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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一到十八岁，就立刻搬出伯爵府，去大学里独自生活了！我要真象你想的那样留恋贵族生活，早要按你这么说的，当初我就和那些什么社交届名媛结婚了，哪还会来找你啊！”沃尔特没好气地揪了揪我的头发，顺势将手围在了我因为怀孕而日渐粗壮的腰上。
“你爸爸或许也象你那么想的，所以他也不愿意住在家里，最后也是离家出走。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想法我真的是不明白，我们不也这样生活了一辈子了吗？怎么就在你们心里，那伯爵府就是可怕的地方呢？”爷爷摇着头，叹了口气道。
我见话题怎么突然由开心的王室婚礼转变到有些伤感的话题上，为了不让爷爷伤心，于是瞪了一眼刚才说话没遮拦的沃尔特，连忙打岔道：“爷爷，别说这些了，正好借着人家大喜的日子，我们也凑凑热闹，你帮我们这个还没出生的宝宝取个名字好吗？”
沃尔特轻轻地抚了抚我才四个月的肚子，自知刚才的话又引得爷爷想起了往事，是自己太疏忽，于是也忙赔笑点头。
“让我想想啊……既然今天欧洲王室都聚到了摩纳哥，那我们也就跟跟风，就让这个孩子象他的哥哥姐姐一样，也取个贵族的名字吧，也让他们知道，自己也是贵族的后裔，将来做什么事都要有风度，都不能辱没了先祖的遗风……恩，如果是的男孩子，就叫他阿尔伯特吧，那是我们祖上的一位亲王的名字，如果是个女孩子，那就叫伊莲娜，那是很多年前黑森和莱茵大公国一位公主的名字，你们觉得怎么样？”年纪大了的爷爷，记性不太好，往往被我们一打岔就能把刚才要说的话忘记，但是惟独那些陈年旧事他总是记的很牢。
“阿尔伯特……伊莲娜，哎，爷爷，真好听，伯恩哈特，你觉得好听吗？”我笑着问正坐在我们中间，好半天都没有说话，只盯着看电视的小家伙。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反倒是问我道：“妈妈，我叫伯恩哈特，这个名字是不是贵族的名字啊？”原来这小家伙虽然眼睛看着电视机，但耳朵却也在听我们的讲话，看来他很在意的不是名字好听不好听，而是到底自己的待遇是不是和弟弟妹妹一样。
当初给他起名字的时候，沃尔特也没想到要起什么贵族的名字来彰显自己家族曾经的辉煌，作为父母的我们，只求孩子能坚强的面对今后生活中的挫折，平安健康的走好人生的这条路，所以这个名字只是取自古德语的一个代表“坚强”的词语，哪里会想到那么多呢？
我刚要摇头，这时爷爷笑着将伯恩哈特搂了过去道：“我的好宝贝，你的名字虽然不是我取的，但是你爸爸给你取的这个啊，也是贵族的名字啊，你知道吗？我的一个表兄就叫你这个名字，他可是曾经德国萨克森和迈宁根的公爵哦！”
“啊，我的名字是公爵的，我的名字是公爵的……我和弟弟妹妹一样，我和他们一样哦……”小家伙一听爷爷这么说，眼睛骤然一亮，立刻蹦得高高的，开心地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根本不懂什么是公爵的他，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和弟弟妹妹一样都是贵族们用过的。
他只知道所谓贵族就是象电视里的那些人一样，穿着漂亮的衣服，可以被电视机给拍出来，将来他也要做这样的人，也要让电视机拍到他，然后妈妈和爸爸就可以从电视机里看见他了！到时候妈妈就会比喜欢弟弟妹妹更喜欢他了！
从此以后，小伯恩哈特的心里树下了一个心愿，那就是他长大后，一定要有一天让妈妈和爸爸在电视里看见他，要让他们为他而感到骄傲！
1956年10月10日，当我在慕尼黑的妇产医院生下我和沃尔特的第三个儿子阿尔伯特后没多久，便传来了香港发生“双十暴动”的消息，刚出院的我，一得到消息，非常担心身在香港父母的安全，于是连忙打电话回香港询问去他们的情况。
一问才知道，父母的人身安全没有问题，只是这心理安全却没了保障。原来这次造成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暴动”起因，还是因为纠缠多年的老问题——国共两党的持续角力而造成的。
尽管中国大陆早已是共产党的天下，而且新中国成立也有整整7个年头，经过国内连续发起的几轮整肃运动，早年间没有离开大陆，潜伏下来为国民政府服务的特务和反动人士也都相继被清剿，国内的治安情况比起刚解放时的人心不安来说，已经稳定了许多，人民的生活也都日渐安稳。当年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前心心念念要“留一个烂摊子给共产党，看他怎么收拾残局，让他打得了天下，坐不了天下”的“希望”就此成为了泡影。
但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支持前朝旧政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依旧不甘心失去大陆这样大片的大好河山，在香港这片弹丸之地还在与支持共产党的左派人士进行着争斗，于是矛盾积聚到1956年10月10日这天，终于爆发成一场导致300人死伤的“暴动”。
