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Ρ榷啵╨ibido），增加你的身体受到攻击的几率，甚至你的家有可能成为你被谋杀之地。”她说：“越来越多的女人选择独身生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仔细阅读这样一个严肃的控告，我们会理所当然地以为莫萨特会像害怕沙氏门菌中毒那样逃避婚姻。但事实恰恰相反。她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而且宣称婚姻制度对抚养孩子是最有利的条件。 在流行文化中，妻子是一个时常受到讥讽和嘲笑的术语。在2001年上映的电视节目《威尔与格瑞斯》（Will & Grace）的一系列情节中，威尔，这个男同性恋者，是剧中最主要的角色，他对他最好的女性朋友格瑞斯说：“不要做妻子”。格瑞斯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她说：“这是你对我讲过的最为下流的话”。尼尔森指数排名第一的家庭电视连续剧《人人都爱雷蒙德》（Everybody Loves Raymond）也在一个小段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雷蒙德在批评了妻子的厨艺之后试图安慰她，当他说“你是一个好妻子”时，她盯着他勃然大怒：“不准这样说我，永远都不准。”一阵哄笑声随之而来。 与传统的好妻子有关的那些特性，诸如奴性、服从、自我牺牲，乃至不无轻蔑的“擦鞋垫”，已经与独立自主、自我实现以及被文化所赞美的抱负等种种特性非常不协调。成功的单身女人嘲弄妻子这一角色。“当我做伊丽莎白·赫尔利做够了时，我才会想去结婚生子”。这位女演员2000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样宣称。然而在她儿子两岁的时候，她依然还是伊丽莎白·赫尔利（Elizabeth Hurley），尽管她没有丈夫或是男性伴侣。 女演员劳拉·弗林·博伊尔（Lara Flynn Boyle）在2001年接受《名利场》采访时，被人问到她是否是块“做妻子的材料”，她引用了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说法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说：“我很想有一个妻子，谁会不想呢？想想就明白，一个妻子似乎可以解决所有一切问题。看看我们周围的那些女士吧！一个妻子是一个同居者，她打扫房间、洗衣服，没有什么欢乐。听起来很伟大，是不是？”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在20世纪9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两种文化影响力：企业家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和媒体明星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这两个女人如此有名以至于我们一般只是称呼她们的名字：玛莎和奥普拉。通过对这两个女人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权力与妻子之间的断裂。这两个女人都与婚姻无缘。玛莎在1989年离婚后再也没有结婚，而奥普拉这个每天在脱口秀节目中讲述为妻之道的女人，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尝试过这一角色。这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2003年2月在参加《杰·雷诺晚间秀》（The Tonight Show with Jay Leno）时曾经解释自己为什么不与自己的长期伴侣斯蒂曼·格雷汉姆（Stedman Graham）结婚。她说：“我从现在这种关系中获得了很多自由，如果我选择结婚，即使是和斯蒂曼这么好的一个人结婚，他也会期望我有所改变。如果我照做了，我会觉得他是那种相当老式的男人。你知道，‘妻子’大多时候应该待在家里，我想我现在还没做好准备。我觉得如果我成了妻子，我会变成另外什么人。我就会像一个妻子那样去做。”
第一部分妻性鸿沟（2）
如果仔细考虑妻子这一角色所具有的种种局限性，我们就不会对离婚成了女性解放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而感到吃惊了。根据统计，一旦女人离婚后比男人再婚的比率要小得多。女人们被告知，只有离开婚姻，她们才能真正地“发现自我”，好多书籍和电影都在宣扬这样的观念。这种说法并不新鲜。100多年以前娜拉·海尔莫（Nora Helmer）就这样宣称。她是1879年曾经引起轰动的一出戏剧《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的一个逃离令人窒息的家庭的一个妻子。她对她丈夫说：“我必须努力来教育我自己，在这方面你并不能助我一臂之力，我必须依靠我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娜拉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克瑞斯蒂娜·诺思（Christine Northrup）博士在2001年参加奥普拉的一次节目时曾重申了这种表达。这位医学博士在一本名叫《更年期智慧》（The Wisdom of Menopause）的书中告诉她的女性读者“更年期是一个成长期”。她说在她自己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从婚姻中得到满足。于是她离了婚并给了自己一次灿烂重生的机会。她说在那之后，她“睡得更好，梦想更多，更快乐也更有创造性”。几个星期之后，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上登载了一幅模仿这本书的卡通画。两个女士坐在一起吃午饭。