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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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 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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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梁漱溟开始崭露头角,写了《穷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文中以西洋近世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遭当时许多人激赏。蔡元培请他到北大去讲印度哲学。1917年下学期,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登上了北大的讲堂,年龄只有24岁,比当时许多学生还小。当时他曾向蔡元培和陈独秀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先讲佛学,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后又开了唯识哲学课,并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示,征求研究东方文化的合作者,开“孔子哲学研究会”,与当时宣传西方文化(欧化)者公开对垒。正当梁漱溟在佛学领域大显身手时,1918年1月8日,乃父梁济却突然去向阎罗王爷报到,自沉于积水潭净业湖。这件事更彻底改变了梁漱溟的人生观。
  梁济自沉是当年有影响的大事件,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后来的王国维自杀,尽管梁济远不如王国维名气大。梁济自沉前也留下了令人沉思的遗书,其中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济的“以身殉道的信念和决心”,在当时新旧两派人物中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都对他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敬意。梁漱溟受到的冲击也很大,其父“对于世道责任为主义”的意念激发了他少年时即心忧天下的宿根。实际上梁漱溟尽管心在佛学,但一直并未完全出世,如他1918年出游湘鄂遇兵祸后写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则完全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外王”之言了。

2。最后的大儒——梁漱溟(2)
此后梁漱溟由佛转儒。1920年秋,他开始“归宗儒家”,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式发扬儒家思想。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引起文化界的大论战,此书几年内连续再版,被翻译成20余国文字,梁漱溟也日渐成名。再往后,他又在北大讲《孔学绎旨》,一心一意发挥孔学。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教职,经过短期的办学经历后,开始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把他的文化学术思想付诸实践,其间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等重要著作,既是讲政治也是讲文化。此后无论在政坛颠簸,还是闭户思索,梁漱溟的思想变化并不太大。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文化要义》、80年代的《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历史空间再也没有给梁漱溟“知行合一”的机会。
  梁漱溟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是中国现代最有个性的学者之一,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4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曾说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却讲了孔家哲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而从事于乡村工作。在他身上,这样的矛盾还有很多,如自称佛家,却大半过着儒家的生活;身为学人,却是国共两个时代政权的座上客,但往往又是不受欢迎的座上客。
  梁漱溟向来为人孤傲,不识时务,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建国后仍本性不改,因而便有了在国务会议上顶撞毛泽东的事情发生。再到后来“四凶”横行,要“批林批孔”,慕名找上门来,希望他老先生披挂上阵做一枪手。你听他说啥?批林可以,批孔不行。于是人家硬要他讲,他便讲《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评价孔子?》,批评少赞扬多,气得人家干瞪眼。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不仅因为他首先站出来为孔子学说进行辩护,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文化思想体系,而且还在于他笃言笃行,行其所信,至死不变。他一生特立独行,不随流俗,既使面临险境亦不易其操,这是真儒的品格。此举两例以资证明。
  一是关于他的思想。梁漱溟从不掩饰他想些什么,他说的,他写的,也就是他想的,而不管别人怎么看。1941年圣诞节,日本袭击香港,滞留香港的梁漱溟装成渔夫,九死一生地脱离虎口,在安全抵达广西后,他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这一番话,连他的密友熊十力在内的评论人均不以为然,认为疯狂之极,而梁漱溟则回答友人道:“狂则有之,疯则未也。”这便是梁漱溟的真。他曾自述,“夸大与执拗”这两点似乎是他生命中的要素,最多也就是从他的长处而来的流弊而已。这话也只有梁漱溟敢说,才有资格说。
  二是关于生活。梁漱溟说他信奉佛教,他吃素,但他也结婚,把结婚看作儒家生活方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1921年冬,梁漱溟娶了一个朋友的妻妹,婚姻的开始显然缺少浪漫色彩,所以梁漱溟后来从不讳言他对其他女性的向往。但后来岁月似乎使琴瑟合鸣起来。而正当一个先结婚后恋爱的故事演绎到快要接近高潮时,1934年,他的这一位夫人竟撒手而去。夫人去后的第三天,梁漱溟作了一篇至为委婉而颇多自责的长悼文,后来又写了一首平淡而哀婉的诗,很有点像是庄老夫子夫人去世时的鼓盆而歌。诗是这样写的:
  我和她结婚多年,
  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齐家”之时不忘“治国”,连夫人去世时也是如此,这又是梁漱溟的本色。当时梁漱溟决心不续娶,全身心地对付大局问题,为社会服务。
  但当神秘的爱情再次光顾梁漱溟的心里时,梁漱溟并没有像假道学那样虚伪地拒绝。1943年夏,梁漱溟在广西桂林偶然遇到了比他小6岁的陈淑芬女士,并深深地爱上了她。梁漱溟的爱情成为广西全省的著名新闻,桂林的报纸以幽默的语调大量地报道了这段颇具浪漫情调的恋情。“究竟谁追求谁?”这是穿梭于陈女士和梁先生之间的记者们关注的焦点。而陈女士毫不掩饰她俘获梁漱溟的兴奋。“是他深深地感动了我”,“敲开了我的心灵的大门”,她这样说。当时桂林满城风传梁漱溟在留胡子,以便在他的爱人面前显得更像男子汉。梁漱溟则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梁漱溟的朋友们也对此事大肆渲染,他们逗趣说:“梁漱溟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耀。”
  一生行事不同俗流的梁漱溟,恋爱结婚却与普通人无所区别。在婚礼上,梁漱溟还给来宾唱了一段“黄天霸”。一段唱完,他便挽着新娘,对来宾说了句道白“我去也”,兴冲冲地走了。
  梁漱溟一生风雨如晦,嫉恶如仇,多遭当局嫌恶,却能以九十高寿方才驾鹤西游,命也?运也?抑或是他修身养性达到炉火纯青以至刀枪不入?
  

3。哲学狂者——熊十力(1)
1968年5月23日,“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在上海,有一位85岁的老人悄然辞世。他就是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熊十力的去世,对当时狂热而浮燥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几乎没有一点儿影响,更无所谓什么震动,但在海外却掀起了悼念的热潮。港台的学者甚至称熊十力的去世“是中国文化长城的崩坏”。当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由同样85岁的汉密尔顿()博士为他撰写小传,称熊十力是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佛学、儒家与西方三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岗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他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晚年号黄岗逸翁、漆园老人,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蒙尘最厚、最不为人所知的哲学家之一。
  熊十力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11岁丧父,曾以牧羊、卖咸鱼、耕地为生,但无论怎样贫苦,他都随兄读书不辍,小小年纪,即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信。他曾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他读书读到陈白沙之“禽兽说”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这一顿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腐败,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自警,因深受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著作和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论述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投笔从戎,参加湖北新军。此间,他先后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参与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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