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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24 儿子，妈妈在北川等你（8）
就在我结束本文写作之际，贺先琼还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不管什么结果，我都要坚持找下去！我还要亲自去找一下李丽，再当面问点线索。作为儿子的妈妈，我总觉得儿子还活着，我一看见儿子的照片，一看见儿子的眼神，就好像听见儿子在说，妈妈，我没有死，我还在，你怎么不来找我呀？我的脚步就停不下来。我想，既然儿子还在，如果我现在不去找他的话，他长大了会怪我的，儿子会说，妈妈，当初你们知道我还在，为啥子不来找我呢？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想你们的吗？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尤其是我在绵阳或者成都寻找儿子的路途中，看见天桥上那些被人贩子用来当做要钱工具的孩子趴在地上时，我就会站在旁边一边流泪，一边想：我儿子会不会也像这些孩子一样，被人贩子拐去当做要钱的工具呢？
于是，贺先琼担心儿子时间长了会忘记北川，忘记妈妈和爸爸；担心儿子长大回来后找不到妈妈，便在一个静静的深夜，趴在电脑跟前，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给儿子写了一个帖子发在网上：
骁儿，妈妈最爱的宝贝，你现在哪？是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妈妈好担心哟！儿子，天气变凉了，你现在有加冷的衣服吗？有人管你吗？在上学吗？地震出来时带的伤好了没有？受伤的手还疼吗？骁儿，妈妈很担心你，很想你，妈妈没有办法不想你！妈妈一直在不停地找你，妈妈每次打喷嚏的时候，就知道是骁儿在想妈妈了。
骁儿，妈妈求你了，你一定要记住，你叫王文骁，现在已经五岁了，北川县曲山镇人，地震前在曲山镇幼儿园大二班上学，妈妈叫贺先琼，爸爸叫王旭。妈妈以前在北川开复印店，叫旭光复印店。希望你长大了，不要忘记妈妈。妈妈的家再简陋，只要有你，也是温馨的，幸福的。妈妈的电话是13550852071。妈妈这个电话永远也不变 ，一直为你留着！
骁儿，妈妈在北川等着你，一定等着你！
这位年轻的北川妈妈，能等回儿子吗？
后记：从天上到人间
李鸣生
作为一名军人，没有上过战场，如同一个船员，没有下过大海。即便有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想也不会轮到我了。要说遗憾，恐怕这得算一件。但汶川大地震偏偏爆发了！于是我很想去，就像一个战士渴望扑向战场。故乡遭难，不去看看，良心上过不去——事情，就这么简单。
去 灾区一看，初衷变了。汶川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尽管不及唐山大地震的一半，但“震波”却至少是唐山大地震的100倍！中国的事一夜间动静闹得这么大，除了汶川大地震，还有什么？震惊世界不说，单说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有哪朝哪代的龙旗为百姓下降垂落？有哪朝哪代的帝王为百姓低头鞠躬？但公元2008年5月19日，共和国的国旗为百姓下降垂落，共和国的领导者集体站在中南海，为百姓低头鞠躬，默哀3 分钟！我说过，短短3 分钟，足以胜过3000年！仅这3 分钟，便令世界刮目相看，让我血液沸腾！为什么？这是对死亡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对百姓的尊重——中国的百姓什么时候受到过如此高贵的礼遇啊！而尊重死亡，便是尊重高贵的生命；尊重高贵的生命，便是尊重高贵的国民；善待生命，善待国民，正是一个国家高贵的国格所在！此外，一场大地震，居然震出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善，那么多的美那么多的真，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与传统美德如同汶川大地震本身，同样震撼了世界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不仅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也看到了人心的单纯；不仅看到了大难与大悲，也看到大爱与大美；不仅看到了绝望与死亡，也看到了希望与新生！作为一个写作者，在故乡的废墟上、尸体的气息中、死亡的阴影里，亲历了人类历史上如此惊天动地的一场大劫难，不用文字留下点什么，说得过去吗？于是震惊变成了责任，悲痛变成了良心。我决定写点什么。
镜头24 儿子，妈妈在北川等你（9）
但汶川大地震事件之大，人物之多，内容之多，写什么呢？我过去的作品主要写航天和高科技，面对的常常是浩瀚宇宙，茫茫太空，千年历史，未来时空；我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大专家、大科学家；作品也总是在中外世界布局，天地之间驰骋。现在，要从天上到人间，从宇宙到废墟；加之某种客观原因，写作时间满打满算只能有四个月！这对我是个大难题。思来想去，我决定将本书聚焦在人心上，聚焦在大地震对人心的震撼与重创上——不管是受灾人还是救灾人。仅此，够了。
