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农场开始传达中央关于前“副统帅”###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9·13事件”的文件了。我们五营五连传达文件时，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操场上。当传达到###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时候，有一些女知青“哇！”的叫出声来，惊讶得不得了。因为在此前，《党章》里还写着：###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当年我们传播“小道消息”，没想到：八年后，我当上了传播大道消息的摄影记者。
农场军人的痞气
那时候，我除了当宣传队队长之外，还被任命为代理副连长。现役营教导员对我说：“彭振戈，你的入党问题我们正在搞外调，只要你父母单位有了回信，我们就抓紧解决。”没过多久，我们连的党支部就开会通过了我的入党手续。很简单，很干脆，根本不像我入团的时候那么啰嗦，但也很严肃。我记得那天没有电，在一个代理副连长的家里点着马灯，那情景就像电影里在井冈山老根据地的党支部会议一样。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代理副连长哈尼族老退伍兵张良和代理副指导员湖南籍老工人邹南祥。
这时现役军人已经跟大家很熟了。他们部队曾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打过10年仗，是“###”前60年代初就参加抗美援越的。团部有一个参谋姓贯，我们是在团部演出的时候认识的。贯参谋是个天津的学生兵，他说：在越南打了10年仗以后，当年与他同时从天津参军的10个战友中，就只剩他一个是全胳膊全腿的，还有一个是受伤致残坐着轮椅的，其他的战友都死了。这个贯参谋一米八几的个子，浓眉大眼，经常爱跟我们吹牛。据他讲，他在部队见过美军B…52轰炸机“地毯式轰炸”的现场，轰炸声响过后，整座山的高射炮阵地都变成了一片焦土，战士们都变成了雕塑，在炮位上一动不动，都牺牲了。据他说，战争非常残酷，在“胡志明小道”的公路上，汽车只要一抛锚连修也不修，大家“一二三”就赶快把它推下山涧，让后面的车队迅速前进，否则，敌机来了一轰炸，大家都得死。 txt小说上传分享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5）
我们营三连指导员长得像个白面书生，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听说还没结婚。他们现役干部每月可领取国家供应的二斤猪肉和一斤花生油，他的周围常有不少女知青，我们曾在背后笑话他。但有一天，在去大勐龙赶街回来的路上，有一辆带拖斗的四轮拖拉机路过，大家纷纷欢呼着爬上车。车斗上站满了人，三连指导员就雄赳赳地站在车头和车斗之间的铁架子上。路上坑坑洼洼的，车颠簸得很厉害。在车经过一个大坑的时候，他忽然不见了，被摔到车底下去了，车上的人们都惊叫起来，但司机并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仍然继续往前开。只见他躲过了滚动的车轮，身体已作好匍匐蹲掬的姿势，等车斗轰隆隆地开过了他的头顶以后，他一个箭步，腾身一跃，就从车斗后边翻上车了。他面不改色的样子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个身经百战的兵。
我们五连的杨连长是彝族人。他来了不久，就把生产队的林地都跑遍了。他是少数民族，在山上抓“野味”是拿手好戏。我们连的上万亩山林哪里有穿山甲，他一看就知道。他经常在下工后叫上一两个人跟他到山里面去挖穿山甲，几乎每次都是手到擒来。穿山甲煳好以后，见者有份，谁都可以去尝尝。
杨连长还有一道菜特别好，就是炒白蚁。夏天晚上有很多白蚁在宿舍走廊的电灯下飞来飞去，杨连长就站在椅子上端一个装着水的盆子凑在灯下，白蚁见到盆子里电灯的影子就扑到盆里，白蚁的翅膀一沾水就掉了。他还用一把扇子把在盆子周围飞着的白蚁扇进盆子里去。白蚁多了以后，就把它们捞到一个碗里。放在碗里就只剩个碗底那么一点了。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都轮流站上椅子扇一会儿。
晚上大家都睡觉了，张良把我和张瞎子叫起来到他家去。杨连长和其他几个老工人也在那儿。张良的婆娘已炒好一小碟香喷喷的白蚁，还拿出包谷酒。我们喝一口酒，放几只白蚁进嘴里，真是香极了，好吃极了。至今我再没吃过那么香的东西。
我在农场接触的老退伍兵和现役军人们身上多少都有点“痞气”。这“痞气”里，有点幽默、有点顽皮，还发点牢骚，不那么一本正经。那年头，人一正经起来就满嘴套话，我们叫做“假正经”。在这些老兵身上没有那种造反派的“脾气”。
在台风和雷暴中，我的右手落下了残疾
有一次，我带着宣传队一帮人进山砍竹子。从生产队沿着小溪往靠近缅甸边界的山里走，那里还是原始森林，有一片红椿树林，有小溪、竹林。这次砍的竹子只有酒杯那样粗，长在小溪两岸的悬崖峭壁上。从山上砍下竹子，将竹枝竹叶削干净以后，把竹竿从二三十米高的山上往下扔，竹子就像梭镖一样嗖嗖地一直戳下沟底。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6）
