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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很多外国人的眼睛里，他们并不认同新兴政权建立的那个中国，他们只承认中华民国，如果我以新中国居民的身份在欧洲生活，可能又会被认为是个与他们资本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类，为此，我不放弃也不是，留在这里不入籍似乎又不妥。
考虑再三后，我给在香港的父亲打去了国际长途，父亲在电话里殷殷嘱咐我，还是加入奥地利国籍，毕竟如今国内前景难料啊！
“云云啊，你也不要多考虑了，既然奥地利他们愿意接收你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我看你还是就入籍算了。如今中国的情况啊，实在太复杂，红色新政权尚未站稳，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那里虎视眈眈，等着看笑话，而我们的旧政权又在台湾一息尚存，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两个政权之间必定还会有一番争斗，那可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解决的啊！
我们只是普通人，寻求的也只是那一份心灵上的平静和人身的安全，我也知道你难舍故土，可我们背井离乡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啊！云云啊，我想为了你自己能有个幸福的未来，就不要再多考虑了，趁这个机会把籍入了，也就没了那许多的麻烦了！”
父亲的一番话，听上去还是很有道理的，毕竟他经历过更多的世事，也比我更有长远的眼光，看事情也更准确。所以他的这些话，让原本还有些犹豫的我彻底放弃了保留中国国籍的想法，于是一个月后，1949年的11月，在沃尔特的陪同下，我在维也纳的移民局办理了所有的入籍手续，在来到奥地利11年后，我正式成为了一个奥地利人。
喜忧参半
当我的身份问题得到解决后，一切都变得非常顺利。1950年开春，在拉沃夫中学办好辞职手续的我便告别了在维也纳的叔叔一家和翠希，跟随着沃尔特一起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慕尼黑。由于我的加入，使得原本沃尔特和约瑟夫住的房子显得有些拥挤，于是约瑟夫主动让出了自己的房间，又在慕尼黑工大附近与人合租了一间单人间，将原本两人租住的小套房让给了我们。
没过多久，我便在离慕尼黑大学不远的小镇中学里找到了一份教历史与地理的工作，工作和住房都陆续有了着落之后，我们的生活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巴伐利亚州属于德国南部，那里的民风向来淳朴而保守，但待人却比较热情。
小镇上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人，因此镇上的人对我的出现感到很好奇，但他们又比在柏林的德国人更热情些，所以我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排挤。平时，我教书，沃尔特和约瑟夫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大家都过的充实而平和。
每到周末，我有空闲的时候，便会去约瑟夫的小公寓，替他送些生活用品和我做的糕点，帮他收拾收拾房间，有时约瑟夫也会回到我们这里来，一同和我们吃晚餐，向沃尔特请教请教功课，虽然我们的生活并不宽裕，甚至可以说是节衣缩食的，但是我们互相关心、照顾，彼此不分你我的过着内心平静而美好的生活。
在西德政府成立后没多久，由苏联控制的东德地区也正式成立了与联邦德国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主德国。战后的德国被世界上的两大阵营人为地分成了东德和西德，并迅速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着。
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上台后，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完全毁于战火的国家，他所面对的也是一个几乎完全失去信心的民族，因此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率领的这个政府必须做的是什么，那就是战后返回家园的德国老兵们必须重新建立起自信。
因为这个群体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德国青壮年男子，德国的再兴需要他们。阿登纳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仅了解这些从战火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在重建德国中的价值，而且他还知道如何让一个集体迷茫的民族重新产生凝聚力。
作为深受纳粹迫害，两次被关进监狱的老政治家，阿登纳绝不同情纳粹，但他又坚信“国防军无罪”，他上台后没多久，便以德国首脑的身份发起了一场为“二战”德国军人的打气运动，其目的就是要把大多数参战的德国人从内心感觉有罪的“另册”中释放出来。
阿登纳在联邦会议上发言道：
“那些违反人类法律和战争规则的罪犯得不到我们的同情和怜悯，但真正有罪的人所占百分比如此之小，以至于前德国国防军的荣誉不会因此而被损害！
