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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显有了元帝这座至尊至贵、权力无边的靠山，自然可以颐指气使，横行不法。但他清楚地知道，控制朝政仅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于是他网罗心腹，和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等人结为私党。石显看上的人，元帝也格外重视，而且这牢梁、五鹿充宗同样冰清玉洁，十分漂亮，元帝十分欣喜，大加宠爱。三位死党便充当了双重的角色：在宫内共同成为元帝的男宠，以石显为主；在宫外朝中，共同掌管要职，控制朝政，为所欲为。于是，在汉宫和京师便传唱着一首有趣的歌谣：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
印何累累，绶若若邪！
古代君主的享乐方式多种多样，解闷怡情也聊算一种。繁忙的政务、多变的政局会使君主乏味而紧张，而如何在内外左右的觊觎之下保持皇位的稳固则常常使得君主处于焦虑与不安的状态中。每当这种时候，一些聪明而机敏的太监往往会通过调笑取乐、诙谐逗趣的方式来缓解君主的紧张与压力，这些太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风趣过人、反应敏捷，能让君主高兴。有了他们，再紧张、烦躁的生活也会平添乐趣，也会感到轻松愉快。还值得提及的一点是，这些风趣的太监们除了供君主取乐之外，讽刺丑恶。由于他们风趣机敏，进谏时往往能够含而不露，从容不迫，寓谏于趣。
明宪宗时期，宫廷中有位太监名叫阿丑。他为人机敏伶俐，颇有汉代名伶东方朔讽谏的遗风，而且他极具表演才能，宪宗和宫中后妃都喜欢看他的节目。有一次，宪宗一边喝酒，一边观看阿丑与宫内侍宦的表演。轮到阿丑上台了，只见他醉眼蒙眬神情恍惚地走上台来，旁边一个侍宦喊一声：“宰相到！”阿丑只当没听见。又一个侍宦高喊一声：“圣驾到！”阿丑醉态依旧。这时，一个小太监低声说一句：“汪太监来了！”阿丑一副吃惊的模样，似乎酒意在片刻之间被吓醒，恭恭敬敬、服服帖帖地跪倒在地，拜迎大太监汪直。旁边的人大为惊讶，纷纷质问阿丑道：“圣驾来了你不怕，却怕汪太监，该当何罪？”阿丑哈哈一笑，答道：“吾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阿丑一不做二不休，借着酒劲，又手持双钺，踉踉跄跄地走到台上，大呼小叫地自称是“汪直”。旁边的人觉得奇怪，问：“汪直怎么拿上双钺了？”阿丑正色答道：“吾将兵惟仗此双钺耳！”边下的人觉得有趣，问：“双钺何名？”阿丑答道：“王越、陈钺也！”
当时汪直督掌西厂，上达天宠，势倾朝野。朝中有手握重兵的权臣王越和陈钺皆趋奉依附于汪直，并被其倚为左右手。三人内外勾结，屡兴大狱，且专横跋扈，人人闻而变色。朝中大臣多有上言直谏者，宪宗不但不治罪，反而怒斥：“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阿丑借演戏之机，冒险讽谏，也为明宪宗敲了敲警钟。明宪宗听了，笑笑而已。
宫廷中敢于讽谏的太监，能如阿丑这般幸运而不受责罚的可谓少之又少。元代宫廷中有一次上演杂剧，扮演卖瓜人的太监吆喝着卖瓜。一位长者走上台问：“这瓜怎么卖？”卖瓜者答道：“一两银子一个！”长者惊问：“怎么这般贵？”卖瓜人长叹一声道：“唉，税钱太重，怎能不涨价！”长者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吾穷人，买不起。”说着，一指旁边的南瓜道：“买黄的罢！”卖瓜的大声道：“黄的也要钱！”这最后一句是全剧的高潮与关键，而“黄的”则是“皇帝”的谐音，此话当然是讽谏穿龙袍的皇帝。在台下看戏的皇帝闻言大怒，随手抓起一把茶壶，劈头盖脸地砸了过去。那演戏的太监猝不及防，当即被砸掉了两颗门牙，血流满面。清朝雍正年间的一个太监，在戏台上只是因为笑问了一句：“当今常州知府是谁？”便被当场责问：“汝为优伶，何可擅问官守？”随即又被重打，终于在一顿毒杖之后，死于非命。古代宫廷中的太监是毫无人格可言的，真正敢大胆讽谏的少之又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逗趣调笑的玩物。南北朝时期，经过一番兄弟残杀而登位的宋世祖刘骏性情十分怪异，又特别喜好酒色，终日沉湎其中，而且每饮必醉，动辄杀人。对宫中太监都根据他们的高矮胖瘦、圆脸长脸、漂亮丑陋，一一赐给绰号，不论朝堂殿下，尽呼绰号取乐，从不称其名姓。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让亲信太监手拿木杖，整日追随身边，兴之所至，见谁不顺眼就任意杖责。宫中有一位名叫宗灵秀的黄门侍郎，长得却一点也不“灵秀”，一身横肉，肥肥胖胖，拜见起坐极不灵便。刘骏最爱拿他取乐，动辄赐给宗灵秀一点东西，然后看着他笨拙的拜谢，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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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闷儿的小厮（7）
