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诗友，三与我沾点老亲。文友见面，自然话题多是写诗作文，他建议我给他写几篇报告文学，随后给我一个文件，让我到偏关县公安局采访，之后到代县公安局，之后到忻州市公安局（现在是忻府区公安局）采访，之后到煤炭系统、煤销系统、土地系统、妇女系统等采访，当然也挣了为数不少的稿费。
在这儿，我要写一位人，权且把他老人家称之为“人”吧！此人姓某，人小鬼大，心术不正，原本我采写好的稿子，他硬说我没有深入实地采访。之后把我的名字，换成了他的名字。自然，稿费也就名正言顺地装进了他的口袋。此人老家山东，后来听说他从事起了家政业务，后来听说他那个公司没几天就破产了。这应该是所有人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采访，就有接触各个系统负责人这个机会。于是，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这个极其普通的一天，在我人生长河中，就变成具有特殊记念意义的日子了。——借调在忻州地区公安处交警支队，担任秘书一职，专门从事文字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从事文字专业，也是第一次近距离面对公安交警。在这儿，也有一位领导干部需要记叙，他老人家的为人，我实在不敢恭维。上级表扬的时候，成绩是他老人家的；上级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把所有责任推在我身上。这样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居然担任了交警支队的领导干部，让我切身体会到了“两面三刀”与“阳奉阴违”这两句成语的深刻内涵。
有了交警支队这次锻炼，也就有了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我在《山西青年》杂志社工作的机会。在这儿，似乎也有记叙一位领导人物的必要，其性质亦属于“说话不算数”之列，有关细节不再重复，因为他老人家现在又是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直呼其名有所指，未必不可，但我害怕他老人家手里的那双小鞋，虽说不要一分钱，但是伤筋动骨不好受，还是能免则免吧！要让我送他老人家一句话儿，我只能说他为文不丈夫。
之后，我来到北京一家文化公司…… 。。
一段农村经历
我在村里的劳动生活，是从学校假期开始的。因为家里穷，也为了挣队里那几个工分。我记得最初是在村西菜园子里劳动，我师傅叫张来艮，年龄跟祖父差不多，却和我是同辈。还有几位，比如同族祖父张成龙，还有林书老爷爷。他们教给我的，不仅仅是怎样砍畦怎样施肥怎样撒籽怎样浇水怎样除草怎样打掐，而是怎样做人的大道理。
我觉得村里的劳动，最数菜园子里的劳动，最能体现农家风味和田园风情，它讲究的不是粗糙，而是细致。比如刨畦，镢头要碎，要把生土全部翻过来，还不能把畦堰砍了，更不能把土弄在鞋上，在畦子里还不能乱走，否则会把翻好的土踩坏。还有浇灌菜畦的时间，那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浇，西红柿是多会儿浇，茄子是多会儿浇，黄瓜多会儿浇，那都有一定的规律。菜畦里的活儿倒不重，就是麻烦，不能有偷懒的一个机会。
在我记忆中，数修整茄子比较费事。
在我上初中时，已经懂得为父母分忧解难了。因家里贫穷，自己就想方设法劳动，能挣几个算几个，现在回想起那时的一天，还真有趣：早晨一起床，跟上村里的大人们下地劳动，村里人把这样的劳动叫打早起。或锄田，或收割，或耕种，快到吃早饭时，人们便收工了。
然后回家。然后吃饭。
然后背起书包上学。
这样劳动一个早起，我能挣二分，十分算一个工，一个工在当时的价格是一二角钱。
晚上回到家，吃过饭，又来到村东场院里劳动，村里人叫加班，加一个班也是二分工，有时加班晚了，队里还给加班的人吃饭。
所谓加班，无非是将白天劳动的结果，再做一些整理。比如打麦子呀，比如打玉米呀，晚风轻轻吹来，村里人又爱唱山曲，也有好事青年男女，偷偷藏在阴暗处，做一些你欢我爱的事情，也算村中一景。
白石初中一毕业，我在村里劳动了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应该是一九七四年，或者是一九七五年的春季。在这儿，我觉得有几件朦朦胧胧的事情需要叙述：一是在村北面戏台后面浇地，这个时间是在晚上进行的。我记得有这么一次，没有月亮，或者说星星也很少，我扛着一把铁锹来到地边，庄稼黑压压的一片，看不见一个人，只听见地里面有人说话，我朝“声音”走去，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踩进了泥潭，把我的鞋弄湿了。我顾不上发火，朝他们跑去的时候，“声音”已经飘到地中间了。
我只好坐在地边等他们。天上的星星朝我眨眼，我抬头望着星星发呆，耳边传来人们的嬉笑声，身边的流水声非常动听，不远处还传来青蛙的鸣叫声，原先还有些害怕，其实你害怕也没用。
这是那个年代“农村夜战”的一段缩影。
还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村里有一位女人，我叫贵仁嫂子，大名叫邢桂贞（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出生），人长得瘦小，可劳动起来却非常麻利。那时候在村里劳动，大多做得是包工，由队长安排，贵仁嫂子一般是和我搭档，其它人还没完，我们早就回了家，要不就是坐在地边树阴底下，真是痛快啊！
