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京湘开有一家文化公司，编名人志，出版发行各类有利可图的书藉。武京湘很能干、够哥们，她真正让我见识到文化经济人的本领。她编的《科技创业精英录》已达三卷，收录了几万人，声势造得很大，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先交钱买书我为你编志扬名，包赚不赔，因为北京辐射的是全国这个大市场，你只要告诉他，中央某某领导题词、某某名人也收录在册，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可能与某某中央领导合影，保证是趋之若骛，这些许诺对这些文化大腕来说是再简单不过了，而对地方一位“科技创业精英”来说，这样的好事交个千儿八百实在是太值了。我曾经参加过武京湘组织的一次活动，精英代表到北京来参加颁奖典礼，非常正规，住地还设有医务组，其中有一个活动是请国家级的专家举办讲座，她煞有介事地邀请我，我也煞有介事地认真准备，选了一个可能与“科技创业精英”有关的话题：战争经济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大众产业。到了讲座现场，我有点后悔了。他们中居然有一位90多岁的新疆老大爷，带了子孙三代10几口人到北京来旅游的。他们听我的课，就好像我们听霍金的课，听不听得懂不要紧，关键要参与这个过程，可能有笑声的时候要开笑，可能有掌声的时候要鼓掌。最后，武京湘还给我来了个签名送书的活动，关起门来过了个明星瘾，把我一件新外套上涂满星星点点的墨迹。
与武京湘的认识，让我结识了陈洁女士、吕仙珽大姐、解玺璋老师，不仅打开了与新华出版社合作的大门，在她们的帮助下，我与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编著达30部；也打开我出书事业的新局面，我与解玺璋的合作成为我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与武京湘的合作是从《初出茅庐——沈伟光文章集（一）》和《新军事问题——沈伟光文章集（二）》开始的。小时候对文章汇编一类书视为禁区，像《毛泽东选集》就是伟人大量文章的汇编。但武京湘告诉我，作者的文章集是出版界的一种新潮流。某种意义上说，文章汇编的内容此一本专著的内容更精粹、更丰富、更适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初出茅庐》是1993年10月就编成的，是此前10年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而《新军事问题》是1994年至1999年重要文章的汇编。没曾想到，这2部文章集于1999年9月由新华出版社推出后特别畅销，使我和我的作品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认可。
这使我的自信心更强了，开始在过去的手稿中淘金。首先是整理《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
这本335千字的书稿，是1990年完稿的。是我完成《信息战》后我又写的一本书，是为了验证信息战的理论，用信息战理论来认识、分析世界的军事形势，尤其是美苏对抗、东西欧对抗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和变化。
在当时，东欧的变故，两德的统一，华约的解体——苏联还没有解体；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动荡和危机，更坚定了我的研究方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它们可以共存，但斗争是必然的，而且是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回避，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对手。
按照我的信息战理论模型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的全球性暴力战争没有发生，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已经不宣而战，两大阵营在这个看不见的战场上进行的鏖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说实话，书写完后我根本就没有想拿出去出版，缘由没有自信，看看题目就把自己吓一跳，即使到现在，还是怪刺眼的。而且，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可能在国内出版：信息战的名词在当时根本无法使人接受，更何况用“全面信息战”这种异想天开的理论来设计异想天开的世界大战了；书中所依托的事件多是正在发生、演进着的事件，像苏联即将解体，海湾危机正在进行，哪家出版社愿意去涉及这些敏感的、不确定的国际关系问题呢？作为信息战重要内容来研究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问题，是当时国内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很难不陷入政治争论之中。
到了1995年，信息战热在国内开始升温，我的一些观点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尤其是敲开了新华出版社的大门，得到张首第总编辑的赏识力邀、吕仙珽主任和陈洁编辑的鼎力支持，使这部书的出版出现了转机终于在2000年1月出版了。对于这本书，从完稿那天起，就对她疼爱有加，一直在找机会把她嫁出去，因为她是《信息战》的姐妹篇。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新战争论》时，我在前言中还专门提到因为这本书的不能出版、内容被肢解和遗失而遗憾。直到新华出版社的认同，我才于1999年回杭州休假时找出了发霉的手稿。
虽然出版已晚了10年，但这本书仍具有现实意义。
