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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福特“千里马”新车，第二天就被开到七海寓所车库，蒋经国趁一个礼拜六上午，特地交代驾驶开着这部“千里马”，载他去桃园慈湖来回一趟，算是试车。试车回寓所之后，蒋经国告诉蒋方良：“方啊，这部国产车坐起来很舒服，很好！你坐坐看。”蒋方良心里一肚子恼火，勉强坐过一次“千里马”，小车的舒适度和宽敞度，简直和原来的大车不成比例。蒋方良决心即使不争回里子，也要争回面子。
于是，蒋方良坚持要“总统府”为她准备一部和蒋经国一模一样的别克五人座。蒋经国想一想，自己也是坐的别克车，怎好勉强老婆一定要坐国产车，只好同意让蒋方良和他一样，配置别克五人座座车一部。大家各自退让一步，也不好再发火，不再深究。如此，算是平息了蒋经国夫妇的“座车事件”。
然而，经过此次事件的刺激，蒋方良干脆不打高尔夫了，省得一再被蒋经国挑三拣四。如此一来刚好称了蒋经国“不要招摇”的心，也少招惹丈夫的责备。为了“不招摇”，她更落寞，更自我禁锢了。
不消多久，即传出蒋方良得了精神躁郁症。蒋方良之所以会犯精神躁郁症，应与蒋经国对她多方压抑限制有关。
蒋方良原本是一个很外向的妇女，长安东路时期，她的情绪有很多出口，她可以和官太太摆龙门阵，可以打打小牌，甚可以跳跳舞，参加各种交际聚会，即使没有游伴相随，也可以一个人去西门町看场电影。一言以蔽之，长安东路时期的蒋方良，有希望，有尊严。
搬到七海寓所的初期，尽管寓所四周有高墙围拱，她可以不受限制地穿越那堵高墙，去郊区球场打高尔夫球、保龄球。零星也还有几位官太太往返七海，时相陪伴，以解聊寂。可是，一旦蒋经国荣登“总统”大位，一切都改变了。过去的生活希望，过去的生活动力，还有她应该拥有的作为人的尊严，像是春天的冰雪，正在急速消融。
蒋经国曾经半公开地宣示，七海不同于士林官邸，只能叫寓所，不可以称“官邸”。任何党政机关或是外人写到七海的信件，地址一律写“台北市大直北安路某号，蒋某某收”，不可使用“官邸”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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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车风暴 高尔夫风波（2）
蒋经国更公开宣布，以后任何人不得称蒋方良为“蒋夫人”，“蒋夫人”一词是老夫人宋美龄女士的专用尊称名词，称呼蒋方良用“蒋总统经国夫人”即可。
蒋方良固然不懂中国民情，话也不见得全懂，可是，这么明显的动作，蒋方良岂会视若无睹？但是，她隐忍，她默认，她无所求，更无所谓！或许她会暗想，早在四十年前，她不过是苏联一个籍籍无名的女工啊！七海寓所的高墙，和四十年前俄国工厂四周的高墙，不都同样是高墙吗？然而她也会前后对比，同样是高墙，在苏联，只要放了工她就得到该有的自由，她可以和青年蒋经国到河边戏水，她也可以在北国的冬阳下，和青年蒋经国互抛雪球打闹追逐，她可以去任何她去得了的地，做一切她想做的事。但是，七海的这堵高墙，竟然比俄国工厂的高墙更高更冷，它阻绝了她的行动，也阻绝了她的生命。
从1950—1987年间，这三十七年中，她是台北官夫人圈子里边，头衔最少的一个，从头到尾，除了蒋经国太太这个众所皆知的身份，她只有一个早已被外界遗忘的名衔——“三军托儿所”创办人。除此之外，蒋方良完全没有任何名义去和外界互动。同样是蒋太太，宋美龄何其光彩夺目，何其雍容华贵，何其权倾八方，何其为所欲为；而蒋方良，却只能面对七海寓所那面冷冷的高墙，处处受限，事事难为。这是命运，还是人为？一言蔽之，蒋方良吃亏的是她是外国人，就因为她不是中国人，所以她一生都被吃定了！（按：“三军托儿所”现全名为“国光慈善事业基金会附设台北市私立三军托儿所”，已从原址台北市新生南路，搬到台北市南港区南港路上。蒋方良迄今依旧是该所挂名之创办人。）
七海寓所上演裸奔剧（1）
有气不发，有志难伸，终究是会闷出病来的。刚开始时，没有人知道蒋方良是犯了精神躁郁症，但见她楼上楼下到处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到处翻箱倒柜，一下子把箱子里的衣服全部翻出来，一会儿又把首饰盒里的首饰倒了一地，弄得寓所内凌乱不堪。
更严重的时候，蒋方良竟然脱光了衣服，全身赤裸，口中念念有词，烦躁地满屋子里到处跑，总管阿宝姐见状急得满屋子追蒋方良，为她披上衣服，遮蔽裸体。
蒋方良固然没有攻击行为，大白天赤身露体，毕竟让蒋经国既难堪又紧张，马上请荣总派精神科大夫，到寓所帮蒋方良看诊。
如果换成今天，传播媒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若是被记者知悉蒋经国太太裸奔，报道披露于众，岂不成了政坛劲爆话题。所幸当年媒体完全被隔绝，外界无从得知蒋寓所内一丝半缕的怪事。
