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的关羽怎么可能擅作主张，攻打曹魏的军事重镇——襄阳、樊城。
盛文一方面指出关羽是“忠于刘备”的，一方面又说：“关羽因此乘势北上，并非刘备所命”，岂非自相矛盾，难圆其说。其实，古今中外，凡是重大战役都由军事统帅作出决策，这是人所共知的军事常识，笔者虽然“不敏”，但总不至于连这一点常理都不懂，何至于要借助于《三国演义》来作为“史据”呢，盛先生的“逻辑推理”似乎太离谱了吧！
关于诸葛亮是否是刘备的“军师”，是盛文对我质疑的主要内容，盛文中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又云诸葛亮曾任“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我对秦汉三国有关职官的史料掌握不全，这里想请盛先生赐教有关“军师”名称及职掌的史料出自何处？盛文云：“三国时期确有‘军师’官职，且还有前后左右中军师的名称，为丞相府、将军府属官，均为第五品，多非军中官。”（案：不知其史料来源）但我却从《三国志》中觅出过硬史料，以确证盛先生此说之谬。其一，《三国志》卷六十《全琮传》曰：“赤乌九年，迁琮右大司马，左军师。”其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云：“（孙权）遣使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汉制，大司马位居三公，为军中级别最高的武官，两汉时常以大司马冠于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上，以示尊崇。众所周知，孙吴政权的官职仍然承袭汉制，难道朱然、全琮以左、右大司马身份兼任的右、左军师仅是丞相、将军府的属官，位居第五品？事实上，朱然、全琮两人因战功显赫，已被孙权擢为吴军的主帅，其“军师”身份已相当于吴主孙权的“总参谋长”了。
三国时，军师一职干系重大，皆为朝廷重臣所担任，如《三国志·孙皓传》注引干宝《晋记》云：“吴丞相军师张悌帅众三万济江。”《三国志·魏延传》载：“（魏）延大破（郭）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足见，三国时期，军师之职极其崇高，其常与丞相、大将军等最高军政职务相连。另外，所谓军师之职“为第五品”，亦是盛先生所犯的常识性错误。众所周知，汉代官员是以禄秩来定等级的。如三公为万石，九卿为中二千石，郡国守相为二千石等。而用做官僚等级的“品”，则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制。诸葛亮任军师将军的时间是在刘备称汉中王时，其时三国政权尚未正式建立，怎么会有九品官制呢？
盛先生既然知道诸葛亮担任过“军师将军”，又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硬要把“军师将军”和“军师”划清界限，不知其史据何在？凡治汉史者皆知，汉代将军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重号将军，即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皆位比三公，地位尊贵。其二为杂号将军，地位略次于重号将军，位比九卿。杂号将军之名往往依事、因地、因性质或依所率兵种等而定，多有一定的意义。如汉武帝时，公孙敖率领骑兵进击匈奴，故被封为“骑将军”，杨仆率领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军征讨南越，故被封为“楼船将军”。东汉末年，孙坚因起兵###国贼董卓而被封为“破虏将军”；孙策起初依附于袁术，后因袁术僭号称帝，“孙策与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这样，孙策就成了征讨“逆贼”袁术的将军。可见，“杂号将军”之杂号并非随心所欲而定，而是蕴涵其意义的。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2）
诸葛亮初出茅庐时并无官职，赤壁之战后，任“军师中郎将”，备取益州后，又加封亮为“军师将军”。毫无疑问，“军师将军”亦是杂号将军。其因乃刘备此时尚未即位称帝，他自己也只是个“左将军”（且是个轻量级的重号将军），所以不可能授予诸葛亮更高的“军衔”。众所周知，诸葛亮是文官，而非武将，但东汉末年乃军阀争战厮杀之时，故谋臣文官大都有将军名号。诸葛亮一生“事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其出草庐至刘备白帝托孤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诸葛亮并未执政，其主要职责就是为刘备出谋划策，创立基业。诸葛亮以“军师将军”身份“署左将军（刘备）府事”，不就充分证明了他的“军师”之职吗？而且从“署左将军府事”这个职务来看，诸葛亮其时的权力相当大，他全面掌管处理刘备左将军府军政之事的重任，相当于刘备的总参谋长。奇怪的是，盛先生不知依何为据，竟然得出了“军师将军”不是“军师”的结论。
抑或我的考证尚不能令盛先生心悦诚服，这里我不妨再举两例，以资佐证。其一，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分册第268页“军师将军”条云：“官名，军师，掌监军务，三国蜀汉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其二，《辞海》第372页“军师”条曰：“古代官名，常监察军务，东汉、三国、晋都设置，如三国时魏以荀攸为军师，吴以朱然为右军师，蜀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