记得有一次在西梁坡上收割麦子，队长给我俩分下一块地，她在地边割，我在中间割，也不说几垄，反正是见麦子就割，有好几次我俩的镰刀都拌在一起……我俩收割完后，其它人还在小麦地里挥汗如雨。
只可惜贵仁嫂子在前几年下世了，得了一种病，留下二个儿子：长子名叫张正红（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生），次子名叫张全红（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生），兄弟俩都在太原市发展，据说是做生意，收入还行，如今已是有家私车的家庭了。
在村里劳动时，我和同族兄弟张成根还给队里放过牛。据说，这活儿是队里最轻松的。对我而言，轻松是次要的，关键是自由，也有时间看书。我俩将十几个牛马赶在山沟里，然后坐在沟口的大树底下，成根摘他的酸枣玩他的皮鞭，我躺在那儿看书。累了，就躺在塑料布上歇一会儿，然后将牛马赶到有草的地方。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话对于村里人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没有春种哪有秋收？而春种前的准备工作，又有许多道程序，先将地翻过，然后将地耙平，有时在翻地之前，还要在地里铺一层农家肥，这叫“施底肥”，然后就能春种了。
一般情况下，春种最少需要三个人，一人犁地，一人撒种子，一人在后面撒肥。犁地的那人要有技术，下种那人一般是位妇女，也需要一定的技术，撒肥这个人就不怎么讲究了，只要有力气就行。
撒肥的做法是这样的：两根绳子将筐子捆住，然后把绳子套在脖子上，跟在撒种子那人后面，人家前面走，他把肥撒在种子上就行了。
由春种施肥这件事情，我想起村里一个人来，他叫邢存海（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生），会放羊，他有一个特点是非常怕蛇。于是，有村里好事人就和他开玩笑，比如说他正端着碗吃饭，只要有人惊叫一声“蛇”，别人可能也会紧张一下，但是他那个紧张程度，就要比一般人紧张十倍。这天，有人专门在肥筐子里面放了一条死蛇，还用肥把蛇埋住，邢存海端起肥筐子，往脖子一挎，跟在下种那人背后开始撒肥，撒着撒着，地里干活的人们只听见他老人家一声尖叫，然后看见他在地里乱跑，就像疯了似的，一边跑，嘴里一边大叫，非常恐怖的样子……人们则在地里一阵大笑，大家心里都在想：他手里肯定是抓着那条死蛇了！
后来这位老人也走了。留下一个儿子叫邢慧文（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七日出生），有手艺，会做木匠活儿，前几年在他旧院背后盖起五间新房。据村里人讲，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也算一喜。
我的第一（上）
在我一生当中，有几件特殊事情，从始至终记录着我的喜怒哀乐，也陪伴着我一天比一天长大，一天比一天成熟。透过这些现象，似乎还可以接触到我灵魂深处的、鲜为人知的人性。也可以通过这些事情，反映出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以及社会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那种或远或近的关系，那种或聚或散的关系。
这些事情，特殊在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
一，第一次生病。那是我刚出生半年左右，也就是一九六三年的春节。因为过大年，父亲从城里给我买了一顶棉帽，正月初一早上，父亲兴高采烈把我从东房抱到西房，给我尊敬的祖父及祖母拜年。就这么三二步路，我中了寒气。之后神志不省。之后口吐白沫。之后手脚抽搐。
据父母回忆，我当时的情形，可把全家人吓坏了。之后，正月抽一次风，二月抽一次风，三月抽一次风，村里人称这种抽风为“月对风”。一抽风，全家人就害怕的不敢高声说话，到处抓药请医生。后来，还是黄家庄村一位名叫有枝（取其音）老奶奶救了我的命，她老人家给我扎了三四回针，才算康复。听母亲说，是她老人家和外祖母抱着我去的，那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步行。这时，已经快到端午节了。事后，还是母亲与外祖母提上粽子，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
祖父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有关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印象的。父母的回忆，让我又一次体会到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母爱是如此的伟大，自己又是那么的多灾多难。
二，第一次坐在主席台上。那是一九七二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的事情，我在本村学校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我十岁。因为自己学习成绩好，也因为自己在学校里的突出表现，学校推荐我出席下佐公社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会。
那天，阳光明媚。
我坐在主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