据晚清的太监们回忆，宫里的帝王，尤其是嫔妃们生活寂寞无聊得很。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闲聊散心，特别是到了晚上，没着没落的，便只好让宫女、太监陪着摸骨牌、讲笑话，乱扯一气，以打发漫漫长夜。闲极无聊之时，太监也得趴在地下学狗叫、猫叫，以博得主子们的欢心。清朝末帝溥仪特别喜欢狗，在宫里养了一百多只，有专门的太监负责，每天喂猪肝、大米饭。其中，溥仪最喜欢的是两条警犬，一名佛格、一名台格。台格十分强健，额头上有一“王”字；佛格非常机警，溥仪无论把东西藏到哪里，它总能找得到。溥仪常常好拿宫里的太监们取笑，若是有人从养心殿门口经过，他便暗暗命令佛格、台格向人扑，用前腿搭在人的肩上，把人吓得要死。有时将太监咬伤了，溥仪也毫不介意，反而高兴得很，无非给几个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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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之外的任职（1）
宦官的职掌及活动范围无疑是以内廷杂役为主的，然而在宦官势力猖獗的年代，他们实际执掌的一般都大大超出了内廷事务的范围，其主要方式则是出任各类使职、军职或直接出任外朝官职。与之相联系，宦官的身份地位也渐次超越出“家奴”之外而具有了国家官员的身份。
（１）出任各类使职
宦官本属供君主驱策之人，临时因事受差遣本属正常，但因此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官职便有些超常。事实上，历代宦官除本职之外，常常会因君主临时差遣而担任各种使职，但在宦官势力猖獗的唐、宋、明数朝，这些使职却往往演化成相对固定的官职，进而对有关官署的权力形成侵夺之势。大致说来，唐代、明代宦官出任的使职数目相对繁杂，粗略统计即达五十余种，可简单地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与中枢机要相关的使职。
唐代与中枢机要相关的使职，比较重要的有枢密使、宣徽使和学士使，其中尤其以枢密使较为关键。唐朝后期宦官专权的表现之一即通过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把持了中枢机要之权。枢密使由宦官出任始于唐代宗时期，但当时的职权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所谓“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其职掌唯受表奏，于内中进呈。”但不久后，枢密使便逐渐侵夺宰相之权，进而出现了“宰相、枢密共参国政”的局面。唐代的诸多权阉都是以枢密使的身份执掌机密并参预军国大政的议决，甚至决定君主的废立。唐代还有宣徽使的设置，其年代不迟于代宗时期。宣徽使处在通管北衙诸司的地位，“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会、朝会、宴飨、供帐之事”，并在一定程度上参预中枢机要事务。唐代设有翰林学士之职，参掌机密，与闻大政，时人视为“内相”，而能够担任翰林学士之人则大多是贤良方正之士。唐代宦官独出心裁地设立了“学士使”这一职位，介于君主与翰林学士之间，“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从而参预中枢机要政务。
明代的司礼监尽管没有“使”的名义，但其职权范围却总括了唐朝的枢密使、宣徽使与学士使，且在许多方面甚至尤有过之。司礼监有权批答奏章，有权传宣谕旨，并总管宦官事务，下辖文书房、礼仪房、中书房、御前作，另外还有诸多外差，其职权远比唐朝三使为重，足当“内相”之称而毫不夸张。
其二，与经济事务相关的使职。
唐代有市舶使、营田使、群牧使、铸钱使等的设置。市舶使设于广州，史载：“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船之利，时以宦者为之。”可以其主要掌管外来船舶的税收贸易等事务。营田使所管理的是屯田事务。此类事务本属司农寺管辖，“安史之乱”后始由宦官兼领。朝廷的牧监事务本由太仆寺管辖，“安史之乱”后，设置群牧使，由权阉李辅国兼领。李辅国还同时兼领铸钱使，而该项事务本是由少府监管辖的。
明代与经济事务相关的宦官设置名目繁多，主要有市舶太监、监督仓场太监、税使、矿监、采办、织造等，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大批宦官被差遣至各地任矿监、税使，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危害。明代的市舶太监不限于广州一地，而职权也较唐代为大。明代有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的设置，一向由太监提督，职掌为“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蕃，征私货，平交易。”除此之外，市舶太监还可获得职任权限，如造办进贡事务、提督沿海地区的军务等等。明代中央政府直辖的漕仓初由户部管辖，后来加派仓场太监加以监督，而属于中央政府的库藏，名义上属于政府各部，但实际上均由太监负责管理。明代宫廷所需各类物资的采办、宫廷所需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