盛先生一再强调“莫把小说充历史”，言下之意，本人连《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之间的区别都不知道，这似乎把玩笑开大了。在我看来，盛先生自己倒是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可能是疏忽，在盛文中似乎也出现了《三国演义》的内容。盛文云：“刘备当时虽已据有两川，但还须巩固，刘备自建安十六年入川，为据西川就用兵三年。”所谓“两川”就是东川和西川，也就是巴蜀之地。但东、西两川都是《三国演义》的地理概念。如《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云：“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汉武帝时，将天下分为十三州，巴蜀之地称之为益州，《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只有巴蜀及益州的地理名称，而绝无“两川”及“东川”、“西川”之词。
作为正式行政区划的两川是在唐代才出现的。《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曰：“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月，改蜀郡为成都府，又分为剑南东川、西川，置节度使。”可见，“两川”的地理概念是唐代肃宗朝才有的。盛文又言道：“关羽北征始于汉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当时的背景是刘备已取得汉中（东川）。”据《后汉书·志第二十三》载：东汉益州共有十二郡国，而汉中仅是益州的一个郡。以汉中为东川亦是唐代之事，且东川的地域远不止汉中之地。唐代剑南东川辖有梓、遂、绵、普、陵、泸、荣、剑、龙、昌、渝、合十二州，约当今四川盆地中部涪江流域以西，沱江下游流域以东，和剑阁、青川等县地。参阅《辞海》“剑南东川”条，18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总之，以“两川”来代替益州，罗贯中写小说可以无所顾忌，但学者在撰写三国史的学术论文似不便使用。在下揣测，盛文中的笔误，恐怕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吧！
2。陈寿的春秋笔法及关羽兵力辨析
盛文说：“关羽北征，乃因中州地区内乱而曹仁等在平定后，驻扎襄樊，拟###关羽，关羽因此乘势北上。”认为这场战争是曹魏发动的，而关羽是被迫应战，故根本谈不上关羽是“孤军北伐”，破坏《隆中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建议盛先生应仔细审阅《三国志》中的《武帝纪》、《曹仁传》、《先主传》、《关羽传》。《武帝纪》云：“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曹仁传》云：（建安十四年）“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关羽传》说：“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先主传》云：“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于樊。”从这些史料中可知，曹仁驻扎襄樊已有十年之久，对关羽始终处于守势，从未出一兵一卒进攻江陵。那么，陈寿为何写“曹仁讨关羽，屯樊城”呢？其实，熟悉《三国志》产生历史背景的人皆知，这是陈寿所用的“回护”春秋笔法。陈寿本蜀人，蜀亡后，入仕于晋，晋承魏统，故陈寿必须以魏为正统，否则就有杀身之祸。关羽攻襄樊，如陈寿写曹魏“拒”之，就有贬意，故必须用“讨”字，众所周知，“讨”乃“伐”也，必须是攻到敌国的地盘上，才用词恰当，那里有在自己的辖区内抵御敌方的进攻，用“讨”字的呢？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作为亡国之臣的陈寿情非得已的苦衷。盛先生之所以因“讨”字而得出这场战争是曹魏方面主动挑起的结论，或是对“春秋笔法”不太熟悉的缘故。在下斗胆，不妨请盛先生读一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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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3）
盛文又说“关羽有雄厚的兵力，且一度占上风”，故无须益州出兵援助，而且认为关羽的总兵力远远超出我所估计的三万人左右。在这里，我想就关羽及整个蜀汉政权的兵力问题和盛先生一起算一笔细账。东汉末年，群雄争霸，至刘备取益州后，已初步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然而就三国实力相比较，蜀汉最弱是毋庸置疑的。天下十三州，曹魏占有九州及荆、扬二州之一部，而蜀汉在丢失荆州后，仅有一州之地，故当时人就说：“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又曰：“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当然，这是在吴、蜀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北伐时的状况。
或许，盛先生认为蜀汉在关羽未丢荆州前，军事实力并不弱。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且看刘备集团在赤壁之战前的兵力。《三国志·诸葛亮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