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又称之南海先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先进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
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逐渐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六岁时读《论语》、《中庸》、《六学》、《孝经》等书，学习古文、经学、汉学，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从小就颇具救世之志，被乡人视为怪人，称为“圣人为”，就是因为他素以圣贤自居。他17岁时，他在康家雨万巷中藏书楼中，翻出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眼界大开，对变幻中的西方世界产生浓厚的兴趣，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反思。 心潮起伏，思绪万千。1876年，康有为进入九江镇礼山草堂，拜学术造诣颇深的朱次琦先生为师，学业大有长进，可是从朱先生那里学到的知识没能让康有为找到改造中国的方法。
1879年，康有为来到了西樵山，这里山势雄奇，怪石嶙峋，绿树成荫，流水瀑漏，一幅灵山秀水。康有为徜徉其中，心潮滚滚，日夜冥想：白天在水边游弋，思索今文经学；月光下飘荡林间，思考西方新知。一切一切激发着康有为的对人世的思考，唤起了青年人特有的种种狂念，如痴如狂。后来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这样描写了那段浪漫时光：
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之，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夜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以身试之。
这种疯狂洒脱的生活让许多人都怀疑康有为精神失常，然而，就是这种被人误解的生活让康有为成为与世不容的“人”——“圣人”。
回到南海后，康有为更加注意中学与西学的比较，力求从中西文化的结合处找到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时的康有为酷好公羊学，宏扬今文经学，抨击汉学，从一般的论选中放谈高论，藉以表述自己的思想倾向，隐然成为继龚自珍、魏源后的又一位今文经学新兴思想的代表人物。然而，康有为接触到的西方知识皆为声光化电的科技图书和历史、地理等社科书籍，若想用此来改革时局，可谓水中月，镜中花，痴人妄想。但康有为思辨力极强，能够将之应用到社会人文，形成自己所特有的思想体系。梁启超曾这样赞扬老师的思辨能力：
先生者，天秉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人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相暗合，得不谓理想界之人杰哉。”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举人考试，在全国政治中心，康有为更加真实的感受到民族危机。面对国家衰败，民不聊生，列强肆虐的状况，清王朝坐享“天朝上国”，不思进取。为了中国前途命运，康有为认真分析了社会矛盾、官吏民情，以平民身份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即《上清帝第一书》，警告清政府如不变法，国将不国，清廷危在旦夕。由于清腐朽官吏的阻挠，上书没有到达皇帝手中。1889年，康有为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广东，1890年，康全家迁往广州，在云衙书屋开堂授课。传播西方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1890年，启超退出学海堂，正式请业南海之门，开始触及到时代的脉搏，聆听时代的召唤。1891年，书屋迁至长兴学舍，康有为着《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两年后，迁入万木草堂。这里古木参天，空气清新，环境幽雅，是读书的天堂。
万木草堂学生皆不满二十，天真烂漫，志气高昂，互相关爱，康有为待他们亲如自己孩子，衣食住行，无微不至。更重要的是教学认真，让学生们日有所得。梁启超曾这样形容上课情景：
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
万木草堂中有藏书，那是康有为从其家中雨万巷藏书楼中搬出的，另外还有乐器库，给大家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有时，康有为甚至抚琴于草堂与大家一起谈论乐赋。当然最令年轻人接受的教学地点应该在大自然中，一边品味自然的芬芳，一边听先生授课，寓学于乐之中。这时启超和同窗才完全释放了原有的矜持，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光。论难锋起，声震林木，连臂高歌，栖鸦惊飞，启超等在山林中飞奔，嬉笑声洋溢在清新活泼的空气当中。
