遭到电击般的确信：“哇，此刻从那边走来的女孩，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
当然，也仅限于获得一种确信，然后就各分东西了。但事后也总会有种感觉，自己和那个女孩在某个地方是“维系在一起”的。
比如，我的女儿和那个女孩的孩子，或许几十年后，会在某个地方成为一对要好的朋友等等……就是以这种方式。
偶尔会有些人尽管是初次见面，却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是来自于我的记忆，而是源于“某个人”的记忆。
在撰写《美国论》的过程中，突然很想拜读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①的《论美国的###》。而在阅读它的过程中，又涌起了想读读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的念头。
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2）
读着读着，又想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了。
尽管以前我也曾论及过这种“连锁式读书法”，但它却是唯有暑假才可能实现的至福体验。
“没准‘这个’就是‘那个’吧？”——在怀着这种念头而打开的书本里，肯定潜藏着某种成为“钥匙”的想法，而且这种几率是百分之百的。
此番我不能不再次认识到，名叫马克斯？韦伯的人的确堪称了不起的人物。或许读者会说，事到如今才领悟这一点，又能如何呢？
他在处理问题时运用的“手法”非常严谨致密。
他不是事先设定好一个“体系”，然后再根据它来对资料进行取舍，而总是循着资料的整合性很可能发生破绽的那条模糊的“缝合线”，逐渐呈现出能够对它做出说明的“体系”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