说明文字是：在我意识到我真正需要的是换掉史蒂夫之前的那两年，我一直处于荷尔蒙更新时期。这个笑话显然是想从女人那里博得一点会心的微笑。贬低丈夫取代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带上我的妻子”这样的幽默。女性观众为那些报复她们的野蛮伴侣的女人而喝彩。那些杀死私生子的女人们被女性观众视为英雄。讲述这类女人的书籍、电影总是被期望能招揽来大量的女性读者。 与这种对妻子角色充满恶意与反感的情形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一种妻子批判理论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当传统的以家庭为生活范围的妻子开始成为浪漫故事复兴的一个主题人物时，妻性动力（wifelust）产生了。当女性的收入占到男性的57％的时候，年轻女人们在寻找丈夫时如此笨手笨脚以至于简·奥斯汀（Jane Austen）（她非常不安地经历了自己的觉醒）这位终生未婚的19世纪上半叶的婚姻编年史记录者发现这种情形有点失礼。如何保持优雅的姿态，以及约会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盛行一时。像曾经在销售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的《规则》（The Rules）一书就建议女人们努力去取悦男人。年轻女性被教导要保持童贞就好像这是一件谈判筹码，她们还被教育说要在“最好的时光”过去之前早早地嫁出去。 在那些神话故事中，女性最原初的欲望是被拯救。灰姑娘成了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形象。1996年，当卡罗琳·贝斯特·肯尼迪（Carolyn Bestette Kennedy）与约翰·F·肯尼迪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单身汉”结为夫妇的时候，《纽约》（New York）杂志授予她“速成王妃”的称号。曾经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设计服装的奥尔加·卡斯妮（Oleg Cassini）说：“她一嫁给肯尼迪，立即就成为最显赫的灰姑娘。”就像黛安娜的婚礼装束曾经被大众所模仿那样，贝斯特的那件丝质、斜裁的线条简单的婚礼礼服也为成千上万的新娘们提供了一个范本。 像贝斯特这样有名的新娘被当成女性成功的典范。在“现实”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的20世纪90年代，她们是“获胜者”。我们无法不注意她们。当文化中出现一种婚礼癫狂症的时候，新娘首当其冲，成为最受瞩目的角色。黛安娜的香消玉殒成为对这种神话的最具讽刺意义的反证。当接近一半的婚姻最终以离婚告终的时候，中产阶级不再把他们的赌注押在这些仪式上。 在20世纪90年代婚礼被开掘出的魔力显示出另外一种对女性认同有关的文化变迁。在80年代流行的“为了成功打扮”的观念到了90年代被女人应该“为了成功结婚”的指导意见所代替。约翰·莫雷是（John· T·Molloy）80年代的畅销书《穿出成功》（Dress for Success）的作者，在2003年出版了自己的新书《为什么偏偏要娶她？》（Why Men Marry Some Women and Not Others），告诫女人们应该穿“有力量”的服装而不是一味追求装饰性和色彩柔和。指引手册中宣称“富有魅力的研究能让你找到梦中郎君”，并且建议“要穿得像一个妻子，而不是一夜情女郎”。 莫雷的调整恰逢其时。在新闻中，做一个全职太太是女性在职业受挫时一种很有效的矫正方法。对这种说法的最为典型的传达体现在2001年的一期《Elle》（加拿大）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建议年轻女性应该在那些“富有魅力的行业”中找一份薪水不是特别高的工作，比如公共关系或者是拍卖行什么的，因为“嫁得好才是性价比最优的一桩生意，更何况这些貌似高雅的工作能够制造机会”。一曲赞美家务的塞壬之歌蛊惑那些在各行各业中辛劳工作的妻子们回到家庭。正如一位女性社会评论家所写到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的女人们因为取得了MBA的文凭而自豪万分，而在20世纪90年代，那些受过教育的女人们却以能够留在家里而倍感得意。成就和身份的标志就这样随着时代的转换发生着迁移。”1998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宣称居家妻子是“当代社会的一个表征”。2000年，《Cosmopolitan时尚》杂志报道说，一些年轻女人，可以说是一些“具有野心的家庭主妇”，她们很想辞去工作，成为像玛莎·斯图尔特那样的女人的复制品。2002年，《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封面上宣称：“和老板女士再见，做足球母亲”。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份针对“在资深雇员中为何高层女性的比率极低”而展开的调查，但是并没有统计资料来支持这样一个说法。
第一部分妻性鸿沟（3）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以单身女人为目标读者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散发出一种惊恐的气息，并渐渐汇成了一股风潮。小说中的人物布丽奇特·琼斯（Bridget Jones）为她的大腿困扰不已，还非常害怕“孤独地死去，在被一个亚尔萨斯人吃掉一半后的三个星期才被人发现”。而一本书的名字则叫《好男人在哪里》（Why There Are No Good Men Left）。仿佛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所接受信息的回声，21世纪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