当然，万木草堂更加注重学习，而且教学有别于封建私塾教学。它的教学目的就是求新知和救国救民，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梁启超指出学堂教旨在于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认为自己一生学问之得力，全在于万木草堂。教学内容上注重古今、中外的对比与结合，新颖活泼。中学上传授今文经学、中国史地；西学有哲学、数学、万国史学、政治学。教学形式多彩多样，师生同堂，共商国是，寻求新知。康有为鼓励学生自学，自备札记簿记录读书心得，坚持教学与实践结合，学生们得到了实战经验，甚至连《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有影响力的学术论著也有学生们分别完成。
《新学伪经考》中的新学是指西汉末新莽之学，“伪经”是指《周礼》、《诗》、《左传》、《逸礼》等古文经。该书明确指出，西汉经学，并不存在，所谓古文经者，都是王莽为纂汉命人伪造的。梁启超评价此书的影响说：“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需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孔子改制考》指出，孔子是一位社会政治改革家。他依托古制改造新的体制，建立新学派，即新教。《孔子改制考》因提倡“改制”而提出“三统”、“三世”之说。“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万木草堂的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维新志士，寻求救国道路，具有浓厚的政治氛围，有诗道出其政治色彩曰：
九流混混谁真派，
万木森森一草堂。
但有群伦尊南海，
更无三顾起南阳。
这一点恰是万木草堂新潮起伏、春意盎然的原因。康有为并不简单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研究中国命运，民族的前途，自然受到热血青年的欢迎。梁启超在这时已经受到康有为变法求存的大同思想，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开始在康有为的旗帜下摇鼓呐喊。四年的万木草堂生活结束后，梁启超结束了自己的学子生涯，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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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的浪漫爱情故事
梁启超，出生于南国一个半儒半农的乡人家庭，家境贫寒，没见过世面，未经历风雨，纯粹一个落满尘埃的“灰姑娘”。然而，灰姑娘的命运在不经意间改写了。
1889年，16岁的梁启超意气风发，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风范，在家人的督促下来到广州参加乡试。是年，广州乡试主考官是来自京城的内阁大学士李端棻，副考官是来自福建的王仁堪，二人都是清明之士，具有高尚节操，爱才如命。考试时，梁启超在众多的秀才当中，脱颖而出，一举中的，名列第八。梁启超少年英俊，才貌双全，文章如滔滔江水，淋漓畅快；又似耸天云峰，立意精深，这当然引起了李端棻的注意。作为主考官，李端棻十分赏识这位才华横溢的新举人，高兴之余，想用一种特有的、也是很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才惜才。想到堂妹尚待字闺中，他决定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这对于家境贫寒的梁启超的来讲，无疑是天大的喜讯，这怎能不令他欢喜呢？“灰姑娘”终于遇到了他的“王子”。
李端棻在发榜后，请副考官王仁堪做媒。而王也早有此想法，只不过，女方成了自己的女儿。李端棻先提出后，王仁堪与李端棻相视一笑，梁启超的命运从此便与李端棻的堂妹李惠仙联系起来。
可是，在封建时代，自己的婚姻必然要经过父母的同意，梁启超当然没有忘记这封建礼仪。面对这上天赐下的好姻缘，梁宝瑛当然是欢天喜地，哪会拒绝不许呢？一段“灰姑娘”式的浪漫爱情故事就这样被演绎着。它的可贵之处更在于改写梁启超与李惠仙两人的命运。
李惠仙，京兆公李朝仪之女、内阁大学士李端棻的堂妹，出身显赫，家庭生活优裕。虽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也从小熟读诗书，品貌端庄，贤淑聪慧，知书达礼。就是这样的大家闺秀，在那个时候，也要听从父母之命，在一个适当的年龄与一门当户对的官宦子弟结婚，摆脱不掉封建婚姻的束缚。可是，梁启超出现了，这改变了她以后的生活，伴随她的不再是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而是乡村泥泞不堪的山路，繁杂的家务琐事，无尽的贫困。然而又是这贫困让她变的坚强、果敢，成为梁启超的“闺中良友”。梁启超的任何成就与李惠仙的支持与帮助密不可分。
1891年，万木草堂刚刚开办，群英云集，学术空气分外浓厚，梁启超在这里如鱼得水，尽情吸收着西方新思想。10月，在李端棻和家人的催促下，启超进京完婚。是时，李端棻已经准备好一切，只等梁启超的到来。梁启超到京后入住宣南永先寺之新会新馆。当北京的新会乡亲得知梁启超进京完婚，都兴高采烈，好象自家人结婚一样，闻知女方是京兆公李朝仪之女时，更是吃惊得忘记了一切。梁启超的婚姻让在京城的新会人都扬眉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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