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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胡死后，霍查立即采取了清洗。谢胡的妻子菲奇里特和四个儿子都被投入监狱。菲奇里特死于劳改营里。他的儿子弗拉迪米尔原是电气工程师，实在忍受不了监狱里的生活。他搞来一段铜丝，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将铜丝的一头连到铁床，一头插到电插座。然后从容地躺到床上，电死自己。谢胡的手下工作人员大部分被流放或入狱。阿尔塔也被调离，调到了国家的情报机构——内政部。这件事也令人奇怪，好像她是受到了某种保护。
在金字塔计划引起的动乱之后，从前劳动党蜕变过来的社会党的势力迅速扩大，与民主党的冲突在加剧，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形势变得危险。给德光当翻译的伊利亚斯是地拉那电台的播音员。在社会党得势之后，他当上了电台的台长，配了一台汽车。就在第二个礼拜，他那辆车子开出电台大门后，迎面一支冲锋枪打来几十发子弹。伊里亚斯那天没坐车上，逃过一命，那司机成了替死鬼。
大的政治谋杀案是海达里事件。海达里是个年轻的大胖子，是民主党少壮派的先锋。当时阿国的议会常打架，就像现在的台湾的国会。有一次海达里和一个社会党的议员打了起来。那个社会党人是南方乡村地区出来的，身材矮小，哪里是海达里的对手。他被海达里压在地上饱以老拳，电视把全过程直播了。这南方的社会党人蒙受奇耻大辱，当他回到南方老家时，乡人皆闭门不见他，认为他丢尽了地方的脸。在下次议会开会时，这人提早让一个记者跟着他。他找到海达里要他道歉。海达里没加理会。他就掏出手枪，对准海达里的腿就是两枪，当场让他趴下了。这个南方人后来蹲了几个月的监狱，可乡人为他在大路上立了铜像。
海达里的枪伤一个月就好了。他的知名度大增，在民主党内的地位也提升许多。在社会党赢得大选不久后的一天，海达里在民主党部上班时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让他到附近的一家酒吧去一下。这个电话大概是他的信任的人打来的，他就去了。在即将到达时，路边闪出两个持冲锋枪的枪手，将几十发子弹打在他肥胖的身上。他的血真多，从马路这边流到那边。我在一个礼拜后经过那条路，看到堆满鲜花的出事地点还有一大摊的血迹，有许多苍蝇在浓烈的血腥味里飞舞。
在阿尔塔出走之前的不久，还有过这么一件事。一天阿尔塔告诉我们，她丢了工作了。她的局长给她看了几张照片，那是她带我们去办事时被人偷拍的。局长为此要她自动离职。阿尔塔告诉我们她为此十分不安。她知道了自己这么多年了还在一直被人监视。她可能觉得还会有更多的事会发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尔塔、米里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内迪选择出走，倒也不奇怪。他们一走就没有消息，不知在哪栖身。我有时会经过阿尔塔家的楼下，看到那窗口黑漆漆的。可有时也亮着灯，不知谁住里边。这提醒了我阿尔塔的存在。
阿尔巴尼亚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恐怖。国际舆论都认为这里是巴尔干的火药桶，早晚还会有一次大爆炸。阿尔塔的离去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在找一个可以永久栖身的地方。我们最后选定了加拿大，开始了漫长的移民申请之路。
自投罗网
现在到了一九九八年秋天，这是我最后一次在都拉斯海滨晒太阳。
那个星期天我是和杨小民、德光一家在一起。几年的战乱生活，使我们之间变成了好朋友。同时我们也明白了生命易逝，要适当享乐，比如：到都拉斯海滨游泳，晒太阳，吃烤鱼。
这个早上我戴着墨镜躺在沙滩椅上，看着宝石一样蓝的地中海波浪起伏，看着穿着比基尼的阿尔巴尼亚姑娘姗姗而过，看着孩子们在阳光下的沙滩上追逐，我的心里有一种难得的放松和喜悦。两天以前，我收到了加拿大方面的通知，说我一家的移民手续已经完成。移民的签证很快就会寄给我。这就意味着，我在阿尔巴尼亚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在地中海海滨晒太阳，太阳镜是必备的东西。不光是防紫外线，而是你可以尽情地透过墨镜看沙滩上任何一个美女任何一个部位而人家不知你在看什么。现在，我就看着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在筑沙堡。女人和孩子处于逆光的位置，她们的轮廓线闪闪发亮。我突然感到非常感动，阿尔巴尼亚虽然贫穷，混乱，可我觉得自己还是已经对她有了深深的依恋之情。我想起了两句唐诗：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客乡是故乡。是啊，以后我移民到了其他地方，一定会想念阿尔巴尼亚的。
