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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新文体”的创造，为梁启超的开拓道路铺上了垫脚石，从此以后梁启超陆续发起了“小说界革命”和“诗歌革命”，掀起了文坛革命运动的高潮，新思想深入民心，普洒下了珍贵的种子，在以后的社会运动中开了花，结了果。
当时，小说为统治者和社会所轻视，一大批优秀小说如《红楼梦》、《水浒》、《金瓶梅》等被禁止流传，被视为“小说淫词，荒唐俚鄙”，始终处于一种低下的位置。在中国，小说尽管被列为末流，可它的流传甚广，正如康有为所说的那样：
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如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正是由于小说的广泛性，引起了梁启超的关注。他决定发起“小说界革命”，用来提高小说在文学及社会中的地位，使之成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1898年，梁启超提倡翻译外国政治小说，以宣传西方新政治思想。
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专门开辟了“小说”专栏，连载优秀小说。
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创办，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界标。
后来在《新小说》的带动下，《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杂志不断涌现，新小说的宣传阵地正式开辟。
梁启超不禁完善小说理论和开辟小说阵地，而且还翻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如《佳人奇遇记》、《意大利十五豪杰传》、《新中国未来记》等等。1902年《新小说》第一号就刊登了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将自己的前后两种思想化在两个在外留学的中国青年身上，两种思想在小说中互相辩驳，互相碰撞。梁启聪希望借此来找到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他甚至在书中介绍了未来中国的国号、总统，最为奇妙的是，总统竟然与后来的革命伟人姓名相符。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小说界革命”彻底改变了小说在历史上所处的尴尬地位，震撼了整个思想界，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新的一页，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主流，为改造旧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小说界革命”如火如荼的同时，梁启超还与友人黄遵宪、夏曾佑一道发起了“诗界革命”，推动了现代新诗的形成，中国文化学术界的革命全面爆发。
1896年，夏曾佑、谭嗣同便开始尝试采用新名词写所谓的新体诗，虽然梁启超认为这些都不是好诗佳句，但毕竟就迈出了第一步。
1899年，梁启超在前往夏威夷的途中，诗兴大发，澎湃的大海让他思潮起伏，壮心不已，就在那时，他首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不过那个时候他只提出了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注重“新意境”与“旧风格”的结合，没能够找到代替旧风格的新体裁。梁启超希望能够用“旧风格”来宣传新思想，为他的政治理想服务，这就是“诗界革命”。
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进一步阐述了“诗界革命”的理论，并且评价了黄遵宪的许多作品，他以为“近代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他说：“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
梁启超向来不善作诗，但为了“诗界革命”，他开始尝试创作新诗，并为之付出极大心力，他形容自己做诗“往往为近体律绝一章，所费时日，与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 其诗中饱含新思想和爱国热情，虽然比黄遵宪的诗逊色不少，可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小说和诗歌也因此拥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梁启超也因此确立了在现代学术上的地位，他在哲学、经济学、法学、农学等方面也都有建树，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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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笔战言论界
1902年春夏间，保皇会员中间开始有人痛恨清廷“还銮”北京后，仍然没有变法的诚意和决心，纷纷主张“革命”、“自立”。梁启超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这决然与康有为的保皇思想截然相反，两人又一次出现了分歧。
在菲律宾，梁启超牢骚满肚，可是，面对自己敬爱的老师，虽愤懑满胸却不能一吐为快，思想并没能回到保皇主义上来。勤王运动的失败带给了梁启超太大的打击，看着唐才常、林锡桂等人一个个遇害，梁启超愤恨、苦恼，“扶膺危坐涕纵横”。这又是一批“谭嗣同”式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死深深震撼着梁启超的思想，使得愤怒中的梁启超将这一切全都归结到封建专制制度和慈禧太后的身上，为了推翻腐朽的封建政权，一批批鼓吹革命的文章在梁启超的笔下涌现。
1902年，梁启超陆续发表了《释革》、《新民说论进步》等文，大肆鼓吹革命破坏。在《释革》一文中，梁启超将革命分为西方“以仁易暴”的文明革命和中国的“以暴易暴”的野蛮革命。针对中国人只知皇朝易姓，朝代更替，“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偏离了革命本质。他在其中极为详细分析了西方与中国革命的不同之处：西方革命目的是为广大民众谋利益，而中国革命则是极少数人谋权夺利的工具；西方革命是“单纯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则充满复杂性，战争一发，“百数十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西方革命斗争矛头指向恶政府，目的达到后即结束，而中国革命长期军阀混战，自相残杀，互相吞并。看到中国“私人野心的革命”，梁启超更加倾向于西方的“文明革命”，不断研究西方革命，发表一系列研究著作，不遗余力的进行革命宣传。
四月，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大论革命，排解康心中的忧虑，企图说服康有为，共兴革命大业。他把自己比喻为希腊之柏拉图、英国之德麻摩里、法国之仙世门，虽然“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但是“其宗旨条理，皆极精尽，极详密。” 能够唤起民族精神，惊醒广大民众。梁启超认为在改良道路走不通的时候，则必须利用革命。中国“受数千年之积痼，近日中国若行渐进的枝枝节节的改革，再过十年百年，亦不过如此。”害怕破坏是保守心盛的表现，“破坏终不可免，愈迟愈掺”，革命，“乃是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梁启超认为在无血革命不能成功之时，也不得不由下层人民来发动有血之革命，来辅助无血革命的进行。他是这样设想的：近几年间，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建立共和社会，光绪皇帝可以为第一任总统，但是这个总统不是终身制，更不是世袭，下届总统必须为黄克强，即革命领导人。
梁启超的主张遭到了康有为和其他一些挚友的反对，他们纷纷采取行动来“挽救”来梁启超的前途。
康有为接到梁启超的来信后，不以为然，随即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专门讨论革命自立问题，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之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他认为中国“土地等于欧洲，物产丰于全美，民智等于白种，盖具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而“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中国绝不能步印度等国后尘，自立亡国，康有为的立足点并不保守，可是他盲目的认为“革命诸人号称救国者，乃必欲分现成之大国而为数十小国”，导致中国的灭亡。由于梁启超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深入其心，况且康有为的观点时有瑕疵，这怎能让梁启超重返君主立宪道路？毕竟当时民主共和已经大行其道。
无奈中，康有为以“断绝”、“决裂”来威胁梁启超。1902年，康有为来信，告以“大病危在旦夕”，让梁启超惶恐不安。这种近似无赖的做法恰恰抓住了梁启超“尊师守道”的“软肋”，可是共和之心“能大改乎”，康梁之间的沟壑逐渐扩大。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抬出孔子，给变法寻找理论依据，给改革提供了合法性，这是一种进步，可政变后，康有为在海外掀起尊孔保教运动，借尊称圣人而自为教主，个人欲望日益膨胀。由于他的误导，各地大办孔子寿诞，造孔庙，使得民心疲惫，资财浪费严重，也阻碍了思想学术的进步。
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正式公开反对恩师康有为的保教主张，被康有为等视为“大逆不道”。其时，康有为的思想早已停滞在戊戌变法时期，没能够与时俱进。而梁启超在流亡海外后，大量接触新思想，思想上逐渐独立，早已不是康有为身边摇旗擂鼓的小鬼，成长为一名新思想的真正领导人。
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梁启超指出中国能够兴起，在于新思想传播，用来开启民智，培养国民的自治能力，造就具有新思想的“新民”，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而保教之说阻挡新思想的深入民心，与时代背驰，又劳民伤财。康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