接着的问题是，这样的“大题材”怎么写？我想做一次小小的努力，于是便有了如下几点很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我想逃避概念写作。谁都知道好作品是从生命的血液和生活的土地里长出来的，而不是由概念生成的。但历史每天都在生产概念，人类每天都在复制概念，我们早已进入一个复制概念的时代。某个概念一旦产出，立即便被复制，开始是几个人，接着是一批人，随后便是整个社会。当一个个的概念被广泛复制再广泛传播后，自我便渐渐消失了。因此自“五。四”后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大多数作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概念化的写作。报告文学同样如此。尤其所谓的“大题材”，更容易如此。我在七八十年代写的东西全是概念化的产物，九十年代初或多或少也有。甚至时至今日，概念这个东西依然很难从我们脑海剔除。比如一写汶川大地震，脑子里很可能便装上了“抗震救灾”这个概念。因此如何逃避“大题材”概念化的写作，我想在本书中做点探索。
第二，我想有点属于个人的思想。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个思想家。思想的基点是对历史客观的审视与真诚的反省；思想的意义既属于个人也属于人类。我不是优秀的作家，但写汶川大地震我想尽量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立场、独立的思想。在这个信息、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留给报告文学的空间不多了。如果说记者留下的是新闻，作家留下的就是思想——哪怕这个思想尚不成熟。而报告文学能继续存活的唯一理由，也是思想。因此面对这场大劫难，我想用自己的脑袋想点问题。
第三，我想尽量说点真话。真实是报告文学的前提。但报告文学走到今天，或者说今天的报告文学，如果还仅停留在 “内容真实”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恐怕已经不够了，也很难满足读者的需求了。在我看来，真相比真实更为重要；与其强调作品的真实，不如强调作品的真相；而不管真实还是真相，均取决于作家是否虚假，是否讲真话。因此，在我看来，作家的真实比作品的真实还要重要！如果连作家自身都虚假或半虚假了，在这个早已谎言为患的世界里，还需要报告文学吗？当然我知道，弄虚作假容易，实事求是很难。但我还是想让自己真实一点，尽量说点实话、真话。
第四，我想让报告文学的叙事有点变化。近10年来，小说的叙事发生了较大的革命，报告文学的叙事却缺乏变化。尤其一些写所谓“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几十年来基本都是官方意识，“主流”叙事；作者总是有模有样、捏腔拿调、卷着舌头说话——有的说的还是大话、空话甚至假话；有的作品就像早市二道贩子手上的大白菜，既没个性，又缺质感，还少了鲜活。因此写作本书时，我想用现场视角、全知视角叙事的同时，也借助当事人的视角参与叙事，尽可能把传统的“主流”叙事转化为作家个性化的叙事，让作品呈现一种客观的、立体的、多层次的、交替递进的叙事风格。
第五，我想在文本上做点尝试。报告文学不仅需要思想的革命，也需要文本的革命。随着影像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字在影像面前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底气不足。比如用文字描述一朵花怎样美丽、一个女子如何漂亮，码出一筐汉字也不如放上一张照片真实可信。于是我想到了图文结合，让照片客观纪实，融入创作，参与叙事，成为文字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于是便先有了照片，后有了文字，而不是先有文字后有照片，文字照片两张皮。可惜我不是摄影家，对摄影技术一窍不通，斗胆冠以“摄影报告文学”，既不自量，也属无奈，还望诸君赐教。
总之，此次“抗震救灾”以人为本，该书便以心为本。大地震令人心碎，心碎之后如何重构心灵的家园？大地震让人心痛，心痛之后痛出什么样的国民？痛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而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本真与大爱，为什么在大难之时才轰然闪现？假设没有汶川大地震，今后灾难也不再降临，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本真与大爱，难道就永远不见天日、深藏心底吗？倘若大难与大爱真是这样一种因果逻辑关系，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这笔民族的财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至于我的这部小书，不过像地震后的一块碎片，倘若能为遇难的同胞带去一份安慰，为活着的人们引出些许反省，为日后研究汶川大地震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留下一个“标本”，幸矣，足矣！
2008年5月19日～29日第一次赴灾区采访
2008年6月1日～6月10月第二次赴灾区采访
2008年7月16日～7月31日第三次赴灾区采访
2008年8月1日～11月30日急就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