这场暴动导致300多家支持共产党的左派报馆、学校、工厂、商店和工会无法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和工作，右派激进分子还焚烧商店，推翻汽车封锁道路，使香港的地面交通陷于瘫痪，那些打着支持国民党旗子到处捣乱的暴徒还四处抢劫商店，因此给香港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最后港督葛量洪不得不派出军警搜捕暴徒，这才将这起事件平息。
父亲因为有着国民党党员这个特殊而敏感的身份，也在事件发生前受到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鼓动，他们希望父亲能加入他们的阵营，一起反共。向来不愿意涉入政事的父亲当初就是为了避免卷入国共两党的纷争而移居香港，现在年事已高，更是不想参与其中，自然是回绝了他们的这个要求。
但从此以后，父母想要过的那种平静生活便被打破了。隔三差五就有仍然不肯死心，上门游说的人前来找父亲，不论刮风下雨，他们总是不厌其烦的劝说父亲，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实在是让年事渐高的父母有些吃不消。
从父亲口中听说这件事情后，我立刻决定接父母来德国与我们一起居住。以前香港还算太平无事，加之那里的确有不少因为听信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传而从上海逃往香港的父亲以前的朋友，年纪大的人总是比较念旧，故土难离的心情我也能理解，所以我也不想让他们失了晚年的乐趣，因此他们不想离开香港我也就由着他们了。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香港治安这么乱，这些国共纷争就象是个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爆炸，到时受到危害的还不都是那些普通的市民？这次的暴动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还死伤300多人，那些不死心的右派分子又一天到晚的纠缠着父亲，还不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人身安全都是问题，更何况这天天这样精神上的折磨，这还怎么让二老安度晚年，怎么让我放心父母继续住在香港呢？
为此，沃尔特和我坚决的劝说父母早日将香港的产业处理出手，索性离开香港到德国与我们同住，也就此断了那些右派分子的想头，落个耳根子清净。至于如果在这里住了时间长，想回去看看，也不是什么难事，反正也不过是一张机票的事情。
父母这次倒是没有反对我的提议，可能他们也是被香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给吓怕了，尤其是父亲，这次更是主动张罗着要将香港的众多楼盘单位出手，以便早日离开香港，不再理会这些纷杂的世事，躲个清净。
1957年春节前夕，父母带着对祖国的无限眷恋和许多的无奈，只得离开了生活了了十多年的香港，来到了慕尼黑，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布林纳街买下了一栋小楼，从此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父母的到来，不但让我可以好好地奉养关心他们的晚年生活，而且还让我的几个孩子有了外公外婆可以亲近，也让工作都繁忙的我和沃尔特也可以轻松不少。爷爷更是高兴极了，虽然爸爸和他差了一辈，但毕竟还是当年老友的孩子，觉得在我们都去上班的时候，他自己也有个可以说话的人，所以总是没事就带着几个孩子去父母那里串门。
父母虽然离开了故土，心里一时也感觉有些伤感，但德国是他们年轻时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一来没有语言障碍，二来这里还住着许多老朋友，因此闲暇之余，他们也会去看看这些老朋友，叙叙旧，维也纳的叔叔家从那以后便成了父母去的最多的地方。有时父母还会到德国附近的几个国家旅游一番，所以倒也没有感觉孤单和寂寞。
我看到父母来到德国后的生活过的很充实，很开心的，也为他们而感到高兴。惟独让我感觉到遗憾的是，原本我打算让几个孩子在读书之后，乘每年的寒暑两假去中国亲身感受中国文化魅力的这个机会是没有了，它目前看来只能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梦想，不知道什么时候祖国的大门能向我们敞开，那时我一定要带孩子回去看看！
1957年中旬，40岁的沃尔特在参加工作后5年，考出了国家注册建筑师的执照，成为了他们公司里举足轻重的中流砥柱，在他得到老板赏识，事业上步步青云之际，随之而得到变化的便是我们家的生活也变得更好，逐渐向中层阶级靠拢。我们不但换了更大的家，还换了新车，足够装得下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外出郊游的。
这一年里，最值得我高兴的事情便是约瑟夫的婚事。他在大学毕业后，在和他一起工作的大众汽车公司里，找了一个长着一头咖啡色头发的德国姑娘。当他把那个有些羞涩的年轻姑娘带来我们家，向我们报告他们准备结婚的喜讯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就象是约瑟夫的母亲一样，这个自己一直看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