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第十二届代表大会，通过了《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以对抗来自大陆的呼唤。
为了使这一方案得以实行，何应钦不顾92岁高龄，亲自出马，邀请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在圆山国际大饭店举行会议，讨论如何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会上，何应钦首先致词，他一方面大肆攻击大陆社会主义制度是“暴政”，是“奴役”等；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国是必然要统一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今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统一全中国可以保障世界和平。”那么如何统一中国呢？何应钦顽固地认为台湾是“统一中国的蓝图”，“三民主义统一全中国，已是人同此心”，在何应钦的鼓噪与倡导下，大会提出了建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提案，并很快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批准。
1982年10月22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举行成立大会，何应钦被推举为大同盟常委会主任委员。他神气十足地在讲台上宣称“大同盟”的宗旨，是要“中共放弃共产主义，统一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何应钦雄心勃勃，似乎他大展宏图的时机已到了，他在讲台上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已“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事实上，何应钦的“宏图”是不可能实观的，他抗拒不了历史的规律，也抗拒不了自然规律。他虽然身体还康健，但风烛残年，垂垂老矣，看起来，他笑口常开，精神愉快，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动，许多愁”。白天，何应钦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当夜深人静，他一人躺在卧室的时候，便感到了沉重的孤独。他望着窗外，树影横斜，月光如水，渐渐，一切都模糊了，眼前便出观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夫人王文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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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元老何应钦（3）
何应钦早年服务于黔军，护国战争时期，在昆明受伤，王文湘昼夜守护，精心照看，使他得以痊愈。何应钦伤好后，得知这个救命恩人是贵州省长王伯群与贵州陆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的妹妹，便深深爱上了这个善良娴淑的千金小姐。1920年，何应钦与王文湘结婚，从此，他们比翼双飞。黄埔军校时，王文湘内主家政，使何应钦无后顾之忧；抗战时期，王文湘随宋美龄参加妇女工作，深入战地后方，鼓舞士气；来台湾后，诸弟亲友，旧属戚谊，多由王文湘应酬接济，使何深得人缘。60年来，他们夫妻恩爱、伉俪情深。1952年，王文湘患了乳腺癌，何应钦尽其所能，积极为之医治，在家里亲侍汤药，尽心尽力。王文湘的病一直延续到1978年4月23日，终于离何而逝。虽然夫人也享年82岁，但何应钦内心的悲痛却是难以抑制的，几年来，总是“不思量，自难忘”，夫人的面容常常萦绕梦中，浮现眼前，令何应钦“剪不断，理还乱”，禁不注老泪潸然。
除了怀念夫人外，何应钦常常流露出对往日的留念和对家乡的向往之情。他很喜欢在台湾的一些贵州同乡来访，每当这种时候，他便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的家乡，谈起他儿时的趣事，乐得像小孩一样。自从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何应钦总是拜托一些回贵州的亲友及部属，让他们去打听家乡的近况。当这些人从大陆返台后，何应钦总是饶有兴致地向他们问这问那，问他的何氏老屋是否安然，问他在大陆的亲属是否无恙，问何氏祖宗墓地是否完好等等。这些人都如实向他转告。当他听说何家老屋经当地政府维护，依然保持旧貌，祖茔也由政府拨款维修，何家亲人都盼望他回老家兴义探亲等情况，内心十分高兴。但他口头上却顽固地坚持所谓“三不”政策，在他人生的最后年代，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充
满恐惧与敌意。虽然如此，他思乡与怀旧之情却是与日俱增。1984年，何应钦九五大寿，虽年近期颐，却精神矍铄，他自信可以跨入百岁大寿。这一天，他兴致很高，在九层半寿塔蛋糕前，他拉年轻的副官张法乾合影留念，照片出来后，他嘱咐将此照片寄回家乡，让亲人们看看。后来，这张照片终于辗转寄到了兴义市，家乡的亲人看到何应钦高寿之年，身体还如此健康，都在心里深深祝愿他能活到与亲人见面的那一天。
但何应钦毕竟是高龄之人了，从1986年开始，身体逐渐衰弱，明显感觉不适。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常一人呆在书房里，望着著名画家张大千送给他的一幅《泥荡风景图》长久出神。这幅画是张大千根据何应钦向他所描述的贵州老家兴义县泥荡镇的风景凭想象画成，并在他96岁寿日时送来的，何应钦十分喜爱这幅画，挂在书房中时时欣赏一番。此时，病中的何应钦望着画中泥荡小镇那参差错落的房舍、崎岖的羊肠小路，不觉心驰神往，似乎回到了他的家乡泥荡，那高耸的悬崖峭壁，那南方小镇的风土人情，那泥荡石林的绮丽风光，如一幅长卷在眼前飘过，老人内心深处流淌着一股浓浓的乡恋与亲情……