我已经砍了二三十根，准备回家了。这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我赶紧喊大家立刻返回。从崖壁下到沟底时，只见整个天上都已经是白茫茫的了，山顶上雷声大作，狂风暴雨已经来了。
正在绑竹子的时候，山顶上突然传来轰隆隆巨响，那响声越来越靠近，峡谷间仿佛地动山摇。我们以前砍坝、炸树根时有个经验，上面有什么响动时不要乱跑，要往上看，以防有东西砸下来。于是，我提着砍刀站在沟中间冒着倾盆大雨往天上看，竟然见到白茫茫的空中冲下一团黑黑的东西往我头上砸来。我眼睛盯着那团迅速扩大的黑黑的东西，疾步往后躲闪，哪想到河床里都是卵石，一下子就把我绊倒了。我拿刀的手往地下一撑，捏着刀的手紧紧地攥着，刀刃顺着我的手压了下去……这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整个小溪都被堵住了。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棵大树，被山顶上的台风拦腰扭断了，树干朝下，树冠在上，像一个巨大的梭镖从天上戮下来，栽在我面前不到十米的地方，树冠把河道、山峡整个都堵塞住了。这时我才感到手疼，一张手，血哗啦啦流，有三个手指的关节处白花花的肉和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吓坏了，刀也不要了，用左手抱紧右手拼命地冒着大雨往回跑。见到我们生产队的卫生员，我刚一打开手，血就顺着掌心往下淌。卫生员也不敢处理，她用纱布把我的右拳整个包起来，就让我去营卫生所。我跑了几里路来到营卫生所，老护士把我的手一打开，血又是哗哗地往下淌。她也不敢看了，赶快又把我的右拳包上，让我去团医院。团医院在小街，离我们有二十多里路，我先走去大勐龙上团部找车。团部报道组的北京女知青张璐知道了我的情况，就帮我找到一部去小街拉货的大卡车，她还帮我在团部食堂打饭，让我吃了午饭再走。
因为大勐龙河涨水，小街桥断了，我就在河边下了车，踩着烂泥走下河岸，过了一条简易的木桥，再趟过一段浅滩才过了河，过了河又走了几公里才到了团医院。团医院的医生一打开我的手，血就往外喷。医生也是重新把我的手包了起来，要做手术，但是医院白天没电，做手术要等到晚上。医生给我安排了病床，但因为手疼睡不着，就到院子里游逛了一下午。在病房的走廊，我碰见了几个蹲在房檐下的知青，脸色蜡黄，我问其中一个认识的北京知青得的什么病，他说是黄疸性肝炎。一直等到吃过晚饭，天黑以后医院才来了电。
我躺上手术台。打麻药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因为伤口的血喷得太快，没法在伤口周边打麻药，所以要用局部麻醉。这种局部麻醉要从锁骨下面找到神经打药，更要命的是，她告诉我她只给人打过一次麻药，不知能不能打准，她嘱咐我说：“你感觉麻了就告诉我。”她拿针管从我脖子打进去，打到我的胳膊逐渐失去感觉。她问：“麻了没有？”我说：“麻了。”这时才动手术。手术也只是止住血，然后把皮###起来，而里面的筋并没有接上。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7）
那天跟我一起去砍竹子的老四川“何鸡母”后来告诉我：他们扛着竹子冒雨出来时，看见整个山峡被一棵大树堵死了，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在树冠边砍开一个洞才钻过来。
团医院离当地唯一的中学——农业中学不远，我们55个同学里有几个已调去当老师。我的同班同学刘安阳来西双版纳一年多后得了胃出血，胃切除了三分之二，那时也被调到农中当老师。我在住院养伤期间就天天去他那里。那时全国正在准备招收工农兵上大学，上大学当然要参加考试。于是，我就住到他的宿舍里复习功课。每天一起做“###”前的高考复习题，做完一道题就立即相互对答案。虽然我们已经有六年没摸过这些课本了，但重新拿起来，却觉得更加熟悉了。经过在西双版纳的劳动，好像脑袋更清醒了。
刘安阳的父亲是我国有名的地质学家。上次回北京探亲时，我曾到他家去串门。记得他家住在前海北沿12号，门前就对着什刹海，我和安阳游完泳以后，坐在岸柳下和他父亲辩论。我们觉得通过上山下乡将来读书会更好，但他父亲认为年纪大了对培养高精尖的学术人才很不利。那时我和安阳已经26岁了。
但没过多久就发生“白卷先生”事件，东北有个张铁生，考试时交了白卷反而成了英雄。于是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就取消了文化考试。能不能上大学，全凭“群众推荐”，当然最终还得领导拍板。我和安阳那一次都没有能上大学。1977年“###”后恢复高考时，刘安阳和林力都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时候，他们已经30岁了。
1973年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我妈交给我一封信，是廖承志伯伯写给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一位日本医生的，请她帮我联系住院接手筋。在积水潭医院，医生给我检查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