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内心压力下，第三天，面包车司机来到派出所主动交代了当天的事情经过。
司机讲述的过程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我驾车在高科技园区附近转悠，遇到一个高个子男人拦车。我问他去哪？他说去３３７路汽车总站。我让他上了车。上车时，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有两尺多长，挺显眼的。我问他：“您拿的什么？”他说：“打家具的木板儿。”
当时我试探地说：“前边*了，要查身份证。”他立刻改了口，说：“要不就去
古城地铁站吧。”我出来就是想多挣俩钱儿，便说：“去古城地铁２０块钱。”他说：“行。”我看他拿出钱后才掉头。
掉头的时候前边来了辆警车，开始我没太在意。可刚开到十字路口，警车就追上了我的车。我看见车上坐满了警察，都拿着枪。
我车上的那个人说：“你赶紧停。”同时还拉右边的车门。我的车门不好使，拉两三下才拉开。这时警察已经下了车。那人也下了车。
他刚下去我就听见“砰砰砰”几声枪响，像放炮一样。接着就见那些警察都趴在地上，警车的边门上一下下地直冒火星子。
我吓坏了，先是双手抱头伏在方向盘上，听着枪声不那么密了，我抬头看看路面，挂上挡就朝西边猛开，后面的车门都没来得及关。
驶出开发区，往西开进郎川村，顺着河西的土路一直朝前奔。我听后边没动静了才敢回头看。这时我发现后车厢里有块红色旧毛毡提兜，是那个乘车人留下的。我顺手就把它扔到了车外边。
又开了一段路，我回过味来，拐了个弯，顺着３１１路朝南开。在路口遇到警察查车，他们看了我的驾驶证和行驶证，见车里没人，就放我回家了……
司机向警方证实：歹徒只身一人，高个子，大约有１．７８米。
石景山分局刑警大队根据面包车司机提供的线索，在郎川村一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问，寻找那块红色旧毛毡提兜。但那块毛毡仿佛钻入地下，始终没有找到。
但“４？０８”现场至少还给我们提供了如下情况：
对方有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据此，专案组认为：犯罪分子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接受过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
“４？２２”现场也证明了嫌疑人枪法的准确，且手段极其残忍。
犯罪分子在这４起案件中侵犯的对象都是现役军人，作案目标都是为了抢夺武器。为什么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作案？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是为报复社会，制造混乱，还是另有企图？这完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犯罪分子３月３１日在高井电厂抢到的是一支空枪，在此之后，突然出现了弹底标识为７５－８１的大量子弹。他的子弹，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四、北京市全力侦破案件
北京市公安局“３？３１”案件专案组提出三项果断措施。首先，专案组通过对几起案件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如下认识：
几起案件相距时间不长。第一起案件，犯罪分子抢夺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第二起案件，犯罪分子使用抢劫的步枪袭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抢夺手枪未能得逞；第四起案件，犯罪分子打死八一射击场哨兵，抢走空枪套，其抢夺手枪的目的仍未得逞。因此，不能排除其以同样方法继续作案的可能性。
基于此种分析，专案组制定了“抓现行”的工作方案。专案组在石景山巡逻支队设立指挥部，组织了１００多名精干警力，分成若干小组，配备好火力、防弹装备和夜视装备，每天晚上启动，在北京西部所有部队驻地的哨位附近布控蹲堵。哨兵为军营站岗。我们的刑警暗中为哨兵站岗。在重点哨位布网守候的同时，指挥部还安排了武装机动车辆在这一地区巡游，以备突然事件发生。
第二项重点工作，查子弹。子弹，始终是一个谜。
犯罪分子在抢枪之前，就存有充足的子弹，或者有获取子弹的办法和渠道。从几起案件现场所提取的弹壳、弹头上看，犯罪分子所使用的子弹的弹底标识都是７５－８１。这说明他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在这项工作中，专案组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他们查访了兵器部，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
这批子弹生产于*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了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
这是本案第一次涉及到新疆。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第三项重点工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地区和落脚点。
面包车司机是几起案件中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因此专案组十分重 视对他与犯罪嫌疑人短暂接触过程的挖掘工作。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对犯罪嫌疑人口音的确定。
专案组请来语言专家，把面包车司机与犯罪嫌疑人的对话反复进行分析。双方在车上只说了几句话，一共２７个字。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木板儿”这一句。专家们反复推敲后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附近。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周围５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由此，“３？３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披上了越来越浓郁的神秘色彩。传闻中他被描绘得能够飞檐走壁，作案时忽来忽去，遇事反应之快，动作之迅速，逃匿之巧妙，均非常人所能想象。又一说法，对方枪法神奇，与警方遭遇时，子弹仿佛长了眼睛，凡拿枪的都被击中手腕，凡追击者都被打伤腿，而且弹无虚发。虽然事实与传闻有很大的差别，但对方枪法精湛是毋庸置疑的。
现场勘查和现场访查都在昭示着一个方向，使你在判断上形成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递进式四重推理：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中的特种兵；
案犯可能是特种兵中的特等射手；
案犯可能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参加过越战的人员。
这使我们的侦破工作兜了一个大圈，直到最后，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它。这是由现场的特点决定的，现场特征就是这样的一个导向，否则你将无法解释———所有另外的解释反而都是不科学的。
通过对４起案件所获得的线索的综合分析，专案组对犯罪分子做出了如下刻画：
犯罪分子身高在１．７４米以上，年龄３０－４０岁之间，身体健壮，北京市人，住地（落脚点）在石景山区模式口３３７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有参军史或者服刑史，有接触军事武器的经历。他单独作案，目标是袭击军人哨兵，手段残忍，手中有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五、一个幽灵，回到北京
时间倒推到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２日，白宝山的身上带着“释放证书”，盖着朱红的印章———
白宝山，３９岁，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因抢劫、盗窃罪，１９８３年９月９日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剥夺政治权利２年，现裁定释放。
签发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新安监狱。
签发日期：１９９６年３月７日。
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两年后的１９９８年３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下午，白宝山携带笨重的行李，穿着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地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辛安的两间平房。这里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已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白宝山离开时，大弟还没结婚。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
白宝山推开房门，大弟和弟妹还没下班，屋里只有１０岁的侄女在写作业。他与侄女从未见过面。白宝山叫出侄女的小名———他是从大弟的来信中得知的，并做了自我介绍。他没在大弟家久留，仍背着他的行李，让侄女带路，找到父母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见面是尴尬的，这一点白宝山早有预料。无论如何，他是从大西北回来了。然而，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了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最初几日，先住母亲家，将来再从长计议。生活出路也是个问题。他没有钱。他还没办户口，也就无法找事干，一时没有生活来源。母亲周济他一些钱。大弟也常塞些钱给他，供他日常花销。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１９５７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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