这一年的5月1日，何应钦突然发生脑中风，家人即将他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该院神经部主任朱复礼为他进行精心治疗，用了最有效的药物和一流的仪器，但终不能使病情好转，只能苟延其生命。这样，年高体衰且病重的何应钦又拖了一年的时间。
1987年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急骤下降，经医院全力抢救，并以呼吸器维持呼吸，延至21日上午7时30分，何应钦终因心肺衰竭而结束了他的生命，终年98岁，离百岁大寿还差2年。
何应钦逝世后，正在病中已不能行走的蒋经国发布了“总统令”，要求“饰终之典，务从隆厚，以似崇褒”，并颁赠“轸悼耆勋”的挽额。按照蒋经国的命令，台北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丧礼后，何应钦的灵柩在各要人的护送下，安葬在台北县汐止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军界元老何应钦（4）
何应钦死了，可谓是寿终正寝。他活了九十八高龄，却不能实现他重回家乡、再见亲人的愿望。他顽固坚持“三不”政策，实际上，他也是海峡两岸骨肉分离悲剧的制作者之一，到头来，他作茧自缚，吞咽了由他自己参加酿造的这杯苦酒，这就是他的可悲之处。
理论家戴季陶（1）
1949年10月，正是“暮景萧萧雨霁，云淡天高风细”的深秋季节。在南京郊外一处小巧玲珑、安静舒适的“孝园”别墅里，国民党###戴季陶神经痛日益加剧，常使他不思饮食，夜不成寐。每当这种时候，他便陷入苦苦的思索、苦苦的回忆之中。他回忆昔日辉煌的岁月，也思索自己未来的归宿……
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号天仇，晚号孝园。1891年1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广汉县。1902年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1905年秋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上海《天铎报》主笔，还为《民呼报》、《民吁报》撰稿。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反清排满，鼓吹革命的文章，一时有“穷达利眼识天仇”的美誉。1911年5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首义后，任孙中山秘书达十四年之久。五四时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备活动，但不久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大革命期间，以###的戴季陶主义而出名，受到共产党人的批判。南京政府成立后，任考试院长达二十年之久。1948年因病卸职，被任命为国史馆长，但一直没到职。
现在，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戴季陶似乎已听得见远方隆隆的炮声，他知道南京政府败局已定，自己将何去何从呢？一想到这些问题，他的心情也时而苦闷，时而感伤，时而烦躁，时而悲凉。
戴季陶离开南京市中心，到这偏远郊外的“孝园”来居住，一是为了养病，二是为了逃避政治。这里的环境如世外桃源一般，那山中的晨雾、落日的余晖，足足可以使人陶醉。但戴季陶却又安不下心来，他不能离开政治，他一辈子从事政治，一旦离开，又感觉到痛苦。他曾十分坦诚地表白：“但以世风日下，国事日艰，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因此，他身在“孝园”，却念念不忘他的所谓“党国事业”。他总是十分关心时局的发展，如有外人来访，他便关切地询问南京方面的情况，前线战事的进展，共声党方面的动态，社会上的舆论，人事的变更，应变的策略等，且问得十分仔细，并露出伤时之感。不久，戴季陶病痛剧烈，为了免除过度的痛苦，他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以致不省人事，所吸的香烟余烬落在床褥上，几乎酿成一场大火灾。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恰在此时，他夫人赵淑文又患中风，造成偏痹，不能起床。戴季陶本身疼痛难禁，需人照顾，现在反而还要他来照顾呻吟床褥的夫人，这无疑会加重他的病情。但戴季陶与赵夫人的感情是如此深笃，他不仅带病扶持赵夫人，而且事无巨细，照顾得十分周到。每当他以颤抖的手送来一杯水，喂进一汤匙药时，赵夫人心中好一阵难过。这时，他们会长久地凝视，让多少复杂的情感，在这无声中传递。
后来，戴季陶的学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校长胡伟克见他生活实在不便，便将他们夫妇接到杭州苋桥小住，并派人多方照顾。好长一段时间后，赵夫人病情好转，戴季陶身体也渐康复，睡眠与饮食俱已恢复正常。他不便再打扰学生，而且也留恋牧歌生活的孝园，于是，向胡伟克辞别，又回到南京孝园别墅。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淮海战役也快结束，人民解放军正陈兵千里长江，南京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一片混乱。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政权的倒台已无法挽回，不肯在军事和经济上再大量援蒋，企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于是便授意国民党内其他派别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台。这样，让蒋介石辞职，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