今天在这里，我们愿意以政府的名义宣布：我们承认所有继承军队传统的，曾经在海陆空军中光荣作战的人民的士兵。我们相信，德国士兵的良好声誉和伟大业绩已经留在了我们的人民中间。一个共同的，我深信我们能完成的任务是：把德国军人的传统价值和民主相融合。”
阿登纳这些从正面承认并强调德国军人参战无罪的这些话，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时候，坐在收音机前认真聆听的沃尔特和约瑟夫的眼眶都不由自主的湿润了。看着这两个内心正在受到巨大撼动的男人，我伸出手去，握住了他们有些颤抖的手。我知道，这些话对他们这两个参加过战争的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话对他们从停战后到现在，一直痛苦无比的内心而言，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他们这些参加过战争的军人，在德国战败后，一下子全部进入了战俘营，这是个性骄傲而有些自负的德国人最难以接受的。从那个时候起，他们身上的自我价值、自信心也都在那一刻消失地无影无踪，他们的心头背负的罪孽感总是令他们无法挺起胸膛做人，他们时时刻刻都活在自责、后悔之中。
但是，当他们的总理站在政府的立场，完全肯定所有德国军人所为国家做的一切事情之后，他们曾经的过去得到了肯定，得到了承认，他们又突然之间找到了归属感，找回了自信，他们不用再背负那个压在他们身上的心理阴影，放下一切包袱的他们，终于可以轻松地找回自我了！这或许就是阿登纳政府的明智之处：他们并不是从整体上否定这许许多多打过仗的人，而是把少数罪犯和多数为国尽忠的士兵严格区分开来。
阿登纳的发言过后没多久，联邦政府又对普通二战军人制定了一条基本国策：一方面充分肯定他们对国家所尽的义务和付出的个人牺牲，另一方面政府从国家的立场上承担一切战争责任，然后从财政收入里向各个受纳粹德国伤害的国家支付一切战争赔偿金。
这也就是说，战后每个德国人都必须要通过纳税来给自己的民族赎罪，同时，为了补偿老兵们付出的特殊代价，联邦政府又把二战中的普通军人全部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把他们当兵的时间都记入计算养老金的有效工龄，这样一来，不但所有的军人都有了生活保障，而且对整个国家，也稳定了人心，使国家有了极大的凝聚力，使人民也有了向心力。
从这个政策发布的那天起，我发现沃尔特和约瑟夫都变了，变得比以前更有活力，更有朝气。沃尔特的工龄一下子多了11年，这立刻便令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再拮据，家中也开始有了一些存款。多了6年工龄的约瑟夫也终于可以有钱一个人租一间小房间，安心复习功课了。
这些生活中明显的变化，令沃尔特上学更认真了，约瑟夫工作也更卖力了，他们似乎都在国家给予的这些政策中找到了曾经的自信和骄傲，同样，他们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国家，也为自己曾经的过往而赎罪。
见他们如此神采熠熠的生活，我看在眼里，更是喜在心头。有了这个政策，不但可以让腿脚不便的叔叔和残疾的洛克将来的生活可以不用担心，而且还让一度有些自卑的沃尔特重拾自信，我不得不发自内心的感谢起阿登纳总理和他的政府，如果没有他，或许直到今天，他们这些退伍的军人们还是无法真正的站起来啊！
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联邦德国的整体恢复发展也开始快步前进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沃尔特和我也都会去布拉格看望关押在那里的爷爷。他们祖孙俩相见，两人明明早已解开心结，内心也都互相牵挂着对方，爱着对方，但却在见面时还是有些尴尬，好象手足无措的样子，好几次若不是我从中调节气氛，恐怕这两个人就要冷场了。
不过，每次爷爷只要一说到我和沃尔特的婚事，立刻就精神百倍，连连催促我们尽快结婚，大有中国封建家长“逼婚”的派头，那口气和动作每次都让我看了忍俊不禁。于是，我和沃尔特简单地商量之后，结婚的事便正式提上了我们的日程。
然而，就在我们兴冲冲地准备选个好日子去注册登记结婚的时候，突然传来了爷爷即将开审的消息，这个消息不但令我们的神经一下子高度紧张起来，而且还打乱了我们准备近期内结婚的计划。
自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以来，审判战犯的时间旷日持久，如果算到今天的话，已经共开庭了400多次，有12名纳粹的高级战犯被判处了死刑，其余大部分人都是判了有期或无期徒刑。
而象爷爷这样被关押在监狱里前纳粹高级将领，至今未审的还有十多位，原本我和沃尔特还以为可能还要等上一段时间，现在却突然传来了爷爷的案子要开庭的消息，怎么能不让我们担心呢？
其实，纽伦堡国际法庭进行审判时，对德国国防军并没有象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那样定义为犯罪组织，但在道义上这批人不可避免的要背负沉重的包袱，因为他们毕竟是纳粹战争政策的执行者并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6月底，就在我们忐忑不安的等候着爷爷终审判决下来的间隙，突然我从报纸上得知了在比利时，有一个和我同样来自中国的名叫钱秀玲的女博士，本着一颗公正而善良的心，不畏世人唾骂，不畏舆论压力，坚持为爷爷的同届校友，当年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