这天小民和德光安排是吃了中饭回去的，海滩上有一家新开的海鲜餐馆的烤龙虾做得很好。可是我在１１点时就提早告别回地拉那了。因为有个客人约好在中午要来买一大批药。我这人向来是个工作狂。尽管我知道和大家一起吃烤龙虾将会是很快活的事，可为了多做点生意，还是穿起了衣服，开车回去了。
我回到家大概十一点半，客人说好十二点来的。那是在前天上午，我听到翻译尼可在外面的办公室和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着什么。然后尼可走进来对我说：这个年轻人来自爱尔巴桑，他们家要新开一个药房，想在这里买一大批药。他的父亲将和他在星期天过来。尼可是个六十来岁的人，以前在阿国驻华使馆当过参赞，汉语说得还不错的。我听他口气，好像和那人认识似的，所以就随口答应了。本来这事我也许会忘记的，可在星期六早上那个人又来了电话，说他和父亲已买好车票，专程要来这里，请我务必要等他。
那个小伙子准时出现在门口。我问他你的父亲在哪呢？他笑了起来，我看到他笑的时候牙床都露了出来。他从腰里掏出一支五四式的手枪。我纳闷这小子是想把枪卖给我吗？不好！突然一个念头闪电一样打过来，这时他已举枪对着我了。我明白上当了。
我当时气得差点死去，不是气这个小子，是气自己怎么会这么弱智，上这么个低级的圈套。在目前这个到处是凶杀抢劫的混乱时期，你怎么会在星期天独自等一个陌生人的约会呢？我并没觉得害怕，我想这小子是来抢点钱吧。我想说你小子要多少钱？他没说，举枪要我打开通往后院的门。我一开门，四个蒙着黑面具持冲锋枪的人闯进来，一下子就把我按在地上。我知道，这下麻烦大了。是绑架。
他们开始用绳子捆我。那个假装来买药的小子（后来我知道他叫伊利尔，是地拉那的擒拿格斗冠军）是个领头的，他压低声音告诉我：他们是为了钱绑架我，拿到钱后就会放了我。然后问我，那个小个子的中国人在哪里？我明白他问的是李明，我就说他回国了。看得出李明不在让他们有点困惑。他们问我手机在哪里，我说我没有手机。他们在房间里找来找去，找到了电视遥控器，当发现这不是手提电话时，又放下了。现在我已被捆得像粽子一样结实。
电话突然响了。吓了绑架者一跳。他们立即用枪顶着我脑袋。叫我不要出声。我知道电话一定是杨小民他们打来的。他们现在一定是剖开了一只龙虾，杯里冒着冰啤酒的泡沫。杨小民，你可会像那次护送中国人大撤退那样带着一群警察来救我吗？
电话响了五声就不响了。现在，他们用一种又厚又粘的胶布缠住我的整个头部，只露出鼻孔。又用一条厚毯子包住我身体，接着我就被抬了起来。我听到一辆汽车的发动机还在响着。我恐怖到极点，就怕他们把我放在行李箱里，我会被活活闷死的。车子开动后，我没有感到窒息，还好。我又感到非常生气，还是生自己的气。你怎么能这么粗心呢？这一回，你也许玩完了。你还能去加拿大吗？
车子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好像进入一个建筑物内。我被抬了下来，他们抬着我顺着台阶下去。我听到他们呼哧呼哧的喘着气，咕哝着这个中国人真的特别重。然后我被放到一个靠墙的地方，他们拿走了蒙着我全身的毯子，就离开了。我被绑在身后的手能触到地面，潮湿的，有一层滑腻的灰泥。
过了一些时候，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他们显得很兴奋，互相压低声音说话，还吃吃地笑着。他们割断了捆我的绳子，剪开了我嘴上的胶布。我痛苦不堪的躯体才算舒展开来了。我的头上和眼睛依然缠着胶布，可鼻梁的突出部分使得胶带在眼睛下方有了一点空隙，透过这缝隙，我能看见眼睛下方的地上有蜡烛光。他们搜了我的身，把钱包、手表还有钥匙都拿走了。他们又问我，李明到底在哪里，我说是在中国。他快要回来了。他们问了我翻译尼可的电话。我本来是知道尼可的电话，可被他们一捆，受了刺激，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们用手枪顶住我脑袋，意思说我不说就打死我。我突然想起新华社的杨记者认识尼可，知道他的号码，而我也记得杨记者的号码，就把这告诉了他们。我知道，尽快让他们和我那边的人建立联系对我有利。
他们再次告诉我，只要他们拿到钱就会放我走。要我不要反抗，配合他们。他们拿来一块比萨和一瓶可乐让我吃。尽管我已饿了很久，也一点没胃口吃东西。但我知道我必须吃。我得保持体力，不知有多大的困难在等着我呢！
他们让我在地洞的角落解了小便。重新把我捆起来。这回比较简单，在膝盖处和脚关节各捆一道，两手反剪背后捆住手腕，用的都是结实的棉纱绳。他们让我在一块木板上躺下，还给我盖了一条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