用这个书名，不是炒作，更不是危言耸听，我是借出版该书之际，对人类敲敲警钟，刺激那些麻痹了的神经，对战争，尤其是对世界大战抱应有的警惕，对遏制、延缓战争是有益的。而且，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研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书，也是世界上第一本用信息战理论考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专著。“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1990年3月出版的《信息战》一书的后记中，这是最早出现在世界传媒上的文字；至今也没有人从信息战这个角度去研究世界大战；虽然10年过去了，书中的观点大多是正确的，未来还将证实这些预测的准确性。当然，这部书也有些缺憾，因为是10年前写成，毕竟代表当时的水准，还显得不够成熟；有不少重要章节遗失，不够完整；资料陈旧了，一些观点过时了，出版前也想修正，但为保持原貌，就作罢了。
1999年，除了完成旧作《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的修改和出版外，还完成了另一部旧作191千字电视文学剧本《战国风云》的修改和出版。
那是1986年盛夏，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我终于有了一个假期，回到了杭州西湖边上那个沉寂的小弄堂里。我带着用几十元钱买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出现在家里时，全家人呆了，这几十本书几乎花了我这个营级军官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呢！吭哧吭哧从成都背到杭州，真正是“吃了饭没事情做，可以把煤球去洗洗白了”。起念只是想趁假期把这两部书读一读的，但真读起来才发现，古文之乏味、历史掌故之深奥，实在是让我这个与“文革”同步完成学业的初中生两眼犯困，急得身上长出了大片大片的红头痱子。于是，我想了一招，干脆编一个电视剧吧，这下来了兴致。把两套书大致翻了一遍后，我感到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这一段历史对后人，尤其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而战国可以分为三个最重要的阶段，也就是我在剧本中划分的三个部分。在杭州期间，我完成了第一部“群雄争霸”和第二部“合纵连横”，第三部“一统天下”是在成都北较场军营中完成的。虽然说是文学剧本，更确切地说还是对这段历史的白话记述。这对我学习这段历史，学习古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我进一步完善《信息战》一书做了基础工作，并将“合纵连横”的思想充实到《信息战》一书中。剧本完成后，就与其他大量的手稿一样，放在箱子里了。后来台湾的柏杨先生《资治通鉴白话本》进入大陆后，又参照他的文本作了一些修改，也参照了他不少议论的内容。1999年11月，我在北京高家寨的寓所里整理杂乱手稿时重又发现了它，看着那几百页已经泛黄的稿纸和工工整整字体，我动心了，那毕竟有我的心血和汗水，于是决定交出版社出版。这部剧本，可能在故事、人物等文学性方面还有欠缺，但对这段历史的概括，主要事件的把握，重要人物的刻画方面还是花了功夫的，可以全景式地鸟瞰，对人们感受、了解战国时期那种风云变幻的气象是有帮助的。
2000年，是我个人出版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出版的新专著达4部。1月，新华出版社推出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8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我的《战国风云》。尤其是10月，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我6卷本的《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其中220千字的《理想战争》和200千字《传媒与战争》是新作。这件事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2000年12月1日《浙江日报&；#8226；钱江周末》以《＜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在杭出炉》为题，发表了资深记者胡振的精采报道：
本报今年4月7日《钱塘周末》刊出长篇人物特写《沈伟光：抢占信息战学科高地的前驱》，记叙了这位地方机关干部“卸下戎装心系国防、身居斗室心驰天下”的抱负和成就，突出介绍了他在军事战略研究的创新成果，尤其是在构建我国信息战学科上的杰出造诣。这篇特写刊出后，在省内外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南京军区《东海民兵》等报刊先后全文转载。
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姚恩瑜教授读到这篇特写后，对沈伟光在未来学与战争论的结合上挥笔如椽的事迹非常钦佩。令她关注的是，文中写道：10年前，当时还是普通军官的沈伟光，把自己的处女作《信息战》书稿送到浙江大学出版社，引起了该社编辑的浓厚兴趣，破例将其公开出版。虽然那时姚恩瑜并未接触学校出版工作，但是如今看来，这部书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信息战学科的奠基之作，在沈伟光众多的论著成果中显得意义非凡，同时也成为这家出版社的自豪。因此，姚恩瑜认为理应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与这位青年学者再次合作，提出了出版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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