医师初步诊治，确认她得了精神躁郁症。医师开了一些控制病情的药丸，要她按时服用；如果病症转剧，则酌加药量。
寓所总管阿宝姐从此以后多了一项任务，即是监看蒋方良精神躁郁症发展情况，只要一发现蒋方良又在翻箱倒柜，就要逼蒋方良赶紧吃药，以控制病情。
在荣总医师的悉心诊治之下，她的精神躁郁症病情控制得宜，幸未恶化。但是，原本为她看诊的那位精神科大夫，之后因为退休离职，临时换了另外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荣总精神科主任。这位新来的精神科主任，第一次为蒋方良看诊，很详细地追根究底，不厌其烦地询问她的病史。医师目的无他，不过是为了更清楚病人背景，好对症下药。未料此举却引起蒋方良极度不悦，当场翻脸，带着责备的口气对这位医师说：“你把我当神经病啊？我又不是发疯的神经病。你问这么多过去的事情干什么？”
说完，蒋方良铁青着一张脸，叫阿宝姐送客。这位精神科大夫就这么给蒋方良吓跑了，从此再没上过蒋家。可见蒋方良很在意人家把她当成精神状况有问题的人。
幸运的是，这次事件之后，蒋方良的精神躁郁症基本上控制得宜，并未再恶化下去。除了荣总医师的控制得宜，阿宝姐的时刻留意，亦功不可没。要不是阿宝姐一旁照料，无微不至，恐怕蒋方良早就发疯了。
提起阿宝姐，我们不免要费些笔墨，谈谈这位在蒋经国寓所默默耕耘了一辈子的女性。我认为，如果蒋方良没有阿宝姐，给她生活上诸多关照，帮助她融入中国社会，蒋方良能不能度过在长安东路及七海寓所的漫漫长夜，都还是未定之天。
我说阿宝姐是影响蒋方良最深刻的一个人，可以从学国语这件小事来印证。前面我们提及章亚若是最早教蒋方良讲中国应酬话的启蒙师，而阿宝姐则教导蒋方良日常生活细节，教她如何锱铢必较，指点她一点一滴节省过日子的生活大师。更重要的，阿宝姐也教导她有关中国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人情世故，使她能更融入中国人的团体里边，生活得更欢愉些。因此，蒋方良在很多方面都有阿宝姐的身影，晚年蒋方良在日常生活方面对阿宝姐倚赖程度也最深。彼此形式上是主仆关系，实质上形同姐妹，密不可分。
她平日操持寓所总管职务，不舍昼夜，尽心尽力，一丝不苟。阿宝姐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道德良心。“道德良心”四字箴言，成为阿宝姐毕生座右铭。秉此精神，她连出门都不坐寓所的公务车辆，情愿自己打电话叫计程车到七海寓所接她，自己付车资，绝不揩公家的油。好几次，蒋方良司机胡献堂主动想载送她到市区，阿宝姐一口回绝，坚持自己花钱坐计程车。而她对蒋家的付出，更远远超出了蒋家付给她的薪水。长安东路时代，蒋经国家里四个孩子（按：如果加上蒋经国夫妇领养的邱明山，则一共有五个孩子），除了孝文、孝章大一点，孝武和孝勇年纪都还小，需要大人的照料：公馆里上上下下，所有的家务事，凡是吃重的工作，起先都落在阿宝姐的肩头。搬到七海寓所之后，孝字辈孩子固然早已长大成人，但是，整个寓所的杂务，责任几乎还是落在她的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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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寓所上演裸奔剧（2）
阿宝姐在台湾单身一人，本地没有任何亲人，和蒋方良同样流落异乡。阿宝姐把全付心力都投注在她的工作上，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无休。阿宝姐最大的优点，除了吃苦耐劳，她更是谨守分寸，从不挑拨是非；假如她听到了什么不公平的事，总是锄强扶弱，爱帮弱势者的忙，肯出面撑腰讲公道话。所以，在同仁心目中，阿宝姐是最值得大家敬重的大姐头。
杨焕金师傅最初在蒋寓所，曾经饱受某些人的压制和排挤，最惨的时候，阿宝姐扶了杨师傅一把，安排他到孝文家里帮忙烧饭，等到风头过了，再想办法把杨焕金弄回七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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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宝姐生气 蒋经国道歉
阿宝姐为人非常温驯和善，但是，如果侵越了她的原则界线，她会不惜一切抗争到底，捍卫自己坚持的原则。有一次，为了两件小事，差点演变成七海寓所的大革命。
头一件事，是为了一位蒋姓联络官的人事案，孝勇要把这位蒋联络官调到七海寓所，作为七海和外界以及和阿宝姐三方沟通接触的对口人员。阿宝姐和这位蒋联络官原本互动情况就很不理想，她对